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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左传》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典籍，既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文献，又是儒家经典之一，被列入十三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儒家德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厘清《左传》中的德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工作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一、概念辨析
（一）德
1.恩惠。德有恩惠的意思，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一种施与，这是德在《左传》中最常见的意思。襄七年韩无忌辞曰：“……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恤民为德，对民施加恩惠。襄十四年……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对民有恩，故民有甘棠遗爱。隐十一年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德政对威刑，恩威并加也，恩惠的意义自明。襄四年魏绛与晋悼公谈和戎，举了有穷后羿的例子，说寒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恃其谗匿诈伪，而不德于民……”愚弄其民，自然对民来说就没什么恩惠可言，是之谓不德。
德作恩惠意义的时候，还可以用于大国对小国的施加。襄三十一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小国怀其恩是也。襄九年知武子谓献子曰：“……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惟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民将弃我，岂惟郑，可知民也兼指国家，大国加恩于小国，不以兵戎相见，谓之修德息师。此外，行德政也具有现实意义，就是聚民，不然“我之不德，民将弃我”。
德作恩惠意义的时候，往往和“度”搭配，强调要把握好度。襄三十一年屈狐庸：“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
2.政。德有政的意思。僖五年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3.礼。德有礼的意思。襄八年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惟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文德，对武功。文德连用，便是礼乐教化的意思。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照临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法之，以照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违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二）礼
礼这个概念比较复杂，礼既可以是一切道德风俗礼仪习惯的总合，又可以指等级制度，还可以专指某一特定仪俗。这里只是把《左传》中和德治相关的礼做个概念辨析。
1.礼包含政徳武。隐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2.礼有时候包含了法与刑的意义。《左传》中的多见刑而少见法，刑意义与今日的法相近，法有时候等同刑，有时候又是效法、像的意义。庄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这里曹刿话中的礼，有刑的意义。
3.约定俗成的礼，可以用“常”来表示。庄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
4.礼与仪概念上的分离。昭五年女叔齐：“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此文又可和隐十一年之文对读，礼，守其国可谓武，行其政令可谓政，无失其民可谓德。
二、《左传》中德治的特点
（一）以善恶二元论看待治理国家
这是我国古代德治的特点，也是核心。隐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根本，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二）对“名”的推崇，强调名正言顺。
桓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
襄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之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銘，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
庄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孔子所推崇的，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正是由于儒家对名的追求，才有所谓的不朽。襄二十四年叔孙豹：“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三）提倡谦让，反对争
襄十三年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能者在下位，则贵尚而让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昭二年叔向：“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四）强烈的忧民情怀和民本思想
桓六年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散发着强烈的忧民情怀和民本思想，在部分执政者的认知中，人的重要性是大于神的，不能成人，何以事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天道远人道迩，拥抱现世，期望有所作为，故钱穆先生认为儒教是一种人道教、人文教。
（五）德治的衰落与成文法的出现
1.德成为叛乱的借口。昭二十六年（王子朝）言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德，成为王子朝觊觎王位的托词。这一说法遭到了当时士大夫的非议。闵马父：“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2.成文法的出现。昭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这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部成文法，然而在当时却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纷纷认为这还会使本已衰落的道德更加衰败，而助长民的争心。传统中国社会对法的态度冷淡，反感争讼，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可窥见一斑，这种现象在《左传》中可以追溯到源头。叔向给郑子产的信中说道：“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昭二十九年晋国第一部成文法颁布，这一行为遭到了孔子的诘难。昭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三、《左传》中的德治对法德并举及重庆政治生态修复工作的启示
（一）要明大德，不要知仪而不知礼
从前文可知，至少在《左传》成书年代，人们就把礼分为“礼”和“仪”两个概念。礼是大德，是国家之基，相较于礼，仪更多的是具体的教条，是细枝末节，仪虽然也重要，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党员干部一定要明大德，格局要大，头脑要清醒，千万不要捡了芝麻丢西瓜，和鲁昭公一样被人称为知仪而不知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其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做到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向党中央和总书记看齐，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
（二）要守公德、严私德，继承发扬德治思想
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左传》中得到体现，“夫民，神之主也”，两千多年前先贤的话语，今天读起来依旧令人唏嘘不已。正是由于儒家所具有的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整个封建时代涌现出无数勤政爱民的官员，儒家思想的精髓也在这里。党员干部要积极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远与人民同行，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儒家注重名，强调名正言顺，做事要有名义，做人要留名声。领导干部要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珍惜在位时，力求三不朽。此外，儒家推崇的谦虚等品德在今天依旧是美德，领导干部要砥砺品行，严于修身，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三）坚持法德并举
中国传统德治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通过前文可以知道，《左传》中礼这一概念已有刑的含义，而到了春秋后期，德治并不能顺利施行，叛乱者也高举德的旗帜，于是成文法先是在郑国出现，既而晋国也开始颁布。
