在戴冰的写作中，音乐和博尔赫斯是两个长期存在的主题，它们多次出现，被反复不断地涉及。这两者其实都与时间相关，前者是依赖时间而存在的艺术形式，后者则是写尽时间之诡异的文学巨擘。但时间在本质上却是虚幻的，它视之不见，抟之不得，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既不可能增加，也从来不会损耗，在意识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无迹可寻，尽管对每一个暂存于世的个体生命来说，它几乎就是唯一的现实。所以时间会成为人类焦虑的根源、思索的根源、想象的根源。博尔赫斯就说过动物永生，只有人类会死，因为只有人才会清晰地意识到死亡的存在。我觉得这也许是一切宗教、哲学、神话、文学、艺术生发的因由和共同的指归，借用卢克莱修的假设，是从存在的边缘向虚无之域投去的长矛。
　　从第一篇小说开始，戴冰就对语言的现场感表现出
　　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写作成为加热词语的过程，直到它们获得能量，足以绷紧一组连续不断的意象，召唤起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现场。除了年轻气盛之外，还包含着他从事写作最初的理由：他真正的迷恋其实是一种髙度亢奋的状态，写作只是使他进入这种状态的媒介。在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摇滚音乐的文化立场和浓烈的现场氛围符合他的期待，他要做的就是通过写作重返现场，这个阶段的状态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戴冰的第二本小说集忽然不见了摇滚的山呼海啸，反而代之以幽居离群的书斋写作，和以前一时期的作品产生巨大反差。这是博尔赫斯代替摇滚成为戴冰的第二个写作场域，借此，他再次进入令自己兴奋不已的髙纯度的精神状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戴冰是个幸福的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他都及时地把自己的写作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也许只有将自己的
　　生命欲求和某件具体的事情结合起来的人，才有可能避免失之交臂的遗憾。博尔赫斯之于戴冰，意义重大，他像当年痴迷摇滚那样，一股脑钻进去，一晃就是十几年。
　　戴冰在新作《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付梓之前曾邀我作序，我在电话中说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写作者对另一位作家的读解和追随，所有的文字应该在两者之间展开，就像阅读本身，是封闭在读者与书籍之间的行为，应保持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加入其他人的序胃，會破坏这本书应该有的气氛。戴冰觉得有道理，只增补了一篇后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我其实是不想让一篇并不髙明的序文厕身于复杂玄奥的文学迷宫与眼光独到的探寻者之间，然后承受芒刺在背的感觉，那是不智的。说起来我对博尔赫斯那点有限的阅读，还是从戴冰的推荐开始的。一九九六年春节聚会，戴冰和我聊起一位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作家，欢喜赞叹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尚不知道博尔赫斯何许人也，过了几天戴冰就买了一套《博尔赫斯文集》送我，价格六十五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后来才知道戴冰已经买过好几套送人了，可见他对博尔赫斯热爱之深，希望与人分享的愿望之切。
　　初读博尔赫斯，觉得震撼莫名，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定义这样一位风格卓异的文体家、匪夷所思的意念大师、立地成佛的顿悟者。在博尔赫斯巨大的写作天赋面前，读者显得多么渺小；他将小说、文论、诗歌、随笔包裹在既复杂多元又浑然一体的叙事笔调之中，文体的边界化为无形，那些信手拈来的惊人之语是我们最珍贵的谈资，比如只要歉疚还在，罪孽就依然存在；比如每一代作家都创造了自己的先驱；比如谈到瓦莱里时，说他是无限敏捷，同时又是无限踌躇的象征。重复这些妙语，是我们热爱他的方式。博尔赫斯说：一个作者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音调，一本书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的声音。正是这样，博尔赫斯的声音通过书本直达读者心中，让我们窥见语言的大教堂，见识作家的魅力、写作的魅力。我喜欢的日本木刻家栋方志功谈及版画的至境之时说了“幽玄”二字，在我看来，最接近这个境界的西方作家无疑是博尔赫斯，他时而像繁星密布的秋空，辉映着磷质的光芒；时而像没入暗影的斑斓猛虎，散布出隐隐的不安，让野草轻摇，篝火跳动；或者就如同我们在某个夜里听见奇异的声响，完全可能产生不止一种解释。
