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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那场旷古的生死抗战中，中华民族一雪前耻，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
百年积弱的中国何以战胜凶残强敌？归根到底靠的是沉淀于民族血脉的爱国情怀与深植于骨髓的抗争基因。由此凝聚起的精神之力成为中华民族绝地重生的力量源泉。在本文中，这精神之力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呈现——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尚未在新文化运动的群情沸腾中冷静下来，民族危难的警钟却已传遍苍茫大地。当侵略者将亡国灭种的利剑高悬于中华民族头顶之时，觉醒的知识青年纷纷在各自的领域发出救亡的呐喊。一支声势浩大的艺术抗日大军也迅速集结。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一部名为《风云儿女》的电影正在这里首映。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便是《义勇军进行曲》。如果说有哪首抗战歌曲创造了最不可思议的传唱奇迹和全民影响力，这首歌定是其一。
歌曲一经问世，便如插上翅膀，响彻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画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在抗日戰争期间留下的文字。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正是在这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奔赴抗日战场。
这首歌曲也传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40年夏，流亡美国的革命青年刘良模在纽约见到了被称为世界歌王的保罗·罗伯逊。刘良模把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唱给保罗听，《义勇军进行曲》是保罗最喜欢的曲目。几个月后的一次音乐晚会上，热烈的气氛中，保罗向在场的六七千名听众宣布说，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中文歌，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首歌叫做“起来”。接着他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完以后，全场掌声雷动，听众纷纷请求他再唱一遍。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便开始在美国的进步人士中流传。第二年，由保罗担任独唱，刘良模指挥，华侨青年歌咏团合唱，共同灌制了唱片《起来》。这张唱片收录了数首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宋庆龄在唱片的封套上撰写了序言。
唱片的发行传播，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美国正义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令人惊奇的是，保罗早在1941年就预言了《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中国的国歌。之后，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在列。
同样是在1935年，年轻的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的惨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哀痛哭诉为素材，创作了悲壮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完成后，张寒晖亲自在学生中教唱，现场悲恸，人人闻之涕泪满衣裳。
歌曲很快在中华大地传唱开来。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夜，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许多爱国青年和学生前去临潼请愿，队伍中有人唱起了这首歌，前来劝阻学生的张学良闻曲哽咽，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次日，西安事变发生。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十多万群众高举火把来到长江边，分乘几百条木船，举行抗日周年活动，数万人同唱《松花江上》，歌声与浪声在长江之上翻滚。
其实音乐界的抗战呐喊远远早于抗日战争时期。早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时任国立音乐院校长的萧友梅就主持创作和编辑出版了爱国歌曲专刊《革命与国耻》。“我国立音乐院的同学，现在就两条路去奋斗，赶紧把同胞们的绝痛叫喊，制成歌曲，给同胞唱，鼓起同胞杀敌的勇气，激成同胞牺牲的精神。我们自己也立即穿好武装拿了刀枪去与帝国主义痛战一场，把帝国主义打倒！”萧友梅振聋发聩的高呼代表了那个时代爱国音乐者的共同心声。
华北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左翼音乐工作者号召全国音乐界团结起来，“在国防音乐的旗帜下”，“共同从事于音乐的救国工作”。群情激荡之中，工人、学生等各歌咏团体纷纷成立，国民党各军政机关人员和军人也深受感染参与进来，形成一股抗日救亡的歌咏热潮。
1936年6月7日，刘良模组织发起的群众救亡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区公共体育场组织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歌咏大会。结果当局设法阻挠，在体育场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群众到达时球赛正在进行。于是歌咏会的群众先装着看球，时间一到，5000余名来自上海机关、银行、商店、工厂的群众一起涌进足球场内，齐声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持枪警察前来驱散群众时，指挥家刘良模不为所动，继续站在高凳上进行演说，并指挥全场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警察也被感染，全场共唱慷慨战歌。豪迈的歌声如同澎湃的狂潮，激起抗日的怒火。
