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天明多壮志
　　“唯有天明多壮志”是3月1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举行的“吴天明追思会”的标题，同时举行的“吴天明导演回顾展”标题是“天明爱电影，电影盼天明”。
　　当最早获知原西影厂厂长、我国著名导演吴天明先生因心肌梗塞于3月4日上午10时左右猝然离世的消息时，不仅他的生前好友、著名表演艺术家许还山先生感觉惊讶和不能接受，身在西影，在西安的每一位电影人，包括每一位热爱他的普通观众，都是同样的感觉和反应。消息证实后，大家的心情一样沉痛。
　　随后，西部电影集团董事长张宏先生第一时间奔赴北京，慰问吴天明导演的家人。西影集团随后在西影设置了追思灵堂，举办了吴天明导演追思会和经典影片回顾展，同时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共同于3月8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于3月1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追思会和影片回顾展。
　　在告别仪式和北京追思会上，吴导的家人亲友和吴贻弓、谢飞、郑洞天、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少红、黄建新、滕文骥、何平、周晓文、黄建新、顾长卫、张会军、田壮壮、霍建起、陶泽如、蒋雯丽等许多著名电影人以及百多家媒体记者都到会，表达了对吴导的缅怀与哀思。追思会上还放映了米家山导演制作的纪念短片，回顾吴导的一生，将其音容笑貌永留人心。告别仪式门口嵌有他作品名字的挽联：“人生无奈常变脸没有航标任偏流”、“老井无声胜有声百鸟朝凤一曲终”和场内的“天明导演快乐远行”，以及“天明爱电影，电影盼天明”“唯有天明多壮志”这些字都让人觉得天明导演仿佛仍和我们在一起。
　　吴天明不仅是我国电影界德高望重的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还因为他在担任西影厂厂长其间大胆启用一批年轻影人，扶持和培养了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黄建新、周晓文等著名导演，而被业内誉为“电影界伯乐”“第五代导演教父”等。
　　张艺谋在追思会上悲悼自己的恩师和伯乐时说，“没有吴天明，就没有我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也正是凭借这部《红高粱》，改写了我的命运。”
　　陈凯歌导演也在获知消息的当天通过新华社记者表达了自己对吴导的感激与怀念之情，他说，“吴天明导演曾是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除本人拍摄过多部优秀作品外，还带领一代人创造辉煌，为中国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个率真正直的好人。在担任西影厂厂长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至今难忘，对于他的突然去世我深感意外，十分悲痛。他拍过一部名为《人生》的影片。现在，他已完成他的人生，愿他安息。我们会永远怀念他。”
　　吴天明导演生前曾于1985年至1987年期间担任本刊第一任编委会主任，对本刊也倾注了许多关怀与心血，本刊全体同仁在这三月的追思与怀念中，一一翻阅着吴导在本刊留下的影迹与风采，捧读他写的《老井断想》和《再振雄风向未来》，倍觉亲切，深受鼓舞。正如张艺谋导演所言，“无论怎么困难，电影梦在他心里永远是一团燃烧的火。”
　　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
　　1988年，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导演为建厂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本刊发表了《再振雄风向未来》的文章，文章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开始新的长征，西影也随之焕发青春。《生活的颤音》是为起步。《西安事变》、《都市里的村庄》是为发展。从《人生》、《野山》、《黑炮事件》的腾飞，到《老井》、《红高粱》的跃进，人们在惊叹：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追根溯源，我们不能不说，西影的兴衰，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起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仅是西影的春天，也是国内整个电影界、文化界的春天，又恰值吴天明个人创作的最好的年华，所以他便和西影一起从西部崛起，不仅让国人惊叹，也让国际影坛对中国电影刮目和赞叹。
　　吴天明导演1939年出生于陕西三原，从小迷电影，1960年考入西影演员培训班，毕业后在西影演员剧团做演员，曾参演过影片《巴山红浪》。但他的志向是想要做导演。1974年曾跟随著名导演崔嵬参加了《红雨》的拍摄，同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两年后回来，做了3年助理导演和副导演。1979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和著名导演滕文骥合作拍摄了故事片《生活的颤音》和《亲缘》。《生活的颤音》不仅获得了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也使吴天明获得了优秀青年创作奖。
