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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理想,就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一些工作领域的重大课题,会不断地拓展视野,也会不断地与社会分享政策进步的喜悦。同事们形容我是每遇做成一项惠民政策,便欣喜若狂。这种状态,在所谓“老到”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种童心,促使自己保持思想的青春,从而避免暮气沉沉的状态。
官转民,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换。
从民政部的一个司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型。
我的离职引起了许多媒体朋友的好奇。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社会性相当强的行政事务,几乎关系到所有的贫困入口,农村选举,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牵涉的社会面太宽了。社会各界关心这些,媒体更关心,我也希望通过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结果我就与媒体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
2008年初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过程中,海霞和我共同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救灾工作实况转播节目,我们一起提出救灾建议,号召社会向灾区捐赠照明器材和收音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5月13日下午國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向世界进行现场直播,我就是新闻发布人之一;5月14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白岩松邀我共同讨论大地震后的救援与重建,节目持续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们向社会传达了一些新的理念,包括救灾的长期性、民间组织的作用、心理救助问题,我体会到了岩松作为大牌主持人所特有的思想力,我们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给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可以说,在体制内,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所辖工作领域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许多人认为,官员应该谨慎说话,为人应该低调。我打破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为人低调,但要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就必须以社会大众的要求为依归。记者就是大众需求的重要代言人,回应大众的知情权需求,首先就要回应记者的提问。
许多人问我离开民政部以后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其实比较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运用公共权力,因而附属公共权力的一些福利待遇也就不存在了。比如,没有了司机和配车,也没有了司长所享受的医疗待遇。但我想,既然那么多的教授都可以生活,我损失了这些待遇难道不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
人们认为我是理想型的性格,我并不否认。不过,我的理想,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因为我参军入伍多年,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正连职干事,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基层带兵,知道具体事务执行起来的艰难。而从事行政事务管理,更知道具体行政程序的重要。
总结几十年的行政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担任行政职务,一定要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岗位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依托。有了这样的理想,尽管可能在不少事情上会吃一些亏,但从人生的长远角度看,还是会占大便宜的。
因为有理想,就会有真正的朋友,大家会有共同的志向。尽管离开工作岗位,大家还依然联系,并且共同探讨社会进步之道。这是最让我感到宽慰的。
有了理想,就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一些工作领域的重大课题,会不断地拓展视野,也会不断地与社会分享政策进步的喜悦。同事们形容我是每遇做成一项惠民政策,便欣喜若狂。这种状态,在所谓“老到”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种童心,促使自己保持思想的青春,从而避免暮气沉沉的状态。
官转民,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换。
从民政部的一个司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型。
我的离职引起了许多媒体朋友的好奇。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社会性相当强的行政事务,几乎关系到所有的贫困入口,农村选举,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牵涉的社会面太宽了。社会各界关心这些,媒体更关心,我也希望通过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结果我就与媒体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
2008年初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过程中,海霞和我共同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救灾工作实况转播节目,我们一起提出救灾建议,号召社会向灾区捐赠照明器材和收音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5月13日下午國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向世界进行现场直播,我就是新闻发布人之一;5月14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白岩松邀我共同讨论大地震后的救援与重建,节目持续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们向社会传达了一些新的理念,包括救灾的长期性、民间组织的作用、心理救助问题,我体会到了岩松作为大牌主持人所特有的思想力,我们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给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可以说,在体制内,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所辖工作领域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许多人认为,官员应该谨慎说话,为人应该低调。我打破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为人低调,但要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就必须以社会大众的要求为依归。记者就是大众需求的重要代言人,回应大众的知情权需求,首先就要回应记者的提问。
许多人问我离开民政部以后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其实比较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运用公共权力,因而附属公共权力的一些福利待遇也就不存在了。比如,没有了司机和配车,也没有了司长所享受的医疗待遇。但我想,既然那么多的教授都可以生活,我损失了这些待遇难道不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
人们认为我是理想型的性格,我并不否认。不过,我的理想,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因为我参军入伍多年,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职干事、正连职干事,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基层带兵,知道具体事务执行起来的艰难。而从事行政事务管理,更知道具体行政程序的重要。
总结几十年的行政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担任行政职务,一定要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岗位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依托。有了这样的理想,尽管可能在不少事情上会吃一些亏,但从人生的长远角度看,还是会占大便宜的。
因为有理想,就会有真正的朋友,大家会有共同的志向。尽管离开工作岗位,大家还依然联系,并且共同探讨社会进步之道。这是最让我感到宽慰的。
有了理想,就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一些工作领域的重大课题,会不断地拓展视野,也会不断地与社会分享政策进步的喜悦。同事们形容我是每遇做成一项惠民政策,便欣喜若狂。这种状态,在所谓“老到”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种童心,促使自己保持思想的青春,从而避免暮气沉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