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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结的《舂陵行》虽非上乘之作，却为杜甫盛赞，原因在于该诗的政治理想为二人所共有。安史之乱前，元、杜经历颇为相似，安史之乱后大相迥异，“致君尧舜”对晚年杜甫来说遥不可及。元结和杜甫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文儒中一对颇有意味的比照，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转折时期文儒的典型思想和共同命运。
关键词：舂陵行；致君尧舜；文儒；愚者情怀
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唐王朝的盛衰巨变，对当时文学的影响颇为巨大。不少诗人在诗作中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思考，而其诗歌内容、风格和理论主张等也明显反映了时代特征。有“诗史”之称的杜甫（712—770）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杜甫与时代的关系长期以来也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对于最受杜甫称道的同时代诗人之一的元结（719—772），研究却颇为不足。笔者认为，元结和杜甫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文儒中的一对颇有意味的比照：他们均出身于儒学之家，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均成长在开元全盛之日，在青壮年时期亲历过唐王朝的强盛繁荣；同于天宝六年（747）应玄宗制科，共同经历了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又在天宝九载（750）均为玄宗举行三大礼而献诗赋，而后他们又都经历了整个安史之乱。安史乱起，元结以“儒生预戎事”{1}开始了戎马倥偬的为官生涯，杜甫则几经浮沉颠沛潦倒，境遇迥然有异；然而战乱后杜甫读到元结的《舂陵行》与《贼退后示官吏作》两首诗，感慨作《同元使君舂陵行》相和，给元诗以“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的崇高评价，可见二人此时仍同气相求精神相通。元结和杜甫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两位重要见证者，他们的诗文反映出了盛唐向中唐转折时期的典型的文儒思想，而他们看似不同的人生道路却代表了盛世衰落中文儒的共同命运。因此，如果将元结与杜甫作一个比照研究，或可从一个新的视点进一步理解这两位诗人以及他们的时代，本文想就此作一个粗浅的尝试。
一、天宝六载的长安：“致君尧舜”的共同理想与不同的人生选择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盛唐的衰落却从开元末期就初露端倪。开元二十四年（72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大权独揽，用人制度改变，清明的政治体系逐渐瓦解。而进入天宝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朝经济负担加重等，进一步显露出衰败之兆。天宝六年，李林甫杖杀李邕、左相李适之“避位让贤”，大儒房琯“贬宜春太守”等一系列事件，{2}都显示了李林甫之严酷和对文儒打击的加强，崇儒兴学的风气进一步被“吏道”取代，“文学士”的仕进之途更为艰难。也是这一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士，命通一艺者皆诣长安，元结和杜甫均应诏入试，而李林甫对应试者一人不取。元结的《喻友》一文对此有详述。③
元结和杜甫都是抱着宏大的理想抱负来参加这次应试的，元结参加应试以“为王者师”自许，希望君主能够“与之权位”，做社稷之臣。杜甫应试的初衷就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希望通过这场应试一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
“致君尧舜上”不仅是杜甫，也是盛唐到中唐文儒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同时代的不少文儒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1}元结在诗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政治蓝图。天宝六年元结“以文辞待制阙下”（《二风诗序》）作《二风诗》十首，其中“治风诗”五篇，“乱风诗”五篇，从君主德行来探讨王朝兴衰治乱的根源，希望以上古帝王的理乱之道来表达讽谏之意。《二风诗》第一篇《至仁篇》歌颂的是尧帝，第二篇《至慈篇》歌颂的是舜帝，可见元结也以“尧舜”作为君主的最高准则。而这种对“帝王理乱之道”的孜孜探求，就是为了达到“系古人规讽之流”的目的，即规讽当世的统治者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致君尧舜”。元结与杜甫应制科时的理想抱负惊人相似，这归根结蒂是出于他们共同的儒者本色。对杜甫的儒学渊源学界已有充分研究，至于元结，《新唐书》元结本传记载其祖亨的言论云：“我承王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2}且元结“十七始知书，乃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③其儒学渊源也颇为深厚。因为元德秀本人就是一位儒家卓行的代表者，也是开元天宝年间（713-756）被士人们极力推崇的文儒。{4}由于元结与杜甫“致君尧舜”这一共同理想，他们后来都十分重视乐府诗“匡君”的功能，杜甫的新题乐府中有不少就是直接诟病君主的失德和政治的缺失的，而元结从最早的作品——天宝五年（746）的《闵荒诗》就已有“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5}这样的表达，体现了以文学“匡君”的自觉。天宝十载（751）元结的《系乐府十二首》序中更强调乐府“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6}的政治功能，认为向上直接感讽君主就是乐府诗的职能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以后杜甫读到元结的《舂陵行》，对其“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大加赞赏，而笔者认为这一赞语主要是指《舂陵行》具备美刺讽喻的政治职能，能起到匡正君主、“致君尧舜”的作用。{7}应该说，元结和杜甫在文学主张上的相近、在文学创作上的互相激赏，都源于他们有共同政治理想这一深厚的思想基础。
然而，元结和杜甫“致君尧舜”的壮志却因李林甫专权而破灭。本来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次科举考试都必有大批人难以遂愿，但盛唐文人哪怕时运不济，也大多相信自己“幸逢休明代”（王昌龄《代扶风主人答》），在“幸逢明君多招引，高山大泽征求尽”（高适《留别郑三韦九兼寄洛下诸公》）的重才尊学的开明制度下，盛唐文人大多有“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的自信和踊跃。然而天宝六年这次制科一人不取的结局，却意味着从此在李林甫的控制下“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8}，对所有渴望以文学晋身仕途的文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元结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喻友》中对李林甫的险恶用心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在文末还说“因喻乡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编为《喻友》”，直点当权者李林甫之名，颇有胆识。在腐败不可为的政治条件下，元结提出了“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的处世原则，认为儒者即使身处困厄也该做到“贱能守分，不苟求取”，不能为苟求富贵而有失儒者之本分。和元结有共同遭际的杜甫虽也激愤不平，却在诗文中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温柔敦厚的叙述方式，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云“见知真自幼，谋拙愧诸昆。