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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名煤矿工人成长为了一名律师，帮工人兄弟维权，我得到了快乐和满足，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2002年，李水全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煤矿井下矿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后，他通过自学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从处理工资拖欠、社会保险待遇等劳动争议案件到创造业内职工维权最高工伤赔偿纪录，执业9年来，李水全怀着那份质朴的工人情结，主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累计办理职工维权案件400余件，半数以上为法律援助，为职工讨要工资、赔偿款累计超过5000万元，至今保持“零投诉”纪录。
矿工的逆袭
“有从农民到律师的，有从修鞋匠到律师的，而我却是从一名煤矿工人成长为了一名律师。”
2002年，23岁的李水全成为冀中能源峰峰集团九龙煤矿的一名井下采煤工人。每天上中班，中午12点报到，换衣服下坑到工作地点需要约2个小时，干约8个小时的活，升坑再用2个小时，升坑后洗澡、吃饭、开收工会，每天到家凌晨1点多，一觉醒来就上午10点多，洗脸、刷牙、吃饭后就又该上班走了，这就是煤矿工人的一天生活。
“没有下过煤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一个煤矿工人的艰辛。”回想8年的煤矿工人生活，李水全感慨万千。
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是煤矿工作的三大特点。每天不知流多少汗，脸上从来都是黑的，汗水混着煤渣流到眼睛里，也不敢用手去擦，顺着脸颊流下来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工作服从来都像刚从水里捞出的一样，身上的汗臭味连自己都难以忍受。煤尘飞进鼻孔或吸进肺里，每天吐痰都是黑色的。强大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李水全来说是一种考验，身体每天像散了架一样。在干了一年采煤工后，他被调到通风区当了瓦斯员。
瓦斯员相对于采煤工轻松了许多，虽然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是和采煤工一样，但除了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检查瓦斯外，还多少有点时间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
就是这么点有限的时间，让李水全的梦想蠢蠢欲动。他开始自学法律本科，因为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本科毕业。
李水全学习复习的书籍多半是在井下用矿灯看完的，他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一个下井工人还想当律师，做梦吧！”面对工友的调侃和家人的不解，李水全不为所动。下井前、吃饭时、上下班途中，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他以383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了律师执业证。没有人为他欢呼，没有人为他喝彩，但那一刻，他喜极而泣，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完成了从矿工到律师的人生逆袭。
创最高工伤赔偿纪录
“我是煤矿工人出身，我知道职工权益受侵犯后的那种无助感。”数年的矿工经历，李水全见过太多工人因伤致残，家庭随之瞬间贫困的悲剧，也深知基层职工维权的窘境。
“工伤赔偿金额都是按所谓的‘市场价’，就像买衣服一样，双方讨价还价，有的企业一次次向下打壓赔偿价格，从来不顾及职工的感受，而职工也没有精力去打官司告状，最后只能接受低廉的赔偿。”李水全说，如今成为律师，他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讨回公道。
也因为李水全特殊的人生经历，很多职工慕名而来。2011年，矿工耿坚强的家属找到了他。
耿坚强跟着姐夫到山西孝义的一家煤矿打工。煤矿的生产任务很紧，考虑到耿坚强曾有煤矿工作经验，单位直接安排他下井跟班生产。煤矿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对他进行煤矿安全培训。谁知耿坚强在上班第三天，就被数吨重的支架压在下面，造成终身瘫痪，腰部以下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如何赔偿和安排耿坚强的今后生活，双方一直没达成协议。
李水全作为代理人，远赴山西与企业洽谈。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算出总计赔偿额为300多万元。而煤矿企业与耿家谈了半年时间，赔偿总数也只有七八十万元。
当李水全将300多万元的赔偿清单递给对方时，主管矿长连连说：“不可能这么多。”主管矿长将李律师请到一边，委婉地表示，愿意给律师几十万元的辛苦费，希望李律师手下留情。李律师当场含蓄但又明确地告诉对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企业不差钱，何不将这笔钱赔偿给耿家？”李水全还动情地说：“耿坚强年仅28岁，孩子刚上一年级，妻子很年轻，这一事故给耿家造成的伤害是多少钱也弥补不了的……”