1937年8月8日上午，在另一个抗日歌咏团体“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开始之时，23岁的青年麦新站在主席台前的石露台上，情绪激昂地拿着指挥棒指挥千余群众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当时群众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激昂。有人喊：“麦新，我们看不见你的指挥！”麦新闻声就一步跨上石栏杆，站在上面指挥。因为太过用力，突然，指挥棒折断了，麦新干脆挥动双臂指挥。群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到极点，人群中高呼声起伏：“冲啊！”“杀！”
《大刀进行曲》，这首诞生于全民抗战之初的时代战歌，节奏铿锵，酣畅淋漓，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发着中华儿女的爱国豪情。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支歌参军入伍，走向抗日前线。上海沦陷后，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日本宪兵，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走向街头发起募捐，为前方将士赶制大刀。
音乐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自有着易于传播的优势，正如丰子恺所议：“原来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所以当时的中共及国民党政府都将音乐列为抗战的利器。 1938年年初，云集武汉的音乐界人士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年底改组为“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形成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的武汉，是全中国的抗战中心。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让抗战呈现出积极火热的态势。国民党当局邀请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非常清楚文化抗战的重要性，所以力促设立了政治部第三厅，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领导核心和策源地。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下属近20个文艺宣传团体，总人数达3500人，几乎聚集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各领域的名人，以至一时竟有“名流内阁”之称。包括冼星海、田汉等在内的许多音乐界人士也都在第三厅领导下从事歌咏宣传工作。他们组织第三厅所属各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育才学校音乐组、新安旅行团等深入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各地街头均可见聚集的人群，人们攥紧拳头，抗战歌声此起彼伏。
随着一个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批进步艺术工作者也奔赴延安和敌后。各种文化服务团大量涌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这些团体大多设有音乐组、合唱队，边创作，边宣传演唱。著名戏剧作家李伯钊（杨尚昆之妻）在《敌人后方的音乐运动》中写道：“敌后的歌咏运动，对民众教育方面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不论是田野间、兵营里、工厂中、学校宿舍，都时常可听见洋溢着的歌声，在集会上妇女和儿童的歌唱最受人欢迎。特别使人惊讶的是曾有农妇出身的妇女当过歌咏队的指挥，当她拿着手帕代替指挥棒在挥动做指挥节拍的时候，并不使人感觉不舒服，她是那样的大方和自然，丝毫没有羞涩的表情。”可见音乐抗战之深入人心。
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正是成就于延安时期。1938年，张光年（笔名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出之时，路过壶口瀑布，亲眼目睹了黄河船夫和着高亢的船工号子与怒涛咆哮的黄河搏斗的情怀，备受震撼，仅用5天时间，便创作完成了400多行的长诗《黄河吟》，颂扬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在延安除夕文艺晚会上听到朗诵后激动万分，花了6天时间把诗谱成曲，于是便有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发出气势磅礡的民族强音。
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正酝酿着反共摩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而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一时间“中国再战必败”等亡国论在中华大地频繁出现，一部分人对持久抗战产生了动摇。如此形势之下，《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将中华民族誓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伟大精神用歌声豪迈呈现出来，坚定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战信心。
