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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一书借助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东方主义、互文性等理论，把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不仅是了解近现代中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观察近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趣味、中国认识的形成、互动、演变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东方主义 日本近现代作家 中国旅行
由青年学者孙立春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的成果同名著作于2016年10月出版，正像该书绪论中指出的那样，该著述的问世“是日本作家研究的一条新路，同时也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和视角。”[1]国内目前有很多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这种研究为我们了解外国人看待中国的视角提供了很好的窗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与其他国家推进友好关系。
在近代日本人赴中国旅行的热潮中，像小林爱雄、德富苏峰、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日本近现代作家占有较高比例，他们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对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一书系统性地研究了这些日本近现代作家们的访华游记，从整体上关照了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这一文学史、社会史、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为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日本近现代作家的中国认识和访华游记的社会影响打开了一扇窗口。
一.访华游记中的东方主义话语
这些作家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或多或少都带有了殖民主义的色彩。该著述借助于东方主义的理论对这些访华作家们的游记文本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东方学》的日文本译者今泽纪子在“译后记”中指出：“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日本无论从地理的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都属于非西方世界，自然属于客体=被观察方。但是由于近代日本选择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队伍的道路，在殖民地经营上汲取西方思想。（中略）因此，日本同样摄取了西方的东方观点，将自己置身于东方主义的主体=观察方一边。”[2]这些访华作家们正是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他们在面对中国时，同样采取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深受过汉诗文教育的日本作家们，在访华期间以观赏中国风物的文人之眼来打量中国，游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赞誉与惊叹，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与崇拜。著名文学家森林太郎在为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写的序文中说：“当看到浩荡的长江水和广袤无垠的北部原野时，他敞开了胸怀尽情呼吸，对壮美的自然寄予了无比的憧憬，体味了那里轻松悠闲的空气。”[3]15
夏目漱石在《满韩漫游》中详致地描绘了充满中国古典美的风景。初秋的太阳比日本的光彩夺目，夜空闪耀着日本看不到的星星；他体验了“沃野千里”的广袤感，目睹了与日本风格迥异的“南画”般的真正的“中国风景”。芥川龙之介在书写游记时，虽告诫自己不能流下“旅愁之泪”、不能沉醉于“风景之美”。[3]131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以文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的心情总是徘徊在旅愁和因景而生的愉悦之间，沉浸于江南一带的历史、风物之中。
另一方面，满怀对中国文化憧憬之情的作家们在踏上这片仰慕已久的土地时，却为破败落后的中国现实所震惊，这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在陶醉于中国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同时，开始对中国采取质疑、蔑视甚至排斥的态度。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说：“我对中国的嫌恶之感，渐渐开始带有了点要大发作的味道。”[3]169他们笔下呈现出来的中国国民形象是肮脏、愚昧的，是自私自利、软弱的。
芥川在《中国游记》描述了向湖心亭水池撒尿的上海人、身披旧报纸的中国乞丐、熟练擦鼻子的男演员等不文明的中国国民形象。夏目漱石描写了“鲁莽地把鞭子抽到骨瘦如柴的马身上”的“清国佬儿”马车夫、将老人轧伤的马车夫、黑压压聚在一起看着老人伤口的中国看客等“肮脏的国民”，[4]240麻木和奸诈是他描写中国人的常用词。德富苏峰描述了中国已经看不到像样的公路，乡村道路被农夫们随便侵占，各种垃圾都堆在路面上，城市的整个道路都成了垃圾场。
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人是一群行为肮脏、性情奸诈自私、远离文明的族群，中国人嗜好鸦片、赌博和色欲，中国人虚伪、粗俗、没有时间观念等等。这些作家以不屑、夸张的笔致描摹了当时中国的民风、人物，做了过度的解读，并上升到中国国民的整体形象。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些作家在面对中国时，心理上产生的民族偏见和帝国主义的优越感。
二.访华作家中国认识的成因
该著述除了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从游记的词汇、等级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进行文本研究，归纳日本近现代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剖析游记中折射出来的中国形象外，更深入地对作家们在游记中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中国认识的原因进行了详尽分析。
书中指出，这些作家们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中国认识是与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实力、社会环境等密切相关的。虽然他们对富有中国趣味的传统文化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但是，中国的现实也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优越感，从而产生了蔑视中国的情绪。同时，他们也受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以一种殖民主义的思维来审视中国。
在中日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中国一直是仰视的，他们学习、吸取中国的先进文明，并希冀超越。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上的亲近性，使得具备汉学素养的日本文人对富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更加向往。他们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脑海中已经构建出了一幅自己幻想的中国形象，并在踏上中国土地之后极力想要寻找、验证这样的中国形象。
