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新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寒冬时节,毛泽东就决定南下了,一路上走走停停,终于在1961年春节前夕来到广州,住了一个半月。在1961年这个不寻常的春天里,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广州会议,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实行民主决策,逐步使共和国走出困境,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广东过春节
　　
　　1961年1月,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提出要到广东过春节。因为广东特有的温暖湿润的气候,每年冬天,会有一些中央领导来到广东休闲度假,顺带处理手头的工作,毛泽东视察广东也多选择在这个时候。对于广东,毛泽东是不陌生的。他青年时期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建国后8次视察广州,在这里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视察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合作社。
　　筹备完毕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乘坐专列,一路上调查研究,春节前夕(2月13日)来到广州。像往常一样,毛泽东住到小岛宾馆。顾名思义,宾馆位于珠江上的一个小岛,仅有一条小桥与外界相连,四周被珠江水环抱,和广东省委及广州军区毗邻,原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别墅,解放后改为接待来穗中央领导的地方。此处绿水环绕,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十分安静,像是市中心的世外桃源,住在这里使人心旷神怡,又便于安全保卫。可能毛泽东自己也没料到,此行能在广东住到3月底。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视察广东,此后他再也未亲历这片土地。
　　由于毛泽东在穗活动的档案和资料在“文革”期间全被中央收走,下落不明,所以我们对他在穗过春节的详细情形不得而知。我们仅仅知道,他和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生活十分简单朴素。据负责警卫工作的苏汉华回忆,毛泽东把伙食压到最低标准,不吃肉;为节省汽油,毛泽东和秘书、警卫等5人共乘一辆车。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二次在广州过春节,1958年春节毛泽东也是在广州度过的,跟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和军区的干部一起参加了春节庆祝活动。
　　作为担当国家命运的党的主席,毛泽东到广东决不是过春节这么简单,他是来调查研究、来解决农村问题的。
　　
　　沿途调查研究
　　
　　早在1961年1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调查,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1月20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要求三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亲自带队到广东、湖南、浙江农村调研。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身边人员部署着调查任务,对调查组的人员组成、调查方法、对象、时间等都一一作了详细布置,要求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用10天至15天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做比较,还要求将他以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发给每个组员。这三个调查组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南下广州的路上,毛泽东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的负责同志谈话,就社队规模、公共食堂问题和各地方官员交换意见,并听取了田家英、胡乔木两个调查组的汇报。经过沿途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如何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提出要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对食堂的主张有所松动,并且开了一个口子,同意有的人可以不吃食堂。
　　从1958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1959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放得还不够。通过由北而南深入细致的调研,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他说:“规模太大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他喜欢举例田家英调查的那个队,“那个队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毛泽东还提出把生产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可惜响应者寥寥。
　　南下广东的过程中,在听取各省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可以不参加食堂的想法。他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毛泽东到达广州,看到陈伯达调查组的《调查纪要》。《调查纪要》引用广东省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一穷队一富队合并后收入都降低、强劳动力与弱劳动力一样吃的例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纪要》所做的分析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普遍性,切中了时弊。毛泽东对这个分析大为赞赏,联系到沿途了解的情况,他将其高度概括为“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两个平均主义”成为广州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广州会议盛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3月11日开始,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在北京开会,由刘少奇主持,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在广州开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为统一口径,周恩来和邓小平建议两会合一,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提议。3月14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五羊城一时群英荟萃。3月15日,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因为小岛会议厅太小,不得不移师到珠江宾馆举行,主要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东道主广东非常重视,不仅省委书记陶铸后来得到重用,大队支部书记梁纪南、公社党委委员苏品芳、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等基层干部的意见也映入他的眼帘,在会上印发。
　　毛泽东通过陆定一的来信获悉党向民对农村工作的看法。陆定一于2月下旬到广东新会调研,与党向民座谈,主要了解为什么农村工作在过去一直是顺利的,农业是增收的,到了人民公社却发生一些问题。党向民认为,第一是没有试点,第二是没有具体政策,下面不知怎么搞好。陆定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详谈了他与党向民的谈话,肯定党向民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以后采取新措施时,务必稳妥点,先试点后推广。3月10日,毛泽东将陆定一来信印发给三南会议与会者。
　　毛泽东看陈伯达调查组的《调查纪要》,对里洞大队支部书记梁纪南有关公共食堂的批评印象深刻。毛泽东在会上引用他的意见,“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3月15日,毛泽东收到梁纪南、苏品芳有关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的意见,并于次日做出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
　　
　　主持起草农业六十条
　　
　　农村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几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条例,中央指示也是变来变去,收了放,放了收,搞得下面无所适从。为了稳定人心,必须得搞一个相对固定的条例。这种想法最早是由邓子恢提出来并实践的,196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成为这次会上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毛泽东决定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是在这次南下途中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毛泽东曾讲,“可能搞个条例也不灵,但总得搞一下”。
　　三南会议开始前,条例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2月25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开会,要求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指导思想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指定陶铸牵头,陈伯达为副,田家英、廖鲁言执笔。陶铸是毛泽东的爱将,能文能武,深入群众,熟悉农村工作,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快人快语,很合毛泽东的胃口,曾夸奖他是党内一头牛。这次会上毛泽东对陶铸委以重任,让他负责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0日,初稿如期写出。毛泽东对初稿不太满意,嫌它太长、太杂,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口气读下去,要求压缩到八千字左右。3月16日改出第二稿,印发各小组讨论。3月19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起草组,华北是陶鲁笳,西北是白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3月21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经充分讨论,会议于3月22日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60条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
　　六十条解决比较到位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会后,各地划小了社队规模,一分为二、为三,甚至更多。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原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以改名后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增大了生产队的权力。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还印发了河北、陕西主张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但很多人不赞成,所以会议决定各省回去讨论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1962年2月统一决定以改名后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再一个解决比较好的是家庭副业问题,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载入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
　　会后,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急切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为了听取陶铸、陈伯达到番禺大石公社的调查汇报,毛泽东一直等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各路调查组将基层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使六十条向着促进生产和促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方向修改,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疾呼调查研究
　　
　　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除了具体指导农业六十条的制定外,逢会必讲调查研究,多次疾呼领导干部要带头做调查研究,强调要做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这是继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又一次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而且比前两次讲得更深刻更透彻。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30年代的旧作《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希望与会同志参考。《调查工作》是毛泽东当年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战争年代丢失,多年来他一直念念不忘,说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1年1月一份流传于民间的石印本呈现在他面前,毛泽东为此激动不已。这篇文章的失而复得正逢其时,为他大力提倡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
　　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同日,毛泽东致信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各常委和与会同志,指出“两个平均主义”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他接着指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提议中央领导同志会后对社员、小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调研,而不要把各级集合在一起,这样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每年一定要有几次系统的典型调查。信中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强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
　　通过这封指示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旁边,田家英一面念,毛泽东一面解释,并对《调查工作》一文做讲解和发挥。中央的信不过800字,《调查工作》一文也较短,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长达上万字,主题仍是调查研究。他说不做好调查研究,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他呼吁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并风趣地说“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毛泽东还就农业出现的问题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指出:“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
　　这天,毛泽东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这显然又是他浪漫主义的突发奇想,以他那时的地位和声望,以他肩负的重大责任,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个愿望是断然不能实现的,但由此可见他急切地想深入民间、切实做调查研究的心情。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主要解决“两个平均主义”,结果只部分纠正了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基本未触及到。会后,中央派大量调查组深入农村基层调研,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受到严厉批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彻底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克服了“两个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