到延安观光的美国女作曲家霍芙曼，在观看《黄河大合唱》公演后，敬佩地讲道：中华民族真了不起，我觉得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巨大的不可抵御的中华民族，正像一个猛狮发出怒吼，这吼声预告着一个新的中国将诞生。我一定要将这部作品译成英文。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聂耳、冼星海等一批享有广泛声誉的音乐家身后，还有着难以计数的职业、半职业的音乐工作者，甚至还有完全业余的普通民众汇成的一个庞大的创作团体。他们也许没有创作和演出经费，甚至连糊口养家都难以为继，但仍然奔走于艺术救亡的战场。正因为他们，成就了“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抗战歌声”（陶行知）的传奇。这是民族伟力的集体发声。
“怒吼吧，中国”
1931年的盛夏，一袭长衫的鲁迅站在讲台上为13位美术青年讲授木刻创作法时，也许已经料到，这个由他一手推动的艺术形式，将注定用黑白分明、简约凝重的视觉语言去承载一个民族的腥风血雨。
一块木板，一把刻刀，锲入一腔热血，刻画家恨国仇。可反复拓印，随处张贴。在那物资极度贫瘠的年代，没有比这更易于取材、简单快捷的传播方式了。
江丰与胡一川均是鲁迅木刻讲习班的学生，正是在鲁迅的木刻启蒙下，认为找到了革命艺术表现形式的学习范本。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当天，江丰就印制了抗日内容的小画报和木刻传单，张贴于街头。之后又愤而创作了《“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在日军占领东北的第一时间即以所见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1932年年初，正在上海的胡一川亲耳听到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的枪炮声，亲眼看到十九路军将士的英勇抵抗，热血沸腾的他立即创作了木刻作品《到前线去》，向亿万人民发出了抵抗侵略的紧急召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的引导与推动下，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的新兴版画组织相继建立，使得木刻抗战宣传的活动更为便利，力量更为统一。
1938年，许多木刻版画创作者来到西北小城延安，木刻很快成为延安美术的主要形式。7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召开“木刻研究班”成立大会，延安地区的木刻创作迎来一个新高峰。
同年9月，贺龙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进行讲演。讲演中，贺龙呼吁艺术学院的师生以文艺为武器，到敌后地区为民族解放战争事业做更好的、更切实的服务。是年冬，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一支特别的“木刻轻骑队”组建了。
这支“木刻轻骑队”正式名称为“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为团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杨尚昆与李大章的带领下，渡黄河、翻绵山，越过重重封锁，深入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印木刻传单，开办简单的展覽等，开展艺术宣传，鼓舞前线士兵的斗志，团结和发动根据地的群众，也使得太行山区敌后军民第一次看到了全国新兴木刻这一艺术形式。
版画家彦涵便是“木刻轻骑队”的一员。他曾回忆说，那时“我是身背钢枪，腰里插着三把钢刀（木刻刀）干革命”。1942年，在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展开大“扫荡”时，彦涵曾手持一支土造步枪，带领队伍拼尽全力奋勇突围。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和彦涵在一个桌上刻木刻的同伴，就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场。
如果没有对战争出生入死的感受，就不会有充满激情的作品。彦涵刻刀下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奋勇出击》《来了亲人八路军》《把她们藏起来》和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等一系列作品不仅成为抗战经典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重要的武器鼓舞着一线的战士。1945年4月，美国《生活》杂志曾刊载彦涵作品，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战争”。 不只“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艺术家，在国统区、沦陷区，同样有着不少木刻创作者为抗战发声，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第一代木刻艺术家李桦创作的木刻经典作品《怒吼吧，中国》中，一个被缚的躯体正挣脱强捆在身上的绳索怒吼而起，预示一个民族猛醒奋起抗争的伟力。这伟力，何尝不是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的凝聚？
比木刻更具鼓动效果的艺术抗战形式，莫过于漫画。
上海，可算作中国现代漫画的发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抗战主题漫画大量涌现。被称为漫画创始人的丰子恺，与带动和培育的青年漫画学子组织起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漫画会”。会员张正宇设计了“漫龙”会徽，寓意“龙的民族”正在觉醒，彰显着气宇轩昂的斗争精神。
1936年夏，上海《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在日渐高涨的抗日呼声中，建议全国漫画家积极创作宣传抗日救亡的漫画作品，并在上海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立即得到诸多海内外爱国漫画家的响应。不久征得漫画作品逾千件，《时代漫画》编辑部从中精选600余件，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漫画作品展览会”。此后又赴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巡展，引发了以抗战为内容的全国性漫画创作新高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画家叶浅予领队，张乐平、丁聪、廖冰兄等十多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组成了抗战中的一支特殊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1937年8月底从上海出发，赴各地进行漫画抗战宣传。