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只怨自己“谋拙”以及“时已晚”；在《进三大赋表》中更是只言己之愚顽，不臧否当权者之是非：“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俊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1}直到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杜甫才第一次对此事加以正面揭露和抨击，称“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杜甫的温厚和元结的激烈之迥异，固然与性格和处境等因素有关，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二人对时局看法的差异。元结从这场闹剧中看透了政治的黑暗，作好了“将东归”的打算，从其《二风诗序》“天宝丁亥中……会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于是归于州里”等自述来看，他也确实马上离开了长安。相反，杜甫却正是元结《喻友》所要劝诫的“欲留长安，依托时权，徘徊相谋”的这一批人。虽然杜甫在愤激之中也有过归去之思：“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也故作洒脱地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还在怀念李白时说出了“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冬日怀李白》）的怅恨，却终究出于“一饭不忘君恩”的赤诚之心和“常拟报一饭”的报国之忱而不忍离去。杜甫对君主有深厚的犬马恋主之情，天宝十四载（755）离开长安时仍称“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晚年念念不忘的也是“致君尧舜付公等”，“致君尧舜”的信念终其一生。应该说，唐玄宗统治前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儒家的理想政治，这给了杜甫很大的幻想，认为天宝虽然开始衰败，但玄宗只要重用自己这样的文儒之士，仍有重新成为“尧舜君”的可能，这是杜甫终生坚持的信念。然而，元结在《喻友》中所预言的继续滞留长安就将面对的“随逐驽骀，入栈枥中，食下（ 藖 ），为人后骑负皂隶受鞭策”的种种干谒屈辱，都在杜甫长安十年的“独耻事干谒”中得到了一一印证：“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冷遇轻薄，“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示从孙济》）的求告无门，或为“尚邱园洁白之士”的元结所不取。杜甫对自己的长安十年也不是没有悔恨，在回忆中称“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杜甫这一时期的诗中多次提及“时将晚”、“时已晚”，实际上也清醒认识到不遇于时的命运，却仍难舍弃振时济世之宏志。
杜甫和元结的两种人生选择，都说明在天宝六年的应制科考试的闹剧后，长安已经不再是文儒士人的圣地，那曾“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长安把满怀抱负的杜甫和元结阻挡在仕途之外，无论他们是屈辱干谒还是愤然离去，文儒们在这个衰落的时代只有失望和碰壁。
二、天宝九载之后：短暂礼乐盛会和共同的愚者情怀
元结天宝六年离开长安、“归于州里”后，到天宝九年（750）“习静于商馀山”正式开始隐居，中间有三年的活动不甚明晰。据笔者所见可确定系年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似也仅有《丐论》一文：“天宝戊子中，元子游长安”，天宝戊子为天宝七年（748），说明元结在天宝六年离开长安后，又上长安游历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元结天宝六年后并未隐居，甚至再上长安，而到了天宝九年却隐居山林了呢？笔者认为这或许和天宝九年到天宝十年（751）“国家有事于郊庙”、玄宗举行三大礼有关。
唐制，天子亲享太清宫、太庙，合祭天地于南郊，谓之三大礼。《新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载正月壬辰，朝献于太清宫。癸巳，朝享于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2}玄宗举行“三大礼”在天宝十载正月，但有关郊祀内容的讨论及确定却在天宝九年。《唐会要》记载：“(天宝)九载六月六日，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汉后为三恪。”③这是玄宗朝在天宝年间的一件大事，虽然表面上看只是在郊祀中表示尊敬殷、周、汉三代，并废除以北魏、隋、周之后代为三恪的惯例，但在礼乐衰微、吏能当道的时代，它却透露出国家追复纯古、重倡礼乐的政治动向。文儒们也因此受到极大鼓舞，认为这是玄宗再次崇儒尊学、以礼乐治世的一大标志。杜甫就曾说过：“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1}，喜悦之情可见。有学者考证，杜甫作三大礼赋“投延恩匦以献”的时间当在天宝九年。{2}
学界对杜甫献三大礼赋已有不少研究，却很少讨论元结可能作于同时的《补乐歌》。笔者推测，天宝六年愤然离开长安的元结，亦或从天宝九年的政治变化中受到感召，也和杜甫一样为玄宗举行三大礼而献辞。关于《补乐歌》的写作时间元结自己没有说明，孙望先生的《元次山年谱》也未对其系年，聂文郁《元结诗解》认为《补乐歌》是元结“早期的作品”③；葛晓音先生进一步推断说：“天宝九载，因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经公卿集议，玄宗乃命求殷、周、汉之后代为三恪，……其（元结）所补太古乐歌当也是为此事而作。”{4}笔者也认为，元结在诗序中明言此诗乃是为了配合“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5}的需要，而在元结的创作生涯中“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这样的大型国家祭祀似仅天宝九年到天宝十年这一次，因此作于天宝九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补乐歌》诗序中元结提出：“自伏羲氏至于殷氏，凡十代，乐歌有其名，亡其辞。考之传记，义或存焉”，从伏羲到殷的这十个王朝的乐歌，实际上只有《周礼》等文献中还存有关于其歌名和要义的记载，所以元结感叹：“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而元结要在这些太古的乐歌“古音”和“古辞”两者皆不存的情况下“采其名义以补之”，以便在“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等这些盛大的祭礼的场合中，弥补“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的缺憾。元结作《补乐歌》主要是力图恢复太古之辞：“诚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岂几乎司乐君子道和焉尔。”他希望以“有纯古之声”的古辞和司乐君子的“古音”相合，以形成太古的祭祀乐歌，从这里也可窥出这组作品的政治使命。这组诗“乐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义以序之，命曰《补乐歌》”，所补之歌分别是伏羲的《网罟》、神农的《丰年》、黄帝的《云门》、少昊的《九渊》、颛顼的《五茎》、高辛的《六英》、帝尧的《咸池》、帝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和成汤的《大濩》。其中伏羲、神农和黄帝这三皇只在孔安国的《尚书序》中有记载，《史记》中没有专章记述。《史记》中有《五帝本纪》，记载了少昊、颛顼、辛、唐、虞之事。《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濩、大武”，郑玄的《周礼注》解释了这些乐之所属。而元结只是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来完成他补乐的工作。不难推测，这项补上古之亡佚乐歌、追复纯古的工作，和天宝九载统治阶层提倡“国家宜承周汉”以及玄宗之求殷、周、汉之后代为三恪的主张应该有直接的关系，且很有可能和杜甫的《三大礼赋》一样，就是特意为玄宗的三大礼而专门创作的，体现了文儒以礼乐雅颂求仕的愿望和以礼乐治世的理想。