书中指出，这些作家到访中国的时间大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到处都呈现出破败凋敝的景象。同时，人们受到当时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为追求民主积极奔走，衣食住行等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幻想出来的中国形象轰然倒塌，开始对中国感到极度失望，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夸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比如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说：“我对中国的艺术颇感失望。我所见到的小说、绘画都不足谈。然以中国之现状看，期望艺术在这片土地上兴旺发达的我的此种愿望，不如说是近于荒谬。”[3]58对于这些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访华日本作家的行为，鲁迅在1932年1月16日给增田涉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道：“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5]196
由于这些访华作家的游记大多在日本国内的报刊上进行连载或者很快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他们在游记中所构建的肮脏、落后、愚昧的中国形象，就在最大范围内以极快的速速改变了一直以来普通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并激发了他们的国家、民族认同感。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富国强兵的政策奏效，国力日渐强盛，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甲午战争使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也使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开始发生变化。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把中国看作是近代文明的落伍者。昭和时期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由舆论鼓动起来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弥漫到全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作家不能不受到這些思想的冲击，他们开始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石上，以殖民主义的思维来审视中国，对中国充满蔑视，鼓吹占有中国等。也使得他们在游记中的文字超越了单纯的如实描写，浓墨重彩地对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丑化和夸张描写，构建了一个落后的他者形象，以此来反衬日本的先进、文明与科学，从而激发起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和依据。
综上，该著述借助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东方主义、互文性等理论，把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不仅是了解近现代中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观察近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趣味、中国认识的形成、互动、演变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孙立春等著：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2]转引自（日）西原大辅著，赵怡译.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8月.
[3]芥川龙之介著，陈生保 张青平译.中国游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4]夏目漱石著，王成译.满韩漫游[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
[5]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作者介绍：刘鹏茹，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图书管理）
关键词：东方主义 日本近现代作家 中国旅行
由青年学者孙立春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的成果同名著作于2016年10月出版，正像该书绪论中指出的那样，该著述的问世“是日本作家研究的一条新路，同时也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和视角。”[1]国内目前有很多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这种研究为我们了解外国人看待中国的视角提供了很好的窗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与其他国家推进友好关系。
在近代日本人赴中国旅行的热潮中，像小林爱雄、德富苏峰、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日本近现代作家占有较高比例，他们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对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一书系统性地研究了这些日本近现代作家们的访华游记，从整体上关照了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这一文学史、社会史、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为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日本近现代作家的中国认识和访华游记的社会影响打开了一扇窗口。
一.访华游记中的东方主义话语
这些作家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或多或少都带有了殖民主义的色彩。该著述借助于东方主义的理论对这些访华作家们的游记文本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东方学》的日文本译者今泽纪子在“译后记”中指出：“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日本无论从地理的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都属于非西方世界，自然属于客体=被观察方。但是由于近代日本选择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队伍的道路，在殖民地经营上汲取西方思想。（中略）因此，日本同样摄取了西方的东方观点，将自己置身于东方主义的主体=观察方一边。”[2]这些访华作家们正是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他们在面对中国时，同样采取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深受过汉诗文教育的日本作家们，在访华期间以观赏中国风物的文人之眼来打量中国，游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赞誉与惊叹，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与崇拜。著名文学家森林太郎在为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写的序文中说：“当看到浩荡的长江水和广袤无垠的北部原野时，他敞开了胸怀尽情呼吸，对壮美的自然寄予了无比的憧憬，体味了那里轻松悠闲的空气。”[3]15
夏目漱石在《满韩漫游》中详致地描绘了充满中国古典美的风景。初秋的太阳比日本的光彩夺目，夜空闪耀着日本看不到的星星；他体验了“沃野千里”的广袤感，目睹了与日本风格迥异的“南画”般的真正的“中国风景”。芥川龙之介在书写游记时，虽告诫自己不能流下“旅愁之泪”、不能沉醉于“风景之美”。[3]131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以文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的心情总是徘徊在旅愁和因景而生的愉悦之间，沉浸于江南一带的历史、风物之中。
