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负效应越来越大，到了必须着力解决的时候了。2008年至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为保增长我们的货币政策下的药过猛，而且持续的时间过长。一个巨大的正效应已经显现，即中国经济再次被强拉到危机前10％以上的高位，但我們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同时，也形成了一些难以应付的负效应。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元，而新增的GDP仅2.5万亿元，4个信贷换1个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们仅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万亿元，即1个信贷换1个GDP，货币的增长效率降低了3倍。
　　
　　不仅如此，与此相关的负效应在今年开始显现：
　　
　　其一，房地产泡沫化越来越严重，为未来经济可能爆发“大调整”埋下了隐患。因过量的货币供给和过度信贷投放，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一年增长迭50％左右。而高房价正在产生一系列失衡问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构成明显的威胁，因为泡沫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破灭，到时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高房价还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推进结构调整升级更加困难。在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维持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落后。使结构调整过程过慢；特别是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增长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推动，这既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的低风险高收益使人们酿成了普遍性投机暴富心理，全民炒房，优秀的企业家不愿在实业上投资，从而产业升级严重受阻。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是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保增长，但无法解决结构问题，而且它自身会产生新的、更多的、更难解决的结构问题。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通胀，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慢、力度偏小，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资产泡沫化，特别是当前房地产高泡沫化有向泡沫经济演化的巨大风险。
　　国家对2010年货币政策的取向是“适度宽松”，但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2010年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偏松型的。首先，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仅为2，25％，且持续时间近两年，10月的首次升息力度也偏小，这使得负利率持续时间高达10个月。其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信贷增长均超过“适度快速增长”的上限。一般认为，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适度宽松”的增长区间是15％至18％。2009年货币供应量M1和M2分别增长31.2％和27.7％，同期新增信贷规模达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1倍，年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1.7％，均超过了标准值的近1倍，属于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2010年M1和M2的增长比上年有明显回落，但仍处于“适度宽松”上限之上，10月末M2增长19.3％，前10个月仅一个月(7月份)低于18％，其他9个月均在18％以上；10月末MI同比增长22.1％，持续15个月处于20％以上。同时，信贷增长也一直在适度宽松的上限之上，今年前10个月金融机构累计新增贷款6.88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而且，以上三项指标的高增长都是在去年高基数上实现的，因此，超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仍在持续。这给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房价调控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及全球经济仍处于偏紧的环境中，发生持续的高通胀的可能性极小，相反，货币持续超发的主要风险是房地产泡沫化程度越来越高，其可能出现的深度调整会使中国经济大幅减速，并在泡沫不断膨胀的过程中阻碍着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另外，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美元贬值战略也从外部给我国的资产泡沫提供支持。因此，中国流动性泛滥面临内外双重压力，房地产泡沫向泡沫经济演变的风险在加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货币政策要加快向稳健型转变。
　　其次，我们要降低增长预期，把政策的着力点真正地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经济增长率重回10％，并不是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2009年中期以来经济强劲回升并不是“常态”，相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调整过程并没有结束，人为地维持高增长意味着代价过大、深层结构矛盾难以化解。因此，我们应主动地将经济增长放慢，促进房地产业调整，从而为结构调整创造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这其中的阵痛是必要的，要勇于承担。否则，仍沉浸在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思维，无论是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的变化，还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