这是一场理智、情感、心理的较量和比拼，也是权衡利弊得失、践行社会责任的计算和平衡。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对方被李水全的执著所打动，双方最终达成“天价”赔偿协议——225万元。
更为难得的是，该赔偿未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繁琐的司法程序，仅用2天，效率之高，赔偿之巨，业内罕见。李水全创造了业内最高工伤赔偿纪录，这个案子成为“天价工伤赔偿案”。
为职工争取最大的利益
“职工不懂法律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执法机关和部分办案人员不能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这是李水全在司法实践中最感头疼的现象。漫长的司法程序不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使维权者耗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花最小的代价，为职工们取得最大化的利益”，成为李水全的办案追求。
在司法实践中，法援案件因为特有的公益性，又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被许多律师当做“烫手的山芋”。但李水全却对法援案件“来者不拒”，甚至主动要求代理。
办案过程中，李水全善于运用调解技能平息劳资双方矛盾，力求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维护了社会和谐，又充分保障职工权益，达到息诉止争、化解矛盾的双重效果。
2015年，涉县王某等14名农民工找到李水全，希望讨要被拖欠的工资。由于长期拖欠，这些农民工大多生活困顿，情绪激动，一度产生围堵党政机关上访维权的念头。李水全代理此案后，一面耐心平复大家的情绪，讲解维权知识，一面积极为他们申请了法律援助。在他的帮助下，劳动仲裁裁决不仅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裁决用人单位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支持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裁决下来后，14名农民工手捧锦旗向李水全鞠躬致谢。
9年来，李水全平均每年代理案件50余件，其中法律援助案件占半数以上，累计为工伤职工追讨赔偿款超过5000万元。
有朋友曾给李水全算过一笔账，如果把做法援案件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普通案件上，李水全至少能多做200个案件，按每个案件收费5000元计算，几年时间他少挣了100万元。
对此，李水全则豁达地说：“账不能这么算！帮工人兄弟维权，我得到了快乐和满足。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2002年，李水全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煤矿井下矿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后，他通过自学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从处理工资拖欠、社会保险待遇等劳动争议案件到创造业内职工维权最高工伤赔偿纪录，执业9年来，李水全怀着那份质朴的工人情结，主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累计办理职工维权案件400余件，半数以上为法律援助，为职工讨要工资、赔偿款累计超过5000万元，至今保持“零投诉”纪录。
矿工的逆袭
“有从农民到律师的，有从修鞋匠到律师的，而我却是从一名煤矿工人成长为了一名律师。”
2002年，23岁的李水全成为冀中能源峰峰集团九龙煤矿的一名井下采煤工人。每天上中班，中午12点报到，换衣服下坑到工作地点需要约2个小时，干约8个小时的活，升坑再用2个小时，升坑后洗澡、吃饭、开收工会，每天到家凌晨1点多，一觉醒来就上午10点多，洗脸、刷牙、吃饭后就又该上班走了，这就是煤矿工人的一天生活。
“没有下过煤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一个煤矿工人的艰辛。”回想8年的煤矿工人生活，李水全感慨万千。
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是煤矿工作的三大特点。每天不知流多少汗，脸上从来都是黑的，汗水混着煤渣流到眼睛里，也不敢用手去擦，顺着脸颊流下来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工作服从来都像刚从水里捞出的一样，身上的汗臭味连自己都难以忍受。煤尘飞进鼻孔或吸进肺里，每天吐痰都是黑色的。强大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李水全来说是一种考验，身体每天像散了架一样。在干了一年采煤工后，他被调到通风区当了瓦斯员。
瓦斯员相对于采煤工轻松了许多，虽然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是和采煤工一样，但除了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检查瓦斯外，还多少有点时间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
就是这么点有限的时间，让李水全的梦想蠢蠢欲动。他开始自学法律本科，因为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本科毕业。