　　一九六八年，博尔赫斯在哈佛大学演讲“诗艺”时，曾说到受困于当代环境的作家不可能像中古时期的人那样去理解古代作品，“我们很想确切得知荷马写下‘暗酒色的大海’时，他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并预言总有一天人们不会在乎历史事件，只关心美的事物本身。我实在不愿意用“唯美主义”这四个字和博尔赫斯联系起来，对他来说这个词显得太过粗陋。但是一句“在写作中尝试了宗教哲学的可能性”，或者再强调一遍这位失明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前任馆长的渊博学识，同样无法成为博尔赫斯打动我的真正缘由。我认为博尔赫斯作品中涉及的全部知识总有一天会被研究者们逐一厘清并公诸天下，其小说写作的全部手法会变成文科教材中的某个章节，他的语气、腔调乃至思维模式会成为人们不再感到新鲜的罐装食品。但博尔赫斯文学之美仍然是无法拆解、动人心魄和难以靠近的，正如同荷马写下“暗酒色的大海”或“世纪如落叶”之时，在我们心中激荡起恒久不变的波澜。一切艺术中最真实的奥秘都非肉眼可以看见，只能为心灵所捕捉，这才是决定性的，只有触及奥秘的作品才能在宇宙之中找到精确的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时间，慰藉我们与生倶来的对消失的恐惧。
　　有一种观点认为短篇小说实际上只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契诃夫式的，一种是博尔赫斯式的，其余的写法不过是两者之间程度不同的中和而已。作为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早已成为无需聒噪的原典，而博尔赫斯仍然是个有巨大诠释空间的话题。契诃夫是白昼的真实，博尔赫斯则是夜晚的谵妄；契诃夫和光同尘，博尔赫斯孤冷髙绝。只不过对中国文学界而言，契诃夫是已经冷却的岩石，早就构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而博尔赫斯仍然是流动的岩浆，还在创造新的可能。
　　《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在内容构成上颇有意味，是由两个既可视为无关又在事实上相联的系列组成，即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其中大都是博尔赫斯作品的阅读随笔，另有几篇则是多年前因其作品影响而创作的小说。”这种构成，清晰地呈现出戴冰对博尔赫斯的观照就如同一个钟摆，一面激发自己新的创作可能，一面又力图通过冷静的分析接近博尔赫斯写作的真相；一面是虚构的冲动，一面是求证的努力，两者并置起来让我们看见了一种连贯的语言与思维的流动，在感性的延宕与表述的准确性之间，语言寻找到一种自洽（self-consistent）的状态。
　　我注意到后记中“多年前因其作品影响而创作的小说”这句话。据我所知，二○○○年之后，戴冰的小说没有再沿着当年的“博氏风格”继续，而是再一次大幅转向——但对博尔赫斯的阅读及分析却始终持续，直到本书出版的前半年。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岩浆冷却的过程，从地表的翻腾渐渐没入地下，结晶成一些轮廓清晰、质地坚硬的原矿。当我读完最后一篇《神道中的命运》时，我觉得戴冰就博尔赫斯而言不会再有话说。表面上戴冰从神秘主义教义出发分析了博尔赫斯几种宗教小说产生的背景，实际上我看到的是他对博尔赫斯完成了一种契诃夫式的还原，还原了一个具体的人一生中悲凉命运的全部含义，作为作家的博尔赫斯试图通过消弭一切存在之物来安慰作为盲人的博尔赫斯接受命中注定的黑暗。就如同戴冰所言，是发生在一个人精神层面上“最深刻、最苍凉、最不可思议的悲剧”。戴冰的博尔赫斯之旅，开始于惊艳其文本的瑰丽，结束于体味其命运的悲凉，也许现实的痛苦才是虚构真正的来源，而这本阅读随笔则像是戴冰为博尔赫斯手制的一座黑色祭坛，其材料是他与博尔赫斯的文本一起消磨的那些生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