另一方面，满怀对中国文化憧憬之情的作家们在踏上这片仰慕已久的土地时，却为破败落后的中国现实所震惊，这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在陶醉于中国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同时，开始对中国采取质疑、蔑视甚至排斥的态度。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说：“我对中国的嫌恶之感，渐渐开始带有了点要大发作的味道。”[3]169他们笔下呈现出来的中国国民形象是肮脏、愚昧的，是自私自利、软弱的。
芥川在《中国游记》描述了向湖心亭水池撒尿的上海人、身披旧报纸的中国乞丐、熟练擦鼻子的男演员等不文明的中国国民形象。夏目漱石描写了“鲁莽地把鞭子抽到骨瘦如柴的马身上”的“清国佬儿”马车夫、将老人轧伤的马车夫、黑压压聚在一起看着老人伤口的中国看客等“肮脏的国民”，[4]240麻木和奸诈是他描写中国人的常用词。德富苏峰描述了中国已经看不到像样的公路，乡村道路被农夫们随便侵占，各种垃圾都堆在路面上，城市的整个道路都成了垃圾场。
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人是一群行为肮脏、性情奸诈自私、远离文明的族群，中国人嗜好鸦片、赌博和色欲，中国人虚伪、粗俗、没有时间观念等等。这些作家以不屑、夸张的笔致描摹了当时中国的民风、人物，做了过度的解读，并上升到中国国民的整体形象。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些作家在面对中国时，心理上产生的民族偏见和帝国主义的优越感。
二.访华作家中国认识的成因
该著述除了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从游记的词汇、等级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进行文本研究，归纳日本近现代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剖析游记中折射出来的中国形象外，更深入地对作家们在游记中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中国认识的原因进行了详尽分析。
书中指出，这些作家们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中国认识是与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实力、社会环境等密切相关的。虽然他们对富有中国趣味的传统文化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但是，中国的现实也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优越感，从而产生了蔑视中国的情绪。同时，他们也受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以一种殖民主义的思维来审视中国。
在中日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中国一直是仰视的，他们学习、吸取中国的先进文明，并希冀超越。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上的亲近性，使得具备汉学素养的日本文人对富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更加向往。他们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脑海中已经构建出了一幅自己幻想的中国形象，并在踏上中国土地之后极力想要寻找、验证这样的中国形象。
书中指出，这些作家到访中国的时间大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到处都呈现出破败凋敝的景象。同时，人们受到当时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为追求民主积极奔走，衣食住行等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幻想出来的中国形象轰然倒塌，开始对中国感到极度失望，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夸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比如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说：“我对中国的艺术颇感失望。我所见到的小说、绘画都不足谈。然以中国之现状看，期望艺术在这片土地上兴旺发达的我的此种愿望，不如说是近于荒谬。”[3]58对于这些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访华日本作家的行为，鲁迅在1932年1月16日给增田涉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道：“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5]196
由于这些访华作家的游记大多在日本国内的报刊上进行连载或者很快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他们在游记中所构建的肮脏、落后、愚昧的中国形象，就在最大范围内以极快的速速改变了一直以来普通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并激发了他们的国家、民族认同感。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富国强兵的政策奏效，国力日渐强盛，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甲午战争使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也使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开始发生变化。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把中国看作是近代文明的落伍者。昭和时期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由舆论鼓动起来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弥漫到全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作家不能不受到這些思想的冲击，他们开始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石上，以殖民主义的思维来审视中国，对中国充满蔑视，鼓吹占有中国等。也使得他们在游记中的文字超越了单纯的如实描写，浓墨重彩地对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丑化和夸张描写，构建了一个落后的他者形象，以此来反衬日本的先进、文明与科学，从而激发起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和依据。
综上，该著述借助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东方主义、互文性等理论，把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不仅是了解近现代中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观察近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趣味、中国认识的形成、互动、演变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孙立春等著：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2]转引自（日）西原大辅著，赵怡译.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8月.
[3]芥川龙之介著，陈生保 张青平译.中国游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4]夏目漱石著，王成译.满韩漫游[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
[5]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作者介绍：刘鹏茹，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图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