宣传队抵达南京的当天，队员们彻夜不眠地创作，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用尖锐的笔调呈现于大块布匹之上。翌日晨，这批漫画沿街展览，观众一天竟达两万多人，现场抗战呼声此起彼落。
这支队伍在沿途宣传的同时，于同年9月2日编印刊物《救亡漫画》，为漫画宣传提供了阵地。创刊号上，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描绘近卫首相将中国地图置于面前，即将剖腹，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张文元作《帝国出兵（殡）的行列》，讽刺日本侵略中国无异于给自己“出殡”；华君武的《骨灰瓶作沉默的凯旋》，以一只玩火的老鼠暗讽日本玩火自焚。丁聪则以“报导漫画”的形式创作了《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等，声讨侵略者、抒发愤慨。另有蔡若虹的故事漫画，介绍国共统一战线；组画《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为争取统战而努力，等等。
1937年年底，漫画宣传队来到抗战中心大武汉，与本地及流亡武汉的青年联合起来，在救亡运动中开展了一场文化战线上的“漫画战”。一时间，武汉的大街小巷成了抗战漫画的海洋。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推动下，1938年1月1日，《抗战漫画》半月刊在武汉面世。领队叶浅予设计的创刊号封面上，一位头戴钢盔，肩负钢枪的威武战士，时刻准备上前线杀敌。其创刊词如是说：“我们决以漫画宣传队为中心，集合留武汉同志，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作殊死之战。”可见其宗旨。
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丰子恺，当时只在武汉短暂停留便深深地感受到了抗战漫画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的评论。评论中，他奋笔疾呼“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而他自己，在抗战初期便开始编写《漫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把日本侵华的每个事件——自明代时侵扰海疆，直至“八一三”时的侵略战争一一画出，并廉价广销各地，使小学生都有购买力，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最大限度地发挥漫画抗战的力量。
冲锋在前的还有在香港的漫画家，他们利用特殊地位，特为外国友人举办漫画展，曾在世界青年代表团访华时，赠送抗日漫画佳作数幅，通过这种世界语言，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漫画甚至直接参与了对日作战。1938年5月19日，装满各种反战宣传物品的两架飞机从汉口秘密起飞，去执行中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人道轰炸计划。这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没有火药的炸弹里，就置有大量的漫画作品。
在民族危亡关头，国画艺术家们也加入浩荡的抗战海洋。
1936年西安事变后，刘海粟有感而发，作国画《虎踞图》，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以舆论形式督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八一三”事变后，刘海粟有感于“八百壮士”的英勇抗战，即兴创作了油画《四行仓库》，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同时，他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立即成立了抗敌协会及西南旅行宣传队，制作宣传画、写标语，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举办救亡义展。
徐悲鸿是美术界抗战的标杆之一。1940年，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大片国土沦陷，徐悲鸿愤而创作《愚公移山》，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民众矢志不渝、众志成城的抗日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而在更多的作品中，徐悲鸿将忧国忧民的情思挥洒在笔墨间，满纸“鸿雁悲鸣，骏马悲嘶”。“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秋风万里频回首，认识当年旧战场”，这些画作上的啼血题诗，看得国难中人肝肠寸断，激励着国人痛定思痛，奋起而战。
值得大书的还有画虎大师张善孖。1938年年底至1940年10月，在林森、周恩来等人赞助下，张善孖携带自己以及與其弟张大千合作的佳作180余件，前往西欧、美国做抗战宣传，争取国际支持。
1939年3月，《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展》在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院举办时，盛况空前，法国总统勒勃朗一反常例，亲往参观，对画作赞不绝口，并且颁授了勋章。
同年7月，张善孖在美国展览时，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伉俪的专筵邀请。罗斯福将他礼为上宾，并且当场宣布废止《美日商务通航条约》。张善孖闻讯欣喜，为表谢意，即席挥毫画了28只老虎，或怒号，或雄视，或狂奔，或盘踞，神态不同，各具伟姿，寓意当时中国28省军民团结一致，全力抗日，并题“中国怒吼了！”赠予罗斯福，令美国朝野动容。罗斯福特命将此画挂在白宫林肯像侧，展示于白宫大厅陈列室内。以中国平民画家进入白宫受此殊荣者，张善孖实为第一人。张善孖多次对媒体和亲友讲，“如此殊荣，属于我中华民族，属于我大中华民国全体国民！” 在美国义展期间，张善孖深入各地大学及群众团体进行演讲，轰动了美国朝野，激起友邦人士发起“一碗饭援华运动”。
