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7月18日，方正证券宣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出任研究所新任首席经济学家。从高校学者到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还是第一位。
作为一名偏向学术路线的经济学家，颜色拥有亮眼的学术背景，他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2008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还曾荣获世界经济史大会最佳博士论文奖。
也许是数年的高校研究经历和一路走来打下的扎实的学术功底，采访中，颜色反复强调研究的重要性，显然，这名从未名湖畔走出的学者，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首席，都氤氲着学术研究的底色。
首席经济学家做什么？
颜色坦言，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首席经济学家是做什么的，虽然都叫首席经济学家，但在具体的机构和具体的工作中仍有不同的区别，市场上最多的可能是像自己这样的卖方首席经济学家，国内是一些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在香港有一些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些买方的首席经济学家，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也有一些国际机构、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都有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聘请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
的确，很多人对首席的职业有一些误解，认为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在各种场合代表公司形象和立场的人，这个标签稍显片面，首席经济学家不仅仅是机构的传话筒，其更重要的角色是研究者。“一些机构可能更多的是找一个能代表公司形象的首席为公司发声，但是在金融机构里不是这样的，首席经济学家最大的价值体现在研究。”
作为首席经济学家，颜色的情况则更加特殊，颜色在担任首席的同时还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里做老师，所以还承担着很多学术研究的工作，颜色表示，“我觉得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做好政策研究，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学术和政策相结合”，因此在颜色眼中，做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两者都是从数据出发，都需要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才能胜任。
谈及未来首席经济学家的趋势，颜色说，“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必然是要跟国际接轨，更强调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扎实的研究基本功。我觉得侃侃而谈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颜色认为首席经济学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基于非常扎实严格的学术训练，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的趋势，甚至地缘政治做出一些有价值的预判，为投资者服务，不够扎实的研究、不够成功的预判都体现不出首席的价值，最终的价值还是要在投资当中体现出来，预测总会有蒙成功的时候，但一次蒙成功很难持续的蒙成功，对未来能够做大体范围内的趋势预判，市场就一定会给这些经济学家以足够多的认可，这些认可最终也会反映到对首席经济学家整体的市场定位中。
不同的首席经济学家职责是很不一样的，服务的对象也是不同的，有的服务于散户，有的服务于国外的对冲基金，还有的对内服務于企业集团内部，所以首席的职责取决于服务的客户是谁，颜色表示，因为整个经济系统太复杂，而且过去几年世界面临的冲击也是无法预判的，这都给预测增加了难度，但是首席经济学家应该反思，为什么有的时候预测准，有的时候不准。
有很多偏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在预测现实问题的时候，可能并不能简单的把学术应用于现实，因为现实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而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在颜色看来，预测错误，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过于理想化，过于相信学术化的理论，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对于当前的大的逻辑的变化预判不足，世界的逻辑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预测出经济增长率小数点后两位，达到这种程度的预测精确度是不可能的，“但是大体范围、大体趋势最好不要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颜色还特别强调，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预判以及大类资产配置的建议也可以尝试，但是任何人都不是神仙，不能保证准确率。而最不应该轻易做预测的还是对于股市点位的判断，如果说股市点位能够判断出来，那么金融市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金融市场之所以存在，就是大家对于不确定性的分化的预期，买方觉得能买，卖方觉得能卖，所以才有金融市场，“如果能真的能判断出来，那么肯定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蒙的”，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对于宏观经济和政治的大趋势的判断，从而为投资者自己做决策提供建议。颜色表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测还是很重要，比如说中美关系对经济的影响，去杠杆的影响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对投资者提供足够多的警示和提醒。
在国内的券商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是对短期、长期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这些研判主要服务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帮助买方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因为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对投资者总体的资产配置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过去这段时间，宏观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主要风险之一，宏观经济政策亦已经延伸到地缘政治上面，从总量上来说，系统性上面对于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因素是首席经济学家需要去关注和研究的。
一个优秀的研究员应该具体哪些素质？
谈及怎么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颜色表示，宏观研究比行业研究更强调经济学的学术训练，所以研究员的落脚点应该落在研究这两个字上，首先要理论过关，其次应该关注中国数据，也应该对中国制度有很好的把握。同时，颜色还指出，目前在中国，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互动还比较少，远不如西方国家，人员的流动就更少了，而在西方国家，大学教授可以休学术假，到市场上进行实战，然后再回到校园做学术，中国也应该鼓励学界和业界人员之间的流动。
在颜色看来，国内的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机构的立场之间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做到泾渭分明，对于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每个机构里都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公开场合发表的观点以及工作范围内的活动，都不可避免的与机构挂钩，国内的机构合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说一个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谈宏观经济政策，那么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强调了不代表机构观点，那么这在合规中也是不允许的。
虽然如此，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是可以仅代表个人观点的，但是在国内还是倾向于跟机构挂钩，大部分首席经济学家还是跟机构牵扯在一起，“因为都要写工作单位，这是身份所赋予你的，所以但凡讲经济相关的，基本上还是要更审慎一点。”
颜色说自己比正常的首席还要忙，因为自己在学校是正式的教师，需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面，要带学生和上课，还要发表学术论文，即使这样自己也会尽力平衡家庭和工作，留出时间陪伴孩子。
作为一个南方人，颜色显然更喜欢南方安逸的小城市，平时工作太忙，压力太大，南方的小城市更加休闲，颜色经常来上海出差，他说自己对上海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上海虽然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还保留着很多生活化特征，在这一点上喜欢上海更多于北京。
作为高校教师，颜色平时的阅读量非常大，尤其喜欢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他也跟记者分享了几本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例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已经走过了9年，颜色表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汇集行业智慧，传递真实声音，帮助同行之间进行更多交流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组织，也希望我们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未来越办越好。”
