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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0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他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总装备部高级顾问程开甲。
“世界上有一种安全最可靠，那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
核武器——大国地位的标志，国防实力的象征。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
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等30多次核试验。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发表论文数量为零
有人开玩笑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了。一个直观的数字是，在他参加核武器研试的20多年中，其发表论文数量为零。
“销声匿迹”是程开甲开始中国核武器研制之路的第一步。
此前，他已小有名气，其学术前景也被外界普遍看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出身名门，受到过前沿的学术训练。
1946年，程开甲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M·玻恩的学生。玻恩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缪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1948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玻恩合写了一篇论文递交给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出席，于是由程开甲宣读论文。不料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程开甲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最后也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当不了了，还是让玻恩来裁定吧。”
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1963年，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他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工作生活了20多年。
此后，程开甲虽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却参与缔造了一个核试验基地，并成为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这里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进入爆心去见“魔鬼”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遥想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
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已顾不上许多，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自然也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那他会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一直保持到现在。
多年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后提出：将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砂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搞科研要有奉献精神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达到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达到预定的试验目标。他于1977年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试验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所長，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当官”的人，他更愿意别人称呼他“程教授”。
程开甲虽然已离开戈壁滩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到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了新居，装修时，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想起和思考问题、搞演算，他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有客人来访，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把想法写在黑板上……同时他还能熟练地操作计算机，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独具创见的研究。
耄耋之年的程开甲依然脚步匆匆，走起路来腰杆挺直，生活上依然一丝不苟。他的“外包装”就具有明显特征——过去在基地当副司令时，军装风纪扣从不随意马虎；后来到北京，军装和领带也从来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如果是参加学术会议着西装，那更是熨贴、笔挺，颇有学者风度。他每日清晨早起会打上一套太极拳。夜晚闲暇时光，喜读《古文观止》《孔子》《孟子》一类的古书修身养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位世纪老人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如今，在总装备部机关的食堂里，每天中午，官兵们还能看到这位50年前为共和国爆响原子弹的功勋科学家稳健的身影……
综合改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日报》等
“世界上有一种安全最可靠，那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
核武器——大国地位的标志，国防实力的象征。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
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等30多次核试验。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发表论文数量为零
有人开玩笑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了。一个直观的数字是，在他参加核武器研试的20多年中，其发表论文数量为零。
“销声匿迹”是程开甲开始中国核武器研制之路的第一步。
此前，他已小有名气，其学术前景也被外界普遍看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出身名门，受到过前沿的学术训练。
1946年，程开甲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M·玻恩的学生。玻恩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缪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1948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玻恩合写了一篇论文递交给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出席，于是由程开甲宣读论文。不料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程开甲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最后也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当不了了，还是让玻恩来裁定吧。”
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1963年，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他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工作生活了20多年。
此后，程开甲虽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却参与缔造了一个核试验基地，并成为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这里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进入爆心去见“魔鬼”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遥想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
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已顾不上许多，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自然也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那他会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一直保持到现在。
多年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后提出：将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砂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搞科研要有奉献精神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达到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达到预定的试验目标。他于1977年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试验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所長，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当官”的人，他更愿意别人称呼他“程教授”。
程开甲虽然已离开戈壁滩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到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了新居，装修时，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想起和思考问题、搞演算，他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有客人来访，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把想法写在黑板上……同时他还能熟练地操作计算机，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独具创见的研究。
耄耋之年的程开甲依然脚步匆匆，走起路来腰杆挺直，生活上依然一丝不苟。他的“外包装”就具有明显特征——过去在基地当副司令时，军装风纪扣从不随意马虎；后来到北京，军装和领带也从来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如果是参加学术会议着西装，那更是熨贴、笔挺，颇有学者风度。他每日清晨早起会打上一套太极拳。夜晚闲暇时光，喜读《古文观止》《孔子》《孟子》一类的古书修身养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位世纪老人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如今，在总装备部机关的食堂里，每天中午，官兵们还能看到这位50年前为共和国爆响原子弹的功勋科学家稳健的身影……
综合改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