1940年4月初，正在纽约义展募捐的张善孖获知陈纳德将军将组建美国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精绘一幅《飞虎图》赠予陈纳德。图中两只长着双翅的猛虎飞翔于纽约上空，象征美国志愿空军的特别力量。陈纳德将此画视若拱璧，立即将其组建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易名为“飞虎队”。
张善孖曾在给宗弟张目寒的信中提到：“丈夫值此时会应国而忘家。我生平收藏存苏州网师园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弟居首都，万勿消沉，当蹈厉愤发，济此艰难耳。”
这不仅是张善孖的肺腑之言，更是诸多书画文人的普遍心声。在抗战中，他们挥毫创作，用作品宣泄民族愤怒，号召团结抗战，开展作品义卖，筹措抗战经费。他们虽未浴血沙场，笔下却凝聚着战火硝烟。
“放下你的鞭子”
1937年的一天，北平香山脚下，上万学生围成一圈，中间的空地上，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拉着胡琴，催促一位俊俏的姑娘出场卖艺。姑娘呜呜咽咽地开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姑娘一阵咳嗽，老汉向观众作揖，逼迫姑娘继续，姑娘饥饿疲惫、力竭声嘶，老汉暴怒，扬起手中鞭子狠狠地抽打，姑娘扑倒在地。观众中冲出一位青年男子，大声喝止：“放下你的鞭子！”全场惊呆。老汉痛哭流涕，告诉大家，姑娘是他的亲生女，因为日军占领了家乡，他们只好四处流浪。女儿则恳请大家谅解父亲。观众义愤填膺，抗日口号、高吼声，震动群山，回荡高空。
因为场面太过真实，观众皆以为是真人实事，其实这是一幕街头剧，剧名叫《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创作于1931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演遍中华大地，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数最多的戏剧之一，激荡起一阵阵抗日狂潮。
同年8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1个月之际，上海蓬莱大戏院，话剧《保卫卢沟桥》鼎沸上演。这部集体创作的三幕剧，剧本由夏衍等17人共同创作，作曲由冼星海领头，导演由洪深挂帅。近百名主要演员以满腔热情投入演出和剧务工作。演出气势磅礴，轰动大上海，将1936年提出的“国防戏剧”推入一个高潮。剧院日夜演出，有时还要另外加演，仍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一直演出到“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就在这场演出的后台，中国文艺界决定组建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当时中国话剧的精英多半都踊跃地参加了演剧队。1938年10月，这十几支演剧队会师武汉以后，经过整编归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改名为抗敌演剧队。
在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演剧队、剧宣队、救亡演剧队等如雨后春笋涌现。演剧队历尽艰辛，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学校，以一段段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以时事性為特征的戏剧类型，就像“活的报纸”）、独幕剧，动员抗日，宣传民主进步，启迪民族觉醒。
当时中国话剧大体分布为三个区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话剧。在被战火分割为区域的条件下，戏剧基本能统一行动，在各自的区域发挥影响力，中共的领导起到关键作用。当时挂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之职的周恩来就是国统区抗战戏剧运动的主帅。对此，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回忆：周恩来“关心热爱话剧，自己又懂戏，重点剧目常是反复看几次。他经常同话剧名家以及青年见面聚会，讲解形势”。在周恩来的统筹指导下，戏剧合理分布力量，在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各个区域，有条件的演剧队也多建立起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将奋起抗战的话剧团体整合起来，使之成为目标明确、行动统一的队伍。
1938年秋，抗战中心已西移重庆，剧人多聚于此，一些剧界领袖感到需要有一次大规模联合演出，显示团结，表现中国剧人的力量。几经协商筹划，终在1938年10月10日，重庆各话剧单位联合演出了由曹禺、宋之的（1914—1956，剧作家）合作的《全民总动员》，写在后方破获日本间谍的故事。有趣的是，国民党文化主管官员张道藩也自告奋勇在剧中演了一个将军，并为此专门做了一件将军大衣，后来却被蒋介石骂“有失官体”。时任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也演了一个看门老头。两位作者曹禺、宋之的也分演富商和记者。整个戏演得热闹，连演320多场，观众如潮。
戏曲艺术家同样没有屈服没有歇息。
身处东北沦陷区的京剧艺术家唐韵笙，在日寇的刺刀下，就像他所饰演的戏剧人物一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他在伪满洲国的“新京”（今长春）和奉天（今沈阳）等城市的演出，受到日伪政权的严密监视和严格控制，依然编演了不少新戏，来寄寓他的民族感情、进行抗日宣传。因此，唐韵笙曾经被日伪政权逮捕投入监狱，遭受报复折磨。
