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官园旧货市场，我买到了这只伪满时期的瓷瓶。
　　瓷瓶上粘满油污，还贴着一张写有“菊地黄丸”的纸条，大概有人用它做过药瓶。瓷瓶制作比较粗糙，高40厘米，口径是20厘米，底径9厘米，有一个笨厚的圈足。用洗涤剂清洗后，才看清上面的字迹和花纹。瓶体一面画着一株君子兰花，另一面自左至右写了一组楷体字：“集团部落，建设纪念，康德十年秋，青龙县公署赠”。
　　开始只知道它为日伪时期的物件，对其来源没有认真研究，一直扔在家中角落里。前几日看到一篇介绍日本在中国制造“人圈”的文章，才引起我对这只瓷瓶的注意。
　　为割断人民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日本在东北、华北强制推行制造“集团部落”政策，强迫广大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和耕种的土地，迁到强行指定的“人圈”内。然后他们将搬空的村屯全部烧光、抢光，制造无人区。“集团部落”一般避开山区，设在平原，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石墙或土墙，墙上再架设栅栏和铁丝网，每隔100米左右设一个炮楼，严密监视人们的活动。“部落”区内，设有伪警察所和日本警备队；在其中生活的居民，凡满12岁的，一律得办“良民证”，白天出入也要挂号登记，平时不准三五结伴行走或谈话，夜间不准串门走动，房屋不准插门、点灯。违者会遭受毒打、拘押，甚至处死。
　　瓷瓶上书写的青龙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据资料记载，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随即将青龙等县划入伪满洲国版图。1940年，八路军冀东区党委决定派部队分数路越过长城，在当时的热河省南部山区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扩大，日伪政权极其恐慌。于是，日寇开始在热河南部沿长城一线制造“人圈”。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曾通过电话，向在青龙县教育局系统工作的战友作过了解，据他讲，青龙县很多老人至今对那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当时日伪把青龙县1600多个村落化为三类：一类是“无住禁作”地带，这些地带多是靠近深山地区，不许住人，不许耕作，不许放牧，不许通行，违者格杀勿论；第二类为“无住”地带，这些地带多为半山区，这一地区可以种地、放牧，但不许住人；第三类为“集团部落”，全县共有358个。据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写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书中记载：日伪时构筑的“集团部落”区内的住房多为临时性建筑，非常简陋，且住房缺乏，许多人无栖身之处，只得住在地窖中和马架子内。多数人家无炕席，一家几口人穿一件棉衣。夏天，“部落”内污水粪便遍地，泥泞不堪，害虫、疫病肆虐流行。人们以草根、树皮充饥，几乎每天都有人冻饿致死。此外，“部落”里的居民，还要承担修筑围墙、炮楼、道路等苦役以及繁重的苛捐杂税等。
　　从瓷瓶上的字迹可以看出，这是日伪青龙县公署于伪满“康德十年秋”，也就是强制老百姓“集家并村”一周年，即1943年秋天烧制的，显然是用来“奖”给日伪“有功”人员的。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是穷途末路的侵略者疯狂反扑最为残酷的时候，也是我国抗日队伍最为活跃的时候。据行家讲，瓷瓶属于唐山窑系的制品，烧制得很不规整，是同时期烧制的瓷器中最粗糙的，很可能就是窑工对日寇不满，故意烧成这样，也是日伪穷途末路，财力人力捉襟见肘的反映。
　　不久，在青龙县教育系统工作的战友，托人送来一个与瓷瓶同时期的粗瓷杯，上面写有“合谋开展，尺月佳日，缉工”的字样。他在信中说：“这是在地里挖出来的，老人都能认出来，是当年日伪缉工队使用过的水杯，当时要不是我在场，早就被愤怒的村民们砸碎了。”我对这只瓷杯还没有认真考证，但是从瓷杯的胎盘、釉色、字体判断，可以肯定这只瓷杯的年代和瓷瓶的年代是一致的。
　　看着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瓷杯和瓷瓶，我心中也有一种恨不得把它砸个粉碎的愤怒，更别说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年人了。但为了让它作为日本侵华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发挥瓷瓶的作用，不久后，我将瓷瓶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