不过，无论是元结还是杜甫又都未能在这次献辞中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次献赋虽然给了杜甫“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荣耀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的毕生回忆，以及“宰相试文”{6}的机会，然而宰相李林甫当然不会将机会给予曾在“野无遗贤”的闹剧中落选的杜甫，统治者也并不真心重视这些文学士们的礼乐治世之论。这次待制集贤院仍是不了了之，到天宝十四载杜甫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杜甫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在盛唐衰落中“儒术诚难起”（《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事实。在天宝年间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中，这一次短暂的礼乐盛会，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复古崇儒的姿态。而且天宝十二载（753），唐王朝复以元魏为三恪，北周、隋为二王后，说明初盛唐礼乐盛世难以为继，统治者对恢复礼乐丧失了信心，而杜甫和元结的致君尧舜、复兴礼乐的满腔希望也终成幻梦。
元结在诗文中只字不提玄宗三大礼以及献辞的事，但如果把天宝九年后元结突然隐居的原因归于这次献辞以及献辞后的失望，笔者认为也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元结隐居商馀山后作《自述三篇》，其中《述时》一文里特别批评了虚伪的礼乐带给国家的负面影响：“况世贵之士、博学君子，其文学声望，安得不显闻于当时也哉？故冠冕之士倾当时大利，轩车之士富当时大农。由此知官不胜人，逸于司领。使秩次不能损，又休罢以抑之，尚骈肩累趾，受任不暇。”{1}在一片礼乐昌明的外表之下，朝廷的经济负担实际上加重了，官僚体制也过于庞大耗财且华而不实，这正是大兴礼乐带来的一些负面的问题。元结接着说“予愚愚者，亦尝预焉”，意思是我这样的“愚者”，也曾经试图进入这样的官僚体制中，这句话似乎暗含了元结对自己以礼乐求仕之行为的否定和反省。由于该文写在天宝九年，笔者认为或许元结在献补乐歌后，看透了复倡礼乐的徒有其表，因而特别批评了文学之士所崇尚的礼法。元结在这样的时代“日觉抵塞厌于无用”，进而“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蕴纯，周周仲仲，惠然全真，上全忠孝，下尽仁信，内顺元化，外娭太和足矣”。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符合忠、孝、仁、信等儒家之古道，而不是只从形式上对礼乐祭祀的复古、将礼乐浮华化。所以他最后说：“鄙语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复何疑？”{2}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和时代社会格格不入、又不能变心以从俗的愚者。
元结的古文中多次提到过“愚”，“愚者”，多以愚者自比，如《自述三篇》序“吾岂隐者邪？愚者也。穷而然尔”③，《元谟》中也假想出一位“以昏愚闻”的“纯公”代表其理想的人格。那么“愚”究竟指什么呢？《论语·先进》中孔子评价几个弟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据朱熹的《论语集注》：“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余”。虽然朱熹注比元结时代晚，但也可见儒家对“愚”的一般解释即聪慧不足而敦厚有余。另外《论语·阳货》中还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愚”也有固执倔强、不肯改变之意。《阳货》篇中还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之说，愚又和“直”相关。元结以“愚者”自称，正是强调自己固执愚顽不知变通、不肯改变坚守的大道以从俗的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天宝九年后再次失望的杜甫，也开始在诗文中和元结一样以“愚”自比。《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里杜甫深感“儒”的无用：“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天宝十四载杜甫在离开长安时写下了对自己滞留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说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说自己怀抱像儒家的股肱之臣稷与契那样用世的愿望，但是在“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的时代，这样的“许身”就显得是固执不知变通的“愚”。乾元二年（759）作的《发同谷县》亦云：“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以“愚人”自称在天宝九年以前的作品中似未出现过。另有《狂歌行·赠四兄》“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切功名好权势”，对“愚”具体解释为“切功名好权势”，固然是自谦之语，却也说明了“愚”的执著进取、不知保身求退的内涵。杜甫不能“将富贵等浮云”，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实现个人功名和解决生存之道，但更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宏大的济世理想，终其一生难舍难弃。杜甫无论是在干谒的长安十年，还是在被迫辞官后的漂泊时期，都始终未改济世之志，临终前所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还是一个“愚直”。
元结和杜甫在认清了儒术不行的时代本质和壮志难酬的个人命运之后，不约而同地以“愚”自比，抱有相通的愚者情怀。他们的“愚”，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所恪守的道是至大无边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4}，即使不合于时、不用于世，也宁可守“愚”、甘愿许身于“愚”。这种“愚”就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宏毅精神之表现。
三、安史之乱后：《同元使君舂陵行》的神交相知
关于杜甫对元结《舂陵行》之赞语的具体内涵及其文学意义，笔者有另文论述，{5}这里拟从元结和杜甫安史之乱后的活动入手，考察二人以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为交点的精神联系。
元结和杜甫二人为同乡，元结郡望河南，又在鲁山师从元德秀，杜甫的老家为河南巩县，两地相距不远。且二者在天宝六年和天宝九年都有过共同的政治活动。元结和杜甫的交游关系也有重合，比如苏源明，元结是在乾元二年（759）由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后，应肃宗之召前往京师任右金吾兵曹参军的，而杜甫与苏源明相善则在《新唐书·苏源明传》中有记载，且苏源明死后杜甫有不少追怀之作，如《怀旧》“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等，都表现出与苏源明的深厚友谊。再如孟云卿，元结将其诗作选入《箧中集》，元结的作品中也有《送孟校书往南海》一诗，可见二者私交甚笃。孟云卿也是杜甫担任左拾遗以来的友人，相互有大量诗作赠答，交往密切。日本学者伊藤正文先生推测杜甫很有可能是通过孟云卿读到元结诗的{1}，不无道理。不过，尽管元结和杜甫有许多交点，但二者似乎并没有直接会过面。至少在元结和杜甫现存的诗歌中，看不出二者相识和交往的痕迹。能说明二者在精神上相交的就是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