未陷区的京剧人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斗争更为积极有效。在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延安，京剧社团颇具规模。“鲁迅艺术文学院”下设戏剧系，并组建了专门的京剧演出社团“鲁艺平剧（即京剧）团”——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高等艺术院校的附属京剧团。在中央层面，中央文委和西北局文委合组成立了“戏剧工作委员会”，指导戏剧全局性工作。至于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京剧社团更是遍地开花。以中原地区为例，冀中根据地多达1700来个剧团，北岳根据地也有1400来个剧团。其抗日京剧的创作和演出，主要是一些时事剧、活报剧之类的小戏，如根据抗日将领李宗仁、张自忠指挥临沂保卫战而来的新编京剧《战临沂》等。
国统区抗日的京剧社团也异常活跃。“七七”事变后，“上海市伶界联合会”成立，为抗日队伍进行义演筹款，并参加救护伤员、救济难民等抗日活动。京剧界的领袖人物梅兰芳、周信芳、高百岁等，都积极参与救亡。
除此之外，许多地方剧种，特别是身处战区的剧种如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都曾组织和参加演剧队，演出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鼓舞爱国热情的剧目。许多剧目唱词字字句句冒着火药味，如刺敌利器。如这段临时编入传统琼剧《林攀桂》中的唱词：“日本鬼子弯脚筒，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着男子开枪打，见着妇女笑哈哈。鬼子野蛮坏透顶，侵我国土杀同胞，抢我财物烧我房，苍天不杀我来杀，誓把鬼子赶出境外。”演唱该剧的是海南澄迈瑞溪的壮丁班。据称在当地演唱之时正有日本兵在场，全场观众的神经紧绷，所幸方言难懂，日军也不知台上唱的是什么。后来，有汉奸泄露情况，日军震怒，发誓要扑灭该壮丁班，但该班不畏豺狼，与敌人巧周旋，继续进行文艺宣传活动。
戏剧抗战的蓬勃发展，与党的领导和推动密切相关。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曾强调：“现在，我们要把戏剧运动提到新阶段，提到动员一切新戏旧戏一致为了抗日建国而实现大团结的阶段。”为了实现戏剧的革命性，中共积极推动地方戏剧的改革，如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就曾直接领导了一场对旧越剧的剧目、唱腔、表演等方面的革新，从而第一次真正把现代革命越剧搬上艺术舞台，成就了一大批如《许鹏飞杀敌记》《生死恨》《还我河山》等爱国抗战剧目。
陆定一还要求戏剧运动者进一步把戏剧运动深入民间，在每个村组织起剧团来，组织各村之间轮流演出。政府免费地办理一切剧团的登记，做好剧本审查，这样，抗战戏剧的足迹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涉及东南亚一带，将中国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大批爱国华侨捐款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这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戏剧团体及演剧队组成的艺术大军，一边演出宣传，一边还参加看护伤员、组织民工运输军需品、挖战壕、调查户口、家庭访问、募款等活动。为丰富前线战士娱乐生活，他们常穿行于硝烟之中，以致常有伤亡牺牲。部队老剧作家胡可曾写过一篇题为《军旅戏剧往事》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段说：
我们（他指的是戏剧工作者）的贡献无法同部队相比，但我们有一些同志为文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所在的创作组，十个人就有四个人不幸牺牲，女作者方璧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被敌人的枪弹射进头颅，剧作者崔品之被俘后遭敌杀害，写过很多剧本又是优秀演员的吴畏在反“扫荡”突围中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胸膛，极聪明的少年作者赵鹏牺牲在延安保卫战的清涧城下，许多同志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年杭州五月花剧社的创立者、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团长、我们的副社长黄天，抗战后期调往冀东开辟工作，他和音乐家今歌把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暴行和无人区人民的苦难生活编成歌剧《地狱与人间》，他们没有看到演出便在掩护剧社转移的战斗中牺牲，时间是日寇投降前的一個月。日寇投降，军区狂欢，他的社员们却失声痛哭。
精神之火
除了音乐、美术、戏剧，还有诸多大大小小的艺术形式，在国难中树起抗战的旗帜。
譬如电影，本是一种文化商品，战时也转变成传播民族精神、激励浴血奋战的意识形态武器。在“国防电影”的号召下，电影界拍摄了大量抗战题材的影片，如《共赴国难》《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等，用或激越或迂回的方式唤醒民族觉悟，呼吁抗击外辱。许多我们熟悉的民国艺人如阮玲玉、胡蝶等都倾情出演。国民党政府也曾自国防经费中拨专项款支持抗战电影的拍摄。
譬如舞蹈，也融入战斗性元素。如流行于江西各革命根据地的《马刀舞》，基本动作以劈、刺、砍、杀为主，《杀敌舞》以瞄枪、刺杀、握棍、操炮等动作汇编而成，表达了苏区人民团结杀敌的决心。大批舞蹈工作者也随抗敌演剧队深入敌后，如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年底奔赴山西抗战前线，辗转三千余里，在硝烟里进行抗战演出113场，将《红军舞》《送郞上前线》等抗战舞蹈在晋地迅速传开，激励着抗日的意志。
可以说，在那个烽火年代，诸多艺术工作者克服艰难困苦，用全部的力量，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以艺术的形式，点亮民族自强的精神之火。这把火燃烧于每一个中国人心头，成为中华民族临强敌而不败，处绝地而崛起的力量源泉。
百年积弱的中国何以战胜凶残强敌？归根到底靠的是沉淀于民族血脉的爱国情怀与深植于骨髓的抗争基因。由此凝聚起的精神之力成为中华民族绝地重生的力量源泉。在本文中，这精神之力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呈现——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尚未在新文化运动的群情沸腾中冷静下来，民族危难的警钟却已传遍苍茫大地。当侵略者将亡国灭种的利剑高悬于中华民族头顶之时，觉醒的知识青年纷纷在各自的领域发出救亡的呐喊。一支声势浩大的艺术抗日大军也迅速集结。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一部名为《风云儿女》的电影正在这里首映。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便是《义勇军进行曲》。如果说有哪首抗战歌曲创造了最不可思议的传唱奇迹和全民影响力，这首歌定是其一。
