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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书院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江西书院辉煌历史的开始。今江西所辖范围始建于北宋的书院数量居全国第一。江州的白鹿洞书院居“天下四大书院”之首，东佳、书院和雷塘等书院亦是著名的书院。南宋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江西地区更为突出。曹松叶先生称“江西省是宋代书院发生原动力的所在”。
由于各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不同，学术文化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显著的发达与落后之别。宋代江西的书院空间分布由于社会经济及自然因素的差异而存在地域差异性。传统江西宋代书院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文献方法，主要在抽象层面上提供证明或推测，缺乏统计上对应的可靠的数理统计及相关分析，导致结论可能正确，但论证过程缺乏说服力。利用GIS的空间插值方法进行人口和书院的插值分析，对比二者的空间分布的异同性，以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书院建设的牵引力作用。通过GIS栅格运算获取江西宋代新建书院所在地的高程作为自然因素的表征，分析其受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
新建书院分布的人口牵引力分析
宋时期江西书院建设已经开始兴盛于各州县，依据魏嵩山对江西古代书院的统计数据总体数量达到133所，较唐代的6所书院有明显增加。在空间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主要分布在洪州、饶州、吉州、抚州和信州地区（见图1）。唐代的6所书院中有3所位于赣北的江州地区，宋代新建书院的集中区位于古鄱阳湖的周边平原地带，中心区较唐代有明显的南移倾向，从江州转向洪州、吉州和饶州地区（见图2）。这与唐安史之乱之后人口迁移导致的文化中心的南移相呼应。
宋代的人口格局显示吉州及洪州是人口分布的中心区，尤其吉州地区的人口发展到44人/平方公里。与吉州和洪州相邻的抚州人口密度也较高，达到40人/平方公里。宋代江州的人口密度相对其他各州较小,只有东部小部分地区超过10人/平方公里，其书院建设也不如其在唐代的表现突出，整个宋时期只有周敦颐所建的濂溪书院。李才栋认为未见江州有始建南宋之书院并不说明江州无书院或书院不发达，江州德化县景星、濂溪二书院始终弦歌不绝，而且更多的学徒则赴近处白鹿洞书院肄业。吉州和洪州、抚州等区域同时存在人口和书院的集中区以及江州人口和书院的稀疏分布说明宋代书院与人口的密切联系。人口增加对文教的需求增加是一方面的原因之外，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发展为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东部的饶州和信州两州的人口密度达25～7人/平方公里，相对于吉州和洪州其在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书院建设较为突出。主要归结为该区是宋代理学传播的主要阵地，朱熹、陆九渊、李侗、吕祖谦等理学家在饶州、信州及闽北等地频繁活动以传播各自的理学思想推动了这些地区书院的发展。因为理学教育所倡之“为己之学”在官学系统之外的书院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名师或创建书院以聚徒讲学，或讲学于各地书院，成为饶州和信州成为宋代书院发展重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见图1、图2）
位于赣鄱地区南部的虔州则未有饶、信二州的机遇，由于赣南主要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对山地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从人口密度看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基本齐平饶州和信州，但是书院建设则远逊色于饶、信两州，广阔的虔州地区只有北部边界处零星分布有兴建的书院，如濂溪、梅仁、安湖等书院。
人口的多少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唐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变导致的两次人口的南迁使得宋代江西各地的人口大大增加是江西各区域发展的保障。书院整体的分布的南移可看作是古代汉民族人口、经济、文化中心等南移的一个反应。从江西宋代人口和书院建设的空间格局看，人口聚集的区域书院建设较多，人口稀疏则书院发展落后，宋代赣鄱地区的书院分布的集中区域与人口密度的大小存在的一致性说明书院文化的发展受人口和特殊人口如理学家活动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
新建书院选址的自然牵引力分析
利用GIS的栅格运算获取的唐代至清代新建书院选址的高程表，导出后统计各朝代在各段高程值中的书院数量、比例及总平均高程（见表1）。宋代新建书院的总平均高程为129米，明显高于唐代和元、明两代，以200米作为平原和山地丘陵的分界线，唐代至清代新建书院选址于山地的比列依次是：0，16.5%，8.2%，8.1%，31.1%，宋代是唐至明代书院建于山林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唐代的书院均选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建造，宋代有22所书院建置于200米以上的丘陵和山地地区。一方面宋代新设军县多置于河谷，要津等，土地开发由盆地、平原向山区渐次扩展,由于北宋时期人口密集的江西、福建的平原、河谷和丘陵开垦已尽，人口压力的加剧促使对山区的开发,如人口齐平饶州和信州的赣南虔州，位于其北部边界靠近吉州、建昌军的地带所新建的书院大部分位于山林地区；另一方面书院选址颇受到佛、道寺观选址的启示和影响。