李水全学习复习的书籍多半是在井下用矿灯看完的，他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一个下井工人还想当律师，做梦吧！”面对工友的调侃和家人的不解，李水全不为所动。下井前、吃饭时、上下班途中，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他以383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了律师执业证。没有人为他欢呼，没有人为他喝彩，但那一刻，他喜极而泣，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完成了从矿工到律师的人生逆袭。
创最高工伤赔偿纪录
“我是煤矿工人出身，我知道职工权益受侵犯后的那种无助感。”数年的矿工经历，李水全见过太多工人因伤致残，家庭随之瞬间贫困的悲剧，也深知基层职工维权的窘境。
“工伤赔偿金额都是按所谓的‘市场价’，就像买衣服一样，双方讨价还价，有的企业一次次向下打壓赔偿价格，从来不顾及职工的感受，而职工也没有精力去打官司告状，最后只能接受低廉的赔偿。”李水全说，如今成为律师，他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讨回公道。
也因为李水全特殊的人生经历，很多职工慕名而来。2011年，矿工耿坚强的家属找到了他。
耿坚强跟着姐夫到山西孝义的一家煤矿打工。煤矿的生产任务很紧，考虑到耿坚强曾有煤矿工作经验，单位直接安排他下井跟班生产。煤矿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对他进行煤矿安全培训。谁知耿坚强在上班第三天，就被数吨重的支架压在下面，造成终身瘫痪，腰部以下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如何赔偿和安排耿坚强的今后生活，双方一直没达成协议。
李水全作为代理人，远赴山西与企业洽谈。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算出总计赔偿额为300多万元。而煤矿企业与耿家谈了半年时间，赔偿总数也只有七八十万元。
当李水全将300多万元的赔偿清单递给对方时，主管矿长连连说：“不可能这么多。”主管矿长将李律师请到一边，委婉地表示，愿意给律师几十万元的辛苦费，希望李律师手下留情。李律师当场含蓄但又明确地告诉对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企业不差钱，何不将这笔钱赔偿给耿家？”李水全还动情地说：“耿坚强年仅28岁，孩子刚上一年级，妻子很年轻，这一事故给耿家造成的伤害是多少钱也弥补不了的……”
这是一场理智、情感、心理的较量和比拼，也是权衡利弊得失、践行社会责任的计算和平衡。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对方被李水全的执著所打动，双方最终达成“天价”赔偿协议——225万元。
更为难得的是，该赔偿未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繁琐的司法程序，仅用2天，效率之高，赔偿之巨，业内罕见。李水全创造了业内最高工伤赔偿纪录，这个案子成为“天价工伤赔偿案”。
为职工争取最大的利益
“职工不懂法律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执法机关和部分办案人员不能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这是李水全在司法实践中最感头疼的现象。漫长的司法程序不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使维权者耗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花最小的代价，为职工们取得最大化的利益”，成为李水全的办案追求。
在司法实践中，法援案件因为特有的公益性，又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被许多律师当做“烫手的山芋”。但李水全却对法援案件“来者不拒”，甚至主动要求代理。
办案过程中，李水全善于运用调解技能平息劳资双方矛盾，力求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维护了社会和谐，又充分保障职工权益，达到息诉止争、化解矛盾的双重效果。
2015年，涉县王某等14名农民工找到李水全，希望讨要被拖欠的工资。由于长期拖欠，这些农民工大多生活困顿，情绪激动，一度产生围堵党政机关上访维权的念头。李水全代理此案后，一面耐心平复大家的情绪，讲解维权知识，一面积极为他们申请了法律援助。在他的帮助下，劳动仲裁裁决不仅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裁决用人单位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支持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裁决下来后，14名农民工手捧锦旗向李水全鞠躬致谢。
9年来，李水全平均每年代理案件50余件，其中法律援助案件占半数以上，累计为工伤职工追讨赔偿款超过5000万元。
有朋友曾给李水全算过一笔账，如果把做法援案件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普通案件上，李水全至少能多做200个案件，按每个案件收费5000元计算，几年时间他少挣了100万元。
对此，李水全则豁达地说：“账不能这么算！帮工人兄弟维权，我得到了快乐和满足。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