歌曲一经问世，便如插上翅膀，响彻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画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在抗日戰争期间留下的文字。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正是在这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奔赴抗日战场。
这首歌曲也传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40年夏，流亡美国的革命青年刘良模在纽约见到了被称为世界歌王的保罗·罗伯逊。刘良模把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唱给保罗听，《义勇军进行曲》是保罗最喜欢的曲目。几个月后的一次音乐晚会上，热烈的气氛中，保罗向在场的六七千名听众宣布说，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中文歌，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首歌叫做“起来”。接着他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完以后，全场掌声雷动，听众纷纷请求他再唱一遍。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便开始在美国的进步人士中流传。第二年，由保罗担任独唱，刘良模指挥，华侨青年歌咏团合唱，共同灌制了唱片《起来》。这张唱片收录了数首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宋庆龄在唱片的封套上撰写了序言。
唱片的发行传播，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美国正义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令人惊奇的是，保罗早在1941年就预言了《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中国的国歌。之后，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在列。
同样是在1935年，年轻的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的惨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哀痛哭诉为素材，创作了悲壮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完成后，张寒晖亲自在学生中教唱，现场悲恸，人人闻之涕泪满衣裳。
歌曲很快在中华大地传唱开来。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夜，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许多爱国青年和学生前去临潼请愿，队伍中有人唱起了这首歌，前来劝阻学生的张学良闻曲哽咽，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次日，西安事变发生。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十多万群众高举火把来到长江边，分乘几百条木船，举行抗日周年活动，数万人同唱《松花江上》，歌声与浪声在长江之上翻滚。
其实音乐界的抗战呐喊远远早于抗日战争时期。早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时任国立音乐院校长的萧友梅就主持创作和编辑出版了爱国歌曲专刊《革命与国耻》。“我国立音乐院的同学，现在就两条路去奋斗，赶紧把同胞们的绝痛叫喊，制成歌曲，给同胞唱，鼓起同胞杀敌的勇气，激成同胞牺牲的精神。我们自己也立即穿好武装拿了刀枪去与帝国主义痛战一场，把帝国主义打倒！”萧友梅振聋发聩的高呼代表了那个时代爱国音乐者的共同心声。
华北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左翼音乐工作者号召全国音乐界团结起来，“在国防音乐的旗帜下”，“共同从事于音乐的救国工作”。群情激荡之中，工人、学生等各歌咏团体纷纷成立，国民党各军政机关人员和军人也深受感染参与进来，形成一股抗日救亡的歌咏热潮。
1936年6月7日，刘良模组织发起的群众救亡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区公共体育场组织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歌咏大会。结果当局设法阻挠，在体育场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群众到达时球赛正在进行。于是歌咏会的群众先装着看球，时间一到，5000余名来自上海机关、银行、商店、工厂的群众一起涌进足球场内，齐声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持枪警察前来驱散群众时，指挥家刘良模不为所动，继续站在高凳上进行演说，并指挥全场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警察也被感染，全场共唱慷慨战歌。豪迈的歌声如同澎湃的狂潮，激起抗日的怒火。
1937年8月8日上午，在另一个抗日歌咏团体“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开始之时，23岁的青年麦新站在主席台前的石露台上，情绪激昂地拿着指挥棒指挥千余群众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当时群众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激昂。有人喊：“麦新，我们看不见你的指挥！”麦新闻声就一步跨上石栏杆，站在上面指挥。因为太过用力，突然，指挥棒折断了，麦新干脆挥动双臂指挥。群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到极点，人群中高呼声起伏：“冲啊！”“杀！”