佛家重视禅定，往往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精舍以作修禅讲佛的处所。道教重视清虚幻静，也多择山林幽静之处建宫观以求仙境。书院提倡“潜思进学”、“存心养性”，山林幽静之地，名胜风雅之区是最佳选择，所以在宋代著名书院多建于名山胜地。书院建于山林的比例由宋代到元代有一个较大减小，书院不再倚靠山林，出山林坐于市是元代书院官学化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平原地区人口增加的压力，人口由平原向山地地区的迁移使山地地区经济的发展得到改善，从而推进“乡党之学”的书院建设在山地的展开。而且由于宋代理学家发展书院教育过程中受到佛道教育的影响而选择在山林幽静之地，名胜风雅之区建设书院以营造供士子专心求学的环境和氛围，而不似元明时期书院多选在喧嚣的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带，是宋代理学反对科举抵抗了官学化深入的结果。
结论与讨论
人口作为古代农业经济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区域人文现象扩散的过程。所以书院文化的区域差异与人口的地域分异性存在必然联系。北宋书院与经济的关系趋于紧密，至南宋尤甚。宋代江西的书院建设与人口的分布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南宋书院的发展与理学及理学家的关系极大，如饶州、信州地区的书院建设受到朱熹、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大师的影响。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部山地地区有零散的建于山林地带的书院。山区的开发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南宋理学振兴过程中融合吸收佛道教育是书院有建设于山林胜地的选址倾向。即宋代书院的建设在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还受到来自自然环境的牵引力作用。
宋代江西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传播受到人口、理学家等地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深重，但是古代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制约了对自然的改造程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素的存在成为分析文化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宋代江西山川的分布对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GIS空间插值方法利用宋代江西书院的传统文献资料获取书院文化的州县分布和连续分布趋势面，与人口等值线的对比分析较好地探究了人口对书院文化的牵引力作用。对书院选址高程分析的统计结果很好地为传统宋代江西书院选址的分析结论提供非抽象层面的定量化的科学论据。以此为基础，可以进行唐代至清代书院整个发生发展时期的长时间序列演变历程的全面分析理解，以更好地认识和发扬书院文化等优秀传统地域文化。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由于各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不同，学术文化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区的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显著的发达与落后之别。宋代江西的书院空间分布由于社会经济及自然因素的差异而存在地域差异性。传统江西宋代书院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文献方法，主要在抽象层面上提供证明或推测，缺乏统计上对应的可靠的数理统计及相关分析，导致结论可能正确，但论证过程缺乏说服力。利用GIS的空间插值方法进行人口和书院的插值分析，对比二者的空间分布的异同性，以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书院建设的牵引力作用。通过GIS栅格运算获取江西宋代新建书院所在地的高程作为自然因素的表征，分析其受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
新建书院分布的人口牵引力分析
宋时期江西书院建设已经开始兴盛于各州县，依据魏嵩山对江西古代书院的统计数据总体数量达到133所，较唐代的6所书院有明显增加。在空间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主要分布在洪州、饶州、吉州、抚州和信州地区（见图1）。唐代的6所书院中有3所位于赣北的江州地区，宋代新建书院的集中区位于古鄱阳湖的周边平原地带，中心区较唐代有明显的南移倾向，从江州转向洪州、吉州和饶州地区（见图2）。这与唐安史之乱之后人口迁移导致的文化中心的南移相呼应。
宋代的人口格局显示吉州及洪州是人口分布的中心区，尤其吉州地区的人口发展到44人/平方公里。与吉州和洪州相邻的抚州人口密度也较高，达到40人/平方公里。宋代江州的人口密度相对其他各州较小,只有东部小部分地区超过10人/平方公里，其书院建设也不如其在唐代的表现突出，整个宋时期只有周敦颐所建的濂溪书院。李才栋认为未见江州有始建南宋之书院并不说明江州无书院或书院不发达，江州德化县景星、濂溪二书院始终弦歌不绝，而且更多的学徒则赴近处白鹿洞书院肄业。吉州和洪州、抚州等区域同时存在人口和书院的集中区以及江州人口和书院的稀疏分布说明宋代书院与人口的密切联系。人口增加对文教的需求增加是一方面的原因之外，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发展为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东部的饶州和信州两州的人口密度达25～7人/平方公里，相对于吉州和洪州其在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书院建设较为突出。主要归结为该区是宋代理学传播的主要阵地，朱熹、陆九渊、李侗、吕祖谦等理学家在饶州、信州及闽北等地频繁活动以传播各自的理学思想推动了这些地区书院的发展。因为理学教育所倡之“为己之学”在官学系统之外的书院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名师或创建书院以聚徒讲学，或讲学于各地书院，成为饶州和信州成为宋代书院发展重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见图1、图2）