元结的《舂陵行》写于广德二年（764）道州刺史任上，而杜甫读到这首诗并作《同元使君舂陵行》相和则是在大历二年（767），相隔三年，可推测二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且杜甫在诗序里又特意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更说明杜甫读了元诗以后也并未和元结有书信来往。但是在精神上杜甫却对元结的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云：“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2}从“不意复见”和“感而有诗”不难想见杜甫读到元诗时的兴奋。在诗歌正文中，杜甫除了对《舂陵行》以及《贼退示官吏》两诗给了高度的评价之外，还说到自己当时的处境。诗歌开头云：“遭乱发尽白，转衰病相婴。沉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结尾则说“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淡字欹倾。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③对元结不遗余力的赞美跟自伤身世的喟叹结合在一起，使得这首诗的情绪忽而激动昂扬，忽而沉郁伤感，呈现出复杂的内容。
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相比，诗歌中涉及对同代诗人评论的内容较多，但是极少对某一篇具体的作品进行评论。而把个人经历和作品批评相结合的和诗，似乎只有《同元使君舂陵行》一首。也就是说，元结《舂陵行》不仅让杜甫惊叹称奇，更引起了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无疑，杜甫不吝赞美固然是因为从元结《舂陵行》的“比兴体制”和“微婉顿挫之辞”中看到了与自己一致的文学主张；但更重要的原因，笔者推测，是元结的人生道路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杜甫本人毕生追求却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杜甫一面为以元结为代表的“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的官员写出这样具有讽谏精神的诗歌而欣慰和兴奋，另一方面也难免和元结两相对照，为自己的衰老、贫病和漂泊而满心感慨，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而伤怀。元结自从乾元二年（759）入仕以来，历任右金吾兵曹参军、监察御史并节度参谋、水部员外郎、著作郎、写作《舂陵行》时为道州刺史，在戎马倥偬、建功立业的同时，又保持了仁政爱民、勇于讽谏的儒者风范，一定程度上可谓实现了政治抱负。而杜甫在天宝十四年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与元结最初的“右金吾兵曹参军”相类，但安史之乱身陷贼中，从长安逃到凤翔行在，授官左拾遗，却因为房琯辩护而牵连罢官，流寓无定。后来虽然由严武推荐任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又因政治斗争和严武的死去而辞官，此后疾病缠身，仕进无望，读到元结的《舂陵行》是其居于夔州之时。此时杜甫是“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虽然对“朝廷”片刻未忘，但以当时日益衰落的身体、颠沛流离的生活、脱离了官僚体制的孤独无依的状态，要想像元结那样“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也几无可能。可以说，元结所做的是杜甫终其一生想做但未能做到、也可能再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杜甫在“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摇落》）的大历二年读到元结这首《舂陵行》，又怎能不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呢。
另外，杜甫大量忧国忧民的新题乐府和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主要写在他政治理想高涨的长安时期和安史乱初，漂泊西南后他更多地感到的是“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抒发内心的作品偏多，较少反映自己之外的世界。因此，当杜甫读到“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的《舂陵行》以及《贼退示官吏》后，“致君唐虞际”的早年壮志又重新被唤起。他和元结从少壮时代起就抱有同样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经过了半生挫折之后虽然不曾忘怀，但是在飘泊无依、贫病交加的生活重压下已经变得非常渺茫，自己的诗歌也渐渐淡化了政治讽谏职能。然而元结的《舂陵行》却让杜甫感觉到了久违的熟悉，那“知民疾苦”的仁者爱人之心，那“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中的讽谏精神，都是杜甫的诗中曾经大量出现过，却已时隔经年的。特别是《舂陵行》中元结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对朝廷的统治政策提出直接的批评，并借百姓之口说出“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这样大胆的怨声，要求皇帝免除赋税、实施善政，实际上就是对“致君尧舜”这一政治主张的身体力行。萧涤非先生解释杜甫“致君尧舜”的含义云：“什么是‘致君’，那就是变坏皇帝为好皇帝，干涉皇帝的暴行。”{1}此时的杜甫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很难创作出“干涉皇帝的暴行”的诗篇，而《舂陵行》却充分反映了元结“变坏皇帝为好皇帝”的执着无畏的坚持和努力。因此杜甫充分肯定了《舂陵行》“致君唐虞际”的内容，而“不意复见”的评语，不仅是对元结作品的珍贵性、稀少性的极高赞赏，更包含了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反省和沉思。或者说，“不意复见”就是杜甫对自己早年的政治抱负和文学观的一种重新唤起和发现。伊藤正文先生推测，杜甫的夔州时期又集中出现了《缚鸡行》、《折槛行》、《负薪行》、《最能行》、《岁晚行》等关注现实民生的一系列作品，或许是读到元结《舂陵行》后深受触动的产物，{2}应该说是解释得通的。
同时，笔者还想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杜甫的诗序里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诗歌正文中又说“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这里的“知我者”、“知者”显然都不是指元结，可能就是伊藤先生指出的作为二者共同友人的孟云卿。杜甫虽然感到了与元结的精神共鸣，并且不吝给元结以恳切真挚、热情洋溢的赞赏，却不愿意将这首和诗寄给元结，从中多少能体察出杜甫对元结的复杂心态。敏感的杜甫也许看到了自己和元结的差异，认为顺利进入了仕途的元结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穷愁失意，或者自己的和诗中所表现的贫病潦倒的状态不愿意为元结所见。元结比杜甫年少七岁，进入仕途的时间也晚于杜甫，且最初又是同样从参军这样的小官职做起。但安史之乱中元结的戎马倥偬和杜甫的潦倒不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有共同的理想，但杜甫读到《舂陵行》时百味杂陈的身世之感又怎是元结所能体会得到的。所以杜甫说，这首和诗的“危苦词”只有“知我者”才能懂得，因此“不必寄元”。这其中或许有对自身命运不济的“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遗憾，也或许有面对仕途顺利的元结的“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的失意和自伤。虽然如此，杜甫仍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参照杜甫晚年诗作中的名句“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一起来看，杜甫以一颗博大深厚的拳拳之心，将个人的失意和落寞化为更高远的寄托，他心中装着对天下少安的期待和致君尧舜的执著，虽然自己穷病潦倒，实现不了理想，但仍要将这份重大深远的期待付予包括元结在内的同道者们，这就是杜甫的伟大的信念。
杜甫和元结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两个重要的文儒代表，他们思想上的相似性和人生遭际的差异性都是时代的产物，也代表了时代转折中两种典型的文儒命运。他们思想轨迹和人生轨迹或平行，或相交，都可以引发我们对时代和对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命运作更多更深的思考。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对他们作出这种比照的意味之所在。