《大刀进行曲》，这首诞生于全民抗战之初的时代战歌，节奏铿锵，酣畅淋漓，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发着中华儿女的爱国豪情。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支歌参军入伍，走向抗日前线。上海沦陷后，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日本宪兵，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走向街头发起募捐，为前方将士赶制大刀。
音乐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自有着易于传播的优势，正如丰子恺所议：“原来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所以当时的中共及国民党政府都将音乐列为抗战的利器。 1938年年初，云集武汉的音乐界人士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年底改组为“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形成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的武汉，是全中国的抗战中心。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让抗战呈现出积极火热的态势。国民党当局邀请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非常清楚文化抗战的重要性，所以力促设立了政治部第三厅，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领导核心和策源地。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下属近20个文艺宣传团体，总人数达3500人，几乎聚集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各领域的名人，以至一时竟有“名流内阁”之称。包括冼星海、田汉等在内的许多音乐界人士也都在第三厅领导下从事歌咏宣传工作。他们组织第三厅所属各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育才学校音乐组、新安旅行团等深入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各地街头均可见聚集的人群，人们攥紧拳头，抗战歌声此起彼伏。
随着一个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批进步艺术工作者也奔赴延安和敌后。各种文化服务团大量涌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这些团体大多设有音乐组、合唱队，边创作，边宣传演唱。著名戏剧作家李伯钊（杨尚昆之妻）在《敌人后方的音乐运动》中写道：“敌后的歌咏运动，对民众教育方面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不论是田野间、兵营里、工厂中、学校宿舍，都时常可听见洋溢着的歌声，在集会上妇女和儿童的歌唱最受人欢迎。特别使人惊讶的是曾有农妇出身的妇女当过歌咏队的指挥，当她拿着手帕代替指挥棒在挥动做指挥节拍的时候，并不使人感觉不舒服，她是那样的大方和自然，丝毫没有羞涩的表情。”可见音乐抗战之深入人心。
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正是成就于延安时期。1938年，张光年（笔名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出之时，路过壶口瀑布，亲眼目睹了黄河船夫和着高亢的船工号子与怒涛咆哮的黄河搏斗的情怀，备受震撼，仅用5天时间，便创作完成了400多行的长诗《黄河吟》，颂扬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在延安除夕文艺晚会上听到朗诵后激动万分，花了6天时间把诗谱成曲，于是便有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发出气势磅礡的民族强音。
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正酝酿着反共摩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而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一时间“中国再战必败”等亡国论在中华大地频繁出现，一部分人对持久抗战产生了动摇。如此形势之下，《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将中华民族誓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伟大精神用歌声豪迈呈现出来，坚定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战信心。
到延安观光的美国女作曲家霍芙曼，在观看《黄河大合唱》公演后，敬佩地讲道：中华民族真了不起，我觉得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巨大的不可抵御的中华民族，正像一个猛狮发出怒吼，这吼声预告着一个新的中国将诞生。我一定要将这部作品译成英文。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聂耳、冼星海等一批享有广泛声誉的音乐家身后，还有着难以计数的职业、半职业的音乐工作者，甚至还有完全业余的普通民众汇成的一个庞大的创作团体。他们也许没有创作和演出经费，甚至连糊口养家都难以为继，但仍然奔走于艺术救亡的战场。正因为他们，成就了“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抗战歌声”（陶行知）的传奇。这是民族伟力的集体发声。
“怒吼吧，中国”
1931年的盛夏，一袭长衫的鲁迅站在讲台上为13位美术青年讲授木刻创作法时，也许已经料到，这个由他一手推动的艺术形式，将注定用黑白分明、简约凝重的视觉语言去承载一个民族的腥风血雨。
一块木板，一把刻刀，锲入一腔热血，刻画家恨国仇。可反复拓印，随处张贴。在那物资极度贫瘠的年代，没有比这更易于取材、简单快捷的传播方式了。
江丰与胡一川均是鲁迅木刻讲习班的学生，