　　1983年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再次获得了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二等奖，和夏威夷第四届国际电影节东西方中心电影奖。第二年他执导拍摄了真正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的代表作，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人生》，影片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女主角奖，也让当时所有的年轻人许多年都念念不忘高加林和刘巧珍，甚至十多年以后还有人宁愿倾尽所有，个人投资去拍《人生》续集。
　　拍《人生》的时候，也是吴天明新任厂长，带领西影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我们至今都记得当时正值青春年华，在校园里看过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西部农村题材影片，除了《人生》，还有《黄土地》、《老井》、《红高粱》、《野山》等，并不都是西影厂和吴天明拍的，但却都和他有关系。吴天明曾回忆说：“拍《人生》外景的时候，张艺谋、陈凯歌、何群三人，拄着拐棍来了，说是给《黄土地》采景，没有钱了，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三个人找过来说饿得不行，我就赶快给他们备饭，聊起来知道了他们缺钱，我让摄制组拿了两三千块钱给他们，又把剧组一辆吉普车调出去给他们用一个多星期。”
　　都是怀有电影梦和执着于艺术理想的人，这一段回忆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了解到如今已是中国电影中坚力量的第五代导演们，在当年起步时的艰难程度。
　　1987年，吴天明又执导了一部轰动中外电影界的影片《老井》。在拍摄《老井》期间，他对极度缺水的北方贫瘠山村生活深有感触，怀抱无限同情和想要改变这种面貌的巨大激情，写下了《老井断想》的诗章，并发表在本刊，诗中说：“好一座山，山那边还是山，/要命的水，多少代了，打井，找水。/山不转，水也不转，这就是老井。//这里打了一百二十七眼没有水的干井，/这里的干井，最深的有十五丈七。//就在这块土地上，/同样有着人间那说不尽道不明的/悲欢离合，扭曲舒展，男欢女爱……//多少代了，/这里穷得连地主老财都没有/吃口水要往返几十里去担。//到了今天，老井人该怎么办？！/是离开这块土地，走出这重重大山？/还是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在/地球上戳窟窿？/有人想出去，/有人想留下。//……我们希望山转水也转，/转出个好世界来，/转出个中华民族的好日子来，/转出个舒舒展展的当代中国人来！” 　　在这部影片中，他大胆起用时任摄像师，专业也不是学表演的张艺谋出演男主角孙旺泉。剧组里的人都说：“一个敢让演，另一个也敢答应，肯定有一个是神经病！”，但一个有信心，另一个也肯每天砸石头、背石板的下死功夫。结果这部影片不仅于1988年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十一届百花奖故事片奖；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第七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等多项国内国际电影大奖，更传奇的是张艺谋因为在本片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A级国际电影节影帝的人。吴天明曾对此评价说：“当你从事一项事业，不去热爱它，不去下死工夫，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我从张艺谋身上就学到很多。”
　　随后他又全力扶持张艺谋实现了自己的导演梦想，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粱》，与此同时大胆启用新人导演，放手扶持有才能的导演，相继出品了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田壮壮导演的《盗马贼》、颜学恕导演的《野山》、周晓文导演的《疯狂的代价》、滕文骥导演的《棋王》等一系列杰作，创造了一个“西部电影”和“第五代”导演崛起的神话，拿足了奖项，也使西影厂的发行量从全国倒数第一，变成了正数第一。这岂不是如他文章中说的一样太阳从西部升起了吗。
　　文章还说，“人才为立厂之本。西影之所以能在这些年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跟我们厂培养、启用一批有才华的年轻创作骨干有直接的关系。电影是年轻人的艺术，它不仅是指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年轻。只要敢于创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西影的创作就会永远富于生命力。……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坚持不拘一格启用人才，西影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在卸任厂长以后，也始终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信念和创作个性，这些在他继《老井》之后，执导和主演的《变脸》、《首席执行官》、《非常爱情》、《飞越老人院》、《百鸟朝凤》等影片中都有体现。
　　他曾说：“我始终认为，导演跟作家一样，不是比你的作品有多花哨，而是比你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比你用良知去表现人生的理想。”
　　2005年，他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1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了正在修路的“老井”村。2012年他执导拍摄的生前最后一部影片《百鸟朝凤》，讲的是吹唢呐人的故事，表现艺人对艺术的信念和坚守，也是他对电影艺术的信念和坚守。
　　如今我们追念和缅怀吴天明导演，更重要的是继承他的精神和艺术家的社会良知与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