【责任编辑郑慧霞】
关键词：舂陵行；致君尧舜；文儒；愚者情怀
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唐王朝的盛衰巨变，对当时文学的影响颇为巨大。不少诗人在诗作中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思考，而其诗歌内容、风格和理论主张等也明显反映了时代特征。有“诗史”之称的杜甫（712—770）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杜甫与时代的关系长期以来也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对于最受杜甫称道的同时代诗人之一的元结（719—772），研究却颇为不足。笔者认为，元结和杜甫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文儒中的一对颇有意味的比照：他们均出身于儒学之家，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均成长在开元全盛之日，在青壮年时期亲历过唐王朝的强盛繁荣；同于天宝六年（747）应玄宗制科，共同经历了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又在天宝九载（750）均为玄宗举行三大礼而献诗赋，而后他们又都经历了整个安史之乱。安史乱起，元结以“儒生预戎事”{1}开始了戎马倥偬的为官生涯，杜甫则几经浮沉颠沛潦倒，境遇迥然有异；然而战乱后杜甫读到元结的《舂陵行》与《贼退后示官吏作》两首诗，感慨作《同元使君舂陵行》相和，给元诗以“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的崇高评价，可见二人此时仍同气相求精神相通。元结和杜甫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两位重要见证者，他们的诗文反映出了盛唐向中唐转折时期的典型的文儒思想，而他们看似不同的人生道路却代表了盛世衰落中文儒的共同命运。因此，如果将元结与杜甫作一个比照研究，或可从一个新的视点进一步理解这两位诗人以及他们的时代，本文想就此作一个粗浅的尝试。
一、天宝六载的长安：“致君尧舜”的共同理想与不同的人生选择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盛唐的衰落却从开元末期就初露端倪。开元二十四年（72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大权独揽，用人制度改变，清明的政治体系逐渐瓦解。而进入天宝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朝经济负担加重等，进一步显露出衰败之兆。天宝六年，李林甫杖杀李邕、左相李适之“避位让贤”，大儒房琯“贬宜春太守”等一系列事件，{2}都显示了李林甫之严酷和对文儒打击的加强，崇儒兴学的风气进一步被“吏道”取代，“文学士”的仕进之途更为艰难。也是这一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士，命通一艺者皆诣长安，元结和杜甫均应诏入试，而李林甫对应试者一人不取。元结的《喻友》一文对此有详述。③
元结和杜甫都是抱着宏大的理想抱负来参加这次应试的，元结参加应试以“为王者师”自许，希望君主能够“与之权位”，做社稷之臣。杜甫应试的初衷就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希望通过这场应试一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
“致君尧舜上”不仅是杜甫，也是盛唐到中唐文儒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同时代的不少文儒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1}元结在诗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政治蓝图。天宝六年元结“以文辞待制阙下”（《二风诗序》）作《二风诗》十首，其中“治风诗”五篇，“乱风诗”五篇，从君主德行来探讨王朝兴衰治乱的根源，希望以上古帝王的理乱之道来表达讽谏之意。《二风诗》第一篇《至仁篇》歌颂的是尧帝，第二篇《至慈篇》歌颂的是舜帝，可见元结也以“尧舜”作为君主的最高准则。而这种对“帝王理乱之道”的孜孜探求，就是为了达到“系古人规讽之流”的目的，即规讽当世的统治者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致君尧舜”。元结与杜甫应制科时的理想抱负惊人相似，这归根结蒂是出于他们共同的儒者本色。对杜甫的儒学渊源学界已有充分研究，至于元结，《新唐书》元结本传记载其祖亨的言论云：“我承王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2}且元结“十七始知书，乃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③其儒学渊源也颇为深厚。因为元德秀本人就是一位儒家卓行的代表者，也是开元天宝年间（713-756）被士人们极力推崇的文儒。{4}由于元结与杜甫“致君尧舜”这一共同理想，他们后来都十分重视乐府诗“匡君”的功能，杜甫的新题乐府中有不少就是直接诟病君主的失德和政治的缺失的，而元结从最早的作品——天宝五年（746）的《闵荒诗》就已有“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5}这样的表达，体现了以文学“匡君”的自觉。天宝十载（751）元结的《系乐府十二首》序中更强调乐府“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6}的政治功能，认为向上直接感讽君主就是乐府诗的职能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以后杜甫读到元结的《舂陵行》，对其“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大加赞赏，而笔者认为这一赞语主要是指《舂陵行》具备美刺讽喻的政治职能，能起到匡正君主、“致君尧舜”的作用。{7}应该说，元结和杜甫在文学主张上的相近、在文学创作上的互相激赏，都源于他们有共同政治理想这一深厚的思想基础。
然而，元结和杜甫“致君尧舜”的壮志却因李林甫专权而破灭。本来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次科举考试都必有大批人难以遂愿，但盛唐文人哪怕时运不济，也大多相信自己“幸逢休明代”（王昌龄《代扶风主人答》），在“幸逢明君多招引，高山大泽征求尽”（高适《留别郑三韦九兼寄洛下诸公》）的重才尊学的开明制度下，盛唐文人大多有“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的自信和踊跃。然而天宝六年这次制科一人不取的结局，却意味着从此在李林甫的控制下“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8}，对所有渴望以文学晋身仕途的文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元结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喻友》中对李林甫的险恶用心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在文末还说“因喻乡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编为《喻友》”，直点当权者李林甫之名，颇有胆识。在腐败不可为的政治条件下，元结提出了“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的处世原则，认为儒者即使身处困厄也该做到“贱能守分，不苟求取”，不能为苟求富贵而有失儒者之本分。和元结有共同遭际的杜甫虽也激愤不平，却在诗文中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温柔敦厚的叙述方式，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云“见知真自幼，谋拙愧诸昆。