位于赣鄱地区南部的虔州则未有饶、信二州的机遇，由于赣南主要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对山地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从人口密度看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基本齐平饶州和信州，但是书院建设则远逊色于饶、信两州，广阔的虔州地区只有北部边界处零星分布有兴建的书院，如濂溪、梅仁、安湖等书院。
人口的多少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唐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变导致的两次人口的南迁使得宋代江西各地的人口大大增加是江西各区域发展的保障。书院整体的分布的南移可看作是古代汉民族人口、经济、文化中心等南移的一个反应。从江西宋代人口和书院建设的空间格局看，人口聚集的区域书院建设较多，人口稀疏则书院发展落后，宋代赣鄱地区的书院分布的集中区域与人口密度的大小存在的一致性说明书院文化的发展受人口和特殊人口如理学家活动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
新建书院选址的自然牵引力分析
利用GIS的栅格运算获取的唐代至清代新建书院选址的高程表，导出后统计各朝代在各段高程值中的书院数量、比例及总平均高程（见表1）。宋代新建书院的总平均高程为129米，明显高于唐代和元、明两代，以200米作为平原和山地丘陵的分界线，唐代至清代新建书院选址于山地的比列依次是：0，16.5%，8.2%，8.1%，31.1%，宋代是唐至明代书院建于山林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唐代的书院均选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建造，宋代有22所书院建置于200米以上的丘陵和山地地区。一方面宋代新设军县多置于河谷，要津等，土地开发由盆地、平原向山区渐次扩展,由于北宋时期人口密集的江西、福建的平原、河谷和丘陵开垦已尽，人口压力的加剧促使对山区的开发,如人口齐平饶州和信州的赣南虔州，位于其北部边界靠近吉州、建昌军的地带所新建的书院大部分位于山林地区；另一方面书院选址颇受到佛、道寺观选址的启示和影响。佛家重视禅定，往往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精舍以作修禅讲佛的处所。道教重视清虚幻静，也多择山林幽静之处建宫观以求仙境。书院提倡“潜思进学”、“存心养性”，山林幽静之地，名胜风雅之区是最佳选择，所以在宋代著名书院多建于名山胜地。书院建于山林的比例由宋代到元代有一个较大减小，书院不再倚靠山林，出山林坐于市是元代书院官学化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平原地区人口增加的压力，人口由平原向山地地区的迁移使山地地区经济的发展得到改善，从而推进“乡党之学”的书院建设在山地的展开。而且由于宋代理学家发展书院教育过程中受到佛道教育的影响而选择在山林幽静之地，名胜风雅之区建设书院以营造供士子专心求学的环境和氛围，而不似元明时期书院多选在喧嚣的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带，是宋代理学反对科举抵抗了官学化深入的结果。
结论与讨论
人口作为古代农业经济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区域人文现象扩散的过程。所以书院文化的区域差异与人口的地域分异性存在必然联系。北宋书院与经济的关系趋于紧密，至南宋尤甚。宋代江西的书院建设与人口的分布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南宋书院的发展与理学及理学家的关系极大，如饶州、信州地区的书院建设受到朱熹、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大师的影响。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部山地地区有零散的建于山林地带的书院。山区的开发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南宋理学振兴过程中融合吸收佛道教育是书院有建设于山林胜地的选址倾向。即宋代书院的建设在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还受到来自自然环境的牵引力作用。
宋代江西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传播受到人口、理学家等地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深重，但是古代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制约了对自然的改造程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素的存在成为分析文化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宋代江西山川的分布对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GIS空间插值方法利用宋代江西书院的传统文献资料获取书院文化的州县分布和连续分布趋势面，与人口等值线的对比分析较好地探究了人口对书院文化的牵引力作用。对书院选址高程分析的统计结果很好地为传统宋代江西书院选址的分析结论提供非抽象层面的定量化的科学论据。以此为基础，可以进行唐代至清代书院整个发生发展时期的长时间序列演变历程的全面分析理解，以更好地认识和发扬书院文化等优秀传统地域文化。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