这里，就需要我们辩证看待儒家文化，辩证看待儒家德治思想，“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德治不是码头文化，不是邀约民心，不是打着道德的旗号行奸宄之事。要坚持法德并举，遵从党纪国法，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程鹏里（1985—），男，汉族，重庆人，历史学硕士，单位：重庆市忠县县委党校，研究方向：考古学
一、概念辨析
（一）德
1.恩惠。德有恩惠的意思，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一种施与，这是德在《左传》中最常见的意思。襄七年韩无忌辞曰：“……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恤民为德，对民施加恩惠。襄十四年……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对民有恩，故民有甘棠遗爱。隐十一年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德政对威刑，恩威并加也，恩惠的意义自明。襄四年魏绛与晋悼公谈和戎，举了有穷后羿的例子，说寒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恃其谗匿诈伪，而不德于民……”愚弄其民，自然对民来说就没什么恩惠可言，是之谓不德。
德作恩惠意义的时候，还可以用于大国对小国的施加。襄三十一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小国怀其恩是也。襄九年知武子谓献子曰：“……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惟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民将弃我，岂惟郑，可知民也兼指国家，大国加恩于小国，不以兵戎相见，谓之修德息师。此外，行德政也具有现实意义，就是聚民，不然“我之不德，民将弃我”。
德作恩惠意义的时候，往往和“度”搭配，强调要把握好度。襄三十一年屈狐庸：“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
2.政。德有政的意思。僖五年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3.礼。德有礼的意思。襄八年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惟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文德，对武功。文德连用，便是礼乐教化的意思。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照临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法之，以照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违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二）礼
礼这个概念比较复杂，礼既可以是一切道德风俗礼仪习惯的总合，又可以指等级制度，还可以专指某一特定仪俗。这里只是把《左传》中和德治相关的礼做个概念辨析。
1.礼包含政徳武。隐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2.礼有时候包含了法与刑的意义。《左传》中的多见刑而少见法，刑意义与今日的法相近，法有时候等同刑，有时候又是效法、像的意义。庄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这里曹刿话中的礼，有刑的意义。
3.约定俗成的礼，可以用“常”来表示。庄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
4.礼与仪概念上的分离。昭五年女叔齐：“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此文又可和隐十一年之文对读，礼，守其国可谓武，行其政令可谓政，无失其民可谓德。
二、《左传》中德治的特点
（一）以善恶二元论看待治理国家
这是我国古代德治的特点，也是核心。隐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根本，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二）对“名”的推崇，强调名正言顺。
桓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
襄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之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銘，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
庄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孔子所推崇的，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正是由于儒家对名的追求，才有所谓的不朽。襄二十四年叔孙豹：“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三）提倡谦让，反对争
襄十三年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能者在下位，则贵尚而让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昭二年叔向：“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四）强烈的忧民情怀和民本思想
桓六年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散发着强烈的忧民情怀和民本思想，在部分执政者的认知中，人的重要性是大于神的，不能成人，何以事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天道远人道迩，拥抱现世，期望有所作为，故钱穆先生认为儒教是一种人道教、人文教。
（五）德治的衰落与成文法的出现
1.德成为叛乱的借口。昭二十六年（王子朝）言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德，成为王子朝觊觎王位的托词。这一说法遭到了当时士大夫的非议。闵马父：“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2.成文法的出现。昭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这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部成文法，然而在当时却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纷纷认为这还会使本已衰落的道德更加衰败，而助长民的争心。传统中国社会对法的态度冷淡，反感争讼，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可窥见一斑，这种现象在《左传》中可以追溯到源头。叔向给郑子产的信中说道：“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昭二十九年晋国第一部成文法颁布，这一行为遭到了孔子的诘难。昭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三、《左传》中的德治对法德并举及重庆政治生态修复工作的启示
（一）要明大德，不要知仪而不知礼
从前文可知，至少在《左传》成书年代，人们就把礼分为“礼”和“仪”两个概念。礼是大德，是国家之基，相较于礼，仪更多的是具体的教条，是细枝末节，仪虽然也重要，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党员干部一定要明大德，格局要大，头脑要清醒，千万不要捡了芝麻丢西瓜，和鲁昭公一样被人称为知仪而不知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其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做到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向党中央和总书记看齐，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
（二）要守公德、严私德，继承发扬德治思想
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左传》中得到体现，“夫民，神之主也”，两千多年前先贤的话语，今天读起来依旧令人唏嘘不已。正是由于儒家所具有的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整个封建时代涌现出无数勤政爱民的官员，儒家思想的精髓也在这里。党员干部要积极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远与人民同行，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儒家注重名，强调名正言顺，做事要有名义，做人要留名声。领导干部要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珍惜在位时，力求三不朽。此外，儒家推崇的谦虚等品德在今天依旧是美德，领导干部要砥砺品行，严于修身，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三）坚持法德并举
中国传统德治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通过前文可以知道，《左传》中礼这一概念已有刑的含义，而到了春秋后期，德治并不能顺利施行，叛乱者也高举德的旗帜，于是成文法先是在郑国出现，既而晋国也开始颁布。
这里，就需要我们辩证看待儒家文化，辩证看待儒家德治思想，“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德治不是码头文化，不是邀约民心，不是打着道德的旗号行奸宄之事。要坚持法德并举，遵从党纪国法，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程鹏里（1985—），男，汉族，重庆人，历史学硕士，单位：重庆市忠县县委党校，研究方向：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