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只怨自己“谋拙”以及“时已晚”；在《进三大赋表》中更是只言己之愚顽，不臧否当权者之是非：“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俊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1}直到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杜甫才第一次对此事加以正面揭露和抨击，称“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杜甫的温厚和元结的激烈之迥异，固然与性格和处境等因素有关，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二人对时局看法的差异。元结从这场闹剧中看透了政治的黑暗，作好了“将东归”的打算，从其《二风诗序》“天宝丁亥中……会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于是归于州里”等自述来看，他也确实马上离开了长安。相反，杜甫却正是元结《喻友》所要劝诫的“欲留长安，依托时权，徘徊相谋”的这一批人。虽然杜甫在愤激之中也有过归去之思：“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也故作洒脱地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还在怀念李白时说出了“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冬日怀李白》）的怅恨，却终究出于“一饭不忘君恩”的赤诚之心和“常拟报一饭”的报国之忱而不忍离去。杜甫对君主有深厚的犬马恋主之情，天宝十四载（755）离开长安时仍称“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晚年念念不忘的也是“致君尧舜付公等”，“致君尧舜”的信念终其一生。应该说，唐玄宗统治前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儒家的理想政治，这给了杜甫很大的幻想，认为天宝虽然开始衰败，但玄宗只要重用自己这样的文儒之士，仍有重新成为“尧舜君”的可能，这是杜甫终生坚持的信念。然而，元结在《喻友》中所预言的继续滞留长安就将面对的“随逐驽骀，入栈枥中，食下（ 藖 ），为人后骑负皂隶受鞭策”的种种干谒屈辱，都在杜甫长安十年的“独耻事干谒”中得到了一一印证：“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冷遇轻薄，“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示从孙济》）的求告无门，或为“尚邱园洁白之士”的元结所不取。杜甫对自己的长安十年也不是没有悔恨，在回忆中称“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杜甫这一时期的诗中多次提及“时将晚”、“时已晚”，实际上也清醒认识到不遇于时的命运，却仍难舍弃振时济世之宏志。
杜甫和元结的两种人生选择，都说明在天宝六年的应制科考试的闹剧后，长安已经不再是文儒士人的圣地，那曾“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长安把满怀抱负的杜甫和元结阻挡在仕途之外，无论他们是屈辱干谒还是愤然离去，文儒们在这个衰落的时代只有失望和碰壁。
二、天宝九载之后：短暂礼乐盛会和共同的愚者情怀
元结天宝六年离开长安、“归于州里”后，到天宝九年（750）“习静于商馀山”正式开始隐居，中间有三年的活动不甚明晰。据笔者所见可确定系年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似也仅有《丐论》一文：“天宝戊子中，元子游长安”，天宝戊子为天宝七年（748），说明元结在天宝六年离开长安后，又上长安游历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元结天宝六年后并未隐居，甚至再上长安，而到了天宝九年却隐居山林了呢？笔者认为这或许和天宝九年到天宝十年（751）“国家有事于郊庙”、玄宗举行三大礼有关。
唐制，天子亲享太清宫、太庙，合祭天地于南郊，谓之三大礼。《新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载正月壬辰，朝献于太清宫。癸巳，朝享于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2}玄宗举行“三大礼”在天宝十载正月，但有关郊祀内容的讨论及确定却在天宝九年。《唐会要》记载：“(天宝)九载六月六日，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汉后为三恪。”③这是玄宗朝在天宝年间的一件大事，虽然表面上看只是在郊祀中表示尊敬殷、周、汉三代，并废除以北魏、隋、周之后代为三恪的惯例，但在礼乐衰微、吏能当道的时代，它却透露出国家追复纯古、重倡礼乐的政治动向。文儒们也因此受到极大鼓舞，认为这是玄宗再次崇儒尊学、以礼乐治世的一大标志。杜甫就曾说过：“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1}，喜悦之情可见。有学者考证，杜甫作三大礼赋“投延恩匦以献”的时间当在天宝九年。{2}
学界对杜甫献三大礼赋已有不少研究，却很少讨论元结可能作于同时的《补乐歌》。笔者推测，天宝六年愤然离开长安的元结，亦或从天宝九年的政治变化中受到感召，也和杜甫一样为玄宗举行三大礼而献辞。关于《补乐歌》的写作时间元结自己没有说明，孙望先生的《元次山年谱》也未对其系年，聂文郁《元结诗解》认为《补乐歌》是元结“早期的作品”③；葛晓音先生进一步推断说：“天宝九载，因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经公卿集议，玄宗乃命求殷、周、汉之后代为三恪，……其（元结）所补太古乐歌当也是为此事而作。”{4}笔者也认为，元结在诗序中明言此诗乃是为了配合“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5}的需要，而在元结的创作生涯中“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这样的大型国家祭祀似仅天宝九年到天宝十年这一次，因此作于天宝九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补乐歌》诗序中元结提出：“自伏羲氏至于殷氏，凡十代，乐歌有其名，亡其辞。考之传记，义或存焉”，从伏羲到殷的这十个王朝的乐歌，实际上只有《周礼》等文献中还存有关于其歌名和要义的记载，所以元结感叹：“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而元结要在这些太古的乐歌“古音”和“古辞”两者皆不存的情况下“采其名义以补之”，以便在“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等这些盛大的祭礼的场合中，弥补“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的缺憾。元结作《补乐歌》主要是力图恢复太古之辞：“诚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岂几乎司乐君子道和焉尔。”他希望以“有纯古之声”的古辞和司乐君子的“古音”相合，以形成太古的祭祀乐歌，从这里也可窥出这组作品的政治使命。这组诗“乐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义以序之，命曰《补乐歌》”，所补之歌分别是伏羲的《网罟》、神农的《丰年》、黄帝的《云门》、少昊的《九渊》、颛顼的《五茎》、高辛的《六英》、帝尧的《咸池》、帝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和成汤的《大濩》。其中伏羲、神农和黄帝这三皇只在孔安国的《尚书序》中有记载，《史记》中没有专章记述。《史记》中有《五帝本纪》，记载了少昊、颛顼、辛、唐、虞之事。《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濩、大武”，郑玄的《周礼注》解释了这些乐之所属。而元结只是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来完成他补乐的工作。不难推测，这项补上古之亡佚乐歌、追复纯古的工作，和天宝九载统治阶层提倡“国家宜承周汉”以及玄宗之求殷、周、汉之后代为三恪的主张应该有直接的关系，且很有可能和杜甫的《三大礼赋》一样，就是特意为玄宗的三大礼而专门创作的，体现了文儒以礼乐雅颂求仕的愿望和以礼乐治世的理想。