作为一名偏向学术路线的经济学家，颜色拥有亮眼的学术背景，他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2008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还曾荣获世界经济史大会最佳博士论文奖。
也许是数年的高校研究经历和一路走来打下的扎实的学术功底，采访中，颜色反复强调研究的重要性，显然，这名从未名湖畔走出的学者，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首席，都氤氲着学术研究的底色。
首席经济学家做什么？
颜色坦言，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首席经济学家是做什么的，虽然都叫首席经济学家，但在具体的机构和具体的工作中仍有不同的区别，市场上最多的可能是像自己这样的卖方首席经济学家，国内是一些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在香港有一些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些买方的首席经济学家，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也有一些国际机构、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都有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聘请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
的确，很多人对首席的职业有一些误解，认为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在各种场合代表公司形象和立场的人，这个标签稍显片面，首席经济学家不仅仅是机构的传话筒，其更重要的角色是研究者。“一些机构可能更多的是找一个能代表公司形象的首席为公司发声，但是在金融机构里不是这样的，首席经济学家最大的价值体现在研究。”
作为首席经济学家，颜色的情况则更加特殊，颜色在担任首席的同时还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里做老师，所以还承担着很多学术研究的工作，颜色表示，“我觉得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做好政策研究，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学术和政策相结合”，因此在颜色眼中，做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两者都是从数据出发，都需要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才能胜任。
谈及未来首席经济学家的趋势，颜色说，“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必然是要跟国际接轨，更强调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扎实的研究基本功。我觉得侃侃而谈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颜色认为首席经济学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基于非常扎实严格的学术训练，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的趋势，甚至地缘政治做出一些有价值的预判，为投资者服务，不够扎实的研究、不够成功的预判都体现不出首席的价值，最终的价值还是要在投资当中体现出来，预测总会有蒙成功的时候，但一次蒙成功很难持续的蒙成功，对未来能够做大体范围内的趋势预判，市场就一定会给这些经济学家以足够多的认可，这些认可最终也会反映到对首席经济学家整体的市场定位中。
不同的首席经济学家职责是很不一样的，服务的对象也是不同的，有的服务于散户，有的服务于国外的对冲基金，还有的对内服務于企业集团内部，所以首席的职责取决于服务的客户是谁，颜色表示，因为整个经济系统太复杂，而且过去几年世界面临的冲击也是无法预判的，这都给预测增加了难度，但是首席经济学家应该反思，为什么有的时候预测准，有的时候不准。
有很多偏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在预测现实问题的时候，可能并不能简单的把学术应用于现实，因为现实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而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在颜色看来，预测错误，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过于理想化，过于相信学术化的理论，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对于当前的大的逻辑的变化预判不足，世界的逻辑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预测出经济增长率小数点后两位，达到这种程度的预测精确度是不可能的，“但是大体范围、大体趋势最好不要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颜色还特别强调，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预判以及大类资产配置的建议也可以尝试，但是任何人都不是神仙，不能保证准确率。而最不应该轻易做预测的还是对于股市点位的判断，如果说股市点位能够判断出来，那么金融市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金融市场之所以存在，就是大家对于不确定性的分化的预期，买方觉得能买，卖方觉得能卖，所以才有金融市场，“如果能真的能判断出来，那么肯定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蒙的”，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对于宏观经济和政治的大趋势的判断，从而为投资者自己做决策提供建议。颜色表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测还是很重要，比如说中美关系对经济的影响，去杠杆的影响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对投资者提供足够多的警示和提醒。
在国内的券商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是对短期、长期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这些研判主要服务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帮助买方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因为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对投资者总体的资产配置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过去这段时间，宏观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主要风险之一，宏观经济政策亦已经延伸到地缘政治上面，从总量上来说，系统性上面对于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因素是首席经济学家需要去关注和研究的。
一个优秀的研究员应该具体哪些素质？
谈及怎么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颜色表示，宏观研究比行业研究更强调经济学的学术训练，所以研究员的落脚点应该落在研究这两个字上，首先要理论过关，其次应该关注中国数据，也应该对中国制度有很好的把握。同时，颜色还指出，目前在中国，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互动还比较少，远不如西方国家，人员的流动就更少了，而在西方国家，大学教授可以休学术假，到市场上进行实战，然后再回到校园做学术，中国也应该鼓励学界和业界人员之间的流动。
在颜色看来，国内的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机构的立场之间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做到泾渭分明，对于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每个机构里都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公开场合发表的观点以及工作范围内的活动，都不可避免的与机构挂钩，国内的机构合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说一个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谈宏观经济政策，那么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强调了不代表机构观点，那么这在合规中也是不允许的。
虽然如此，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是可以仅代表个人观点的，但是在国内还是倾向于跟机构挂钩，大部分首席经济学家还是跟机构牵扯在一起，“因为都要写工作单位，这是身份所赋予你的，所以但凡讲经济相关的，基本上还是要更审慎一点。”
颜色说自己比正常的首席还要忙，因为自己在学校是正式的教师，需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面，要带学生和上课，还要发表学术论文，即使这样自己也会尽力平衡家庭和工作，留出时间陪伴孩子。
作为一个南方人，颜色显然更喜欢南方安逸的小城市，平时工作太忙，压力太大，南方的小城市更加休闲，颜色经常来上海出差，他说自己对上海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上海虽然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还保留着很多生活化特征，在这一点上喜欢上海更多于北京。
作为高校教师，颜色平时的阅读量非常大，尤其喜欢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他也跟记者分享了几本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例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已经走过了9年，颜色表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汇集行业智慧，传递真实声音，帮助同行之间进行更多交流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组织，也希望我们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未来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