不过，无论是元结还是杜甫又都未能在这次献辞中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次献赋虽然给了杜甫“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荣耀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的毕生回忆，以及“宰相试文”{6}的机会，然而宰相李林甫当然不会将机会给予曾在“野无遗贤”的闹剧中落选的杜甫，统治者也并不真心重视这些文学士们的礼乐治世之论。这次待制集贤院仍是不了了之，到天宝十四载杜甫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杜甫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在盛唐衰落中“儒术诚难起”（《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事实。在天宝年间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中，这一次短暂的礼乐盛会，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复古崇儒的姿态。而且天宝十二载（753），唐王朝复以元魏为三恪，北周、隋为二王后，说明初盛唐礼乐盛世难以为继，统治者对恢复礼乐丧失了信心，而杜甫和元结的致君尧舜、复兴礼乐的满腔希望也终成幻梦。
元结在诗文中只字不提玄宗三大礼以及献辞的事，但如果把天宝九年后元结突然隐居的原因归于这次献辞以及献辞后的失望，笔者认为也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元结隐居商馀山后作《自述三篇》，其中《述时》一文里特别批评了虚伪的礼乐带给国家的负面影响：“况世贵之士、博学君子，其文学声望，安得不显闻于当时也哉？故冠冕之士倾当时大利，轩车之士富当时大农。由此知官不胜人，逸于司领。使秩次不能损，又休罢以抑之，尚骈肩累趾，受任不暇。”{1}在一片礼乐昌明的外表之下，朝廷的经济负担实际上加重了，官僚体制也过于庞大耗财且华而不实，这正是大兴礼乐带来的一些负面的问题。元结接着说“予愚愚者，亦尝预焉”，意思是我这样的“愚者”，也曾经试图进入这样的官僚体制中，这句话似乎暗含了元结对自己以礼乐求仕之行为的否定和反省。由于该文写在天宝九年，笔者认为或许元结在献补乐歌后，看透了复倡礼乐的徒有其表，因而特别批评了文学之士所崇尚的礼法。元结在这样的时代“日觉抵塞厌于无用”，进而“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蕴纯，周周仲仲，惠然全真，上全忠孝，下尽仁信，内顺元化，外娭太和足矣”。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符合忠、孝、仁、信等儒家之古道，而不是只从形式上对礼乐祭祀的复古、将礼乐浮华化。所以他最后说：“鄙语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复何疑？”{2}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和时代社会格格不入、又不能变心以从俗的愚者。
元结的古文中多次提到过“愚”，“愚者”，多以愚者自比，如《自述三篇》序“吾岂隐者邪？愚者也。穷而然尔”③，《元谟》中也假想出一位“以昏愚闻”的“纯公”代表其理想的人格。那么“愚”究竟指什么呢？《论语·先进》中孔子评价几个弟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据朱熹的《论语集注》：“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余”。虽然朱熹注比元结时代晚，但也可见儒家对“愚”的一般解释即聪慧不足而敦厚有余。另外《论语·阳货》中还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愚”也有固执倔强、不肯改变之意。《阳货》篇中还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之说，愚又和“直”相关。元结以“愚者”自称，正是强调自己固执愚顽不知变通、不肯改变坚守的大道以从俗的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天宝九年后再次失望的杜甫，也开始在诗文中和元结一样以“愚”自比。《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里杜甫深感“儒”的无用：“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天宝十四载杜甫在离开长安时写下了对自己滞留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说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说自己怀抱像儒家的股肱之臣稷与契那样用世的愿望，但是在“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的时代，这样的“许身”就显得是固执不知变通的“愚”。乾元二年（759）作的《发同谷县》亦云：“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以“愚人”自称在天宝九年以前的作品中似未出现过。另有《狂歌行·赠四兄》“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切功名好权势”，对“愚”具体解释为“切功名好权势”，固然是自谦之语，却也说明了“愚”的执著进取、不知保身求退的内涵。杜甫不能“将富贵等浮云”，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实现个人功名和解决生存之道，但更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宏大的济世理想，终其一生难舍难弃。杜甫无论是在干谒的长安十年，还是在被迫辞官后的漂泊时期，都始终未改济世之志，临终前所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还是一个“愚直”。
元结和杜甫在认清了儒术不行的时代本质和壮志难酬的个人命运之后，不约而同地以“愚”自比，抱有相通的愚者情怀。他们的“愚”，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所恪守的道是至大无边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4}，即使不合于时、不用于世，也宁可守“愚”、甘愿许身于“愚”。这种“愚”就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宏毅精神之表现。
三、安史之乱后：《同元使君舂陵行》的神交相知
关于杜甫对元结《舂陵行》之赞语的具体内涵及其文学意义，笔者有另文论述，{5}这里拟从元结和杜甫安史之乱后的活动入手，考察二人以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为交点的精神联系。
元结和杜甫二人为同乡，元结郡望河南，又在鲁山师从元德秀，杜甫的老家为河南巩县，两地相距不远。且二者在天宝六年和天宝九年都有过共同的政治活动。元结和杜甫的交游关系也有重合，比如苏源明，元结是在乾元二年（759）由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后，应肃宗之召前往京师任右金吾兵曹参军的，而杜甫与苏源明相善则在《新唐书·苏源明传》中有记载，且苏源明死后杜甫有不少追怀之作，如《怀旧》“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等，都表现出与苏源明的深厚友谊。再如孟云卿，元结将其诗作选入《箧中集》，元结的作品中也有《送孟校书往南海》一诗，可见二者私交甚笃。孟云卿也是杜甫担任左拾遗以来的友人，相互有大量诗作赠答，交往密切。日本学者伊藤正文先生推测杜甫很有可能是通过孟云卿读到元结诗的{1}，不无道理。不过，尽管元结和杜甫有许多交点，但二者似乎并没有直接会过面。至少在元结和杜甫现存的诗歌中，看不出二者相识和交往的痕迹。能说明二者在精神上相交的就是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
元结的《舂陵行》写于广德二年（764）道州刺史任上，而杜甫读到这首诗并作《同元使君舂陵行》相和则是在大历二年（767），相隔三年，可推测二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且杜甫在诗序里又特意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更说明杜甫读了元诗以后也并未和元结有书信来往。但是在精神上杜甫却对元结的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云：“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2}从“不意复见”和“感而有诗”不难想见杜甫读到元诗时的兴奋。在诗歌正文中，杜甫除了对《舂陵行》以及《贼退示官吏》两诗给了高度的评价之外，还说到自己当时的处境。诗歌开头云：“遭乱发尽白，转衰病相婴。沉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结尾则说“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淡字欹倾。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③对元结不遗余力的赞美跟自伤身世的喟叹结合在一起，使得这首诗的情绪忽而激动昂扬，忽而沉郁伤感，呈现出复杂的内容。
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相比，诗歌中涉及对同代诗人评论的内容较多，但是极少对某一篇具体的作品进行评论。而把个人经历和作品批评相结合的和诗，似乎只有《同元使君舂陵行》一首。也就是说，元结《舂陵行》不仅让杜甫惊叹称奇，更引起了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无疑，杜甫不吝赞美固然是因为从元结《舂陵行》的“比兴体制”和“微婉顿挫之辞”中看到了与自己一致的文学主张；但更重要的原因，笔者推测，是元结的人生道路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杜甫本人毕生追求却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杜甫一面为以元结为代表的“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的官员写出这样具有讽谏精神的诗歌而欣慰和兴奋，另一方面也难免和元结两相对照，为自己的衰老、贫病和漂泊而满心感慨，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而伤怀。元结自从乾元二年（759）入仕以来，历任右金吾兵曹参军、监察御史并节度参谋、水部员外郎、著作郎、写作《舂陵行》时为道州刺史，在戎马倥偬、建功立业的同时，又保持了仁政爱民、勇于讽谏的儒者风范，一定程度上可谓实现了政治抱负。而杜甫在天宝十四年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与元结最初的“右金吾兵曹参军”相类，但安史之乱身陷贼中，从长安逃到凤翔行在，授官左拾遗，却因为房琯辩护而牵连罢官，流寓无定。后来虽然由严武推荐任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又因政治斗争和严武的死去而辞官，此后疾病缠身，仕进无望，读到元结的《舂陵行》是其居于夔州之时。此时杜甫是“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虽然对“朝廷”片刻未忘，但以当时日益衰落的身体、颠沛流离的生活、脱离了官僚体制的孤独无依的状态，要想像元结那样“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也几无可能。可以说，元结所做的是杜甫终其一生想做但未能做到、也可能再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杜甫在“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摇落》）的大历二年读到元结这首《舂陵行》，又怎能不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呢。
另外，杜甫大量忧国忧民的新题乐府和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主要写在他政治理想高涨的长安时期和安史乱初，漂泊西南后他更多地感到的是“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抒发内心的作品偏多，较少反映自己之外的世界。因此，当杜甫读到“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的《舂陵行》以及《贼退示官吏》后，“致君唐虞际”的早年壮志又重新被唤起。他和元结从少壮时代起就抱有同样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经过了半生挫折之后虽然不曾忘怀，但是在飘泊无依、贫病交加的生活重压下已经变得非常渺茫，自己的诗歌也渐渐淡化了政治讽谏职能。然而元结的《舂陵行》却让杜甫感觉到了久违的熟悉，那“知民疾苦”的仁者爱人之心，那“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中的讽谏精神，都是杜甫的诗中曾经大量出现过，却已时隔经年的。特别是《舂陵行》中元结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对朝廷的统治政策提出直接的批评，并借百姓之口说出“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这样大胆的怨声，要求皇帝免除赋税、实施善政，实际上就是对“致君尧舜”这一政治主张的身体力行。萧涤非先生解释杜甫“致君尧舜”的含义云：“什么是‘致君’，那就是变坏皇帝为好皇帝，干涉皇帝的暴行。”{1}此时的杜甫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很难创作出“干涉皇帝的暴行”的诗篇，而《舂陵行》却充分反映了元结“变坏皇帝为好皇帝”的执着无畏的坚持和努力。因此杜甫充分肯定了《舂陵行》“致君唐虞际”的内容，而“不意复见”的评语，不仅是对元结作品的珍贵性、稀少性的极高赞赏，更包含了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反省和沉思。或者说，“不意复见”就是杜甫对自己早年的政治抱负和文学观的一种重新唤起和发现。伊藤正文先生推测，杜甫的夔州时期又集中出现了《缚鸡行》、《折槛行》、《负薪行》、《最能行》、《岁晚行》等关注现实民生的一系列作品，或许是读到元结《舂陵行》后深受触动的产物，{2}应该说是解释得通的。
同时，笔者还想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杜甫的诗序里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诗歌正文中又说“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这里的“知我者”、“知者”显然都不是指元结，可能就是伊藤先生指出的作为二者共同友人的孟云卿。杜甫虽然感到了与元结的精神共鸣，并且不吝给元结以恳切真挚、热情洋溢的赞赏，却不愿意将这首和诗寄给元结，从中多少能体察出杜甫对元结的复杂心态。敏感的杜甫也许看到了自己和元结的差异，认为顺利进入了仕途的元结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穷愁失意，或者自己的和诗中所表现的贫病潦倒的状态不愿意为元结所见。元结比杜甫年少七岁，进入仕途的时间也晚于杜甫，且最初又是同样从参军这样的小官职做起。但安史之乱中元结的戎马倥偬和杜甫的潦倒不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有共同的理想，但杜甫读到《舂陵行》时百味杂陈的身世之感又怎是元结所能体会得到的。所以杜甫说，这首和诗的“危苦词”只有“知我者”才能懂得，因此“不必寄元”。这其中或许有对自身命运不济的“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遗憾，也或许有面对仕途顺利的元结的“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的失意和自伤。虽然如此，杜甫仍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参照杜甫晚年诗作中的名句“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一起来看，杜甫以一颗博大深厚的拳拳之心，将个人的失意和落寞化为更高远的寄托，他心中装着对天下少安的期待和致君尧舜的执著，虽然自己穷病潦倒，实现不了理想，但仍要将这份重大深远的期待付予包括元结在内的同道者们，这就是杜甫的伟大的信念。
杜甫和元结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两个重要的文儒代表，他们思想上的相似性和人生遭际的差异性都是时代的产物，也代表了时代转折中两种典型的文儒命运。他们思想轨迹和人生轨迹或平行，或相交，都可以引发我们对时代和对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命运作更多更深的思考。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对他们作出这种比照的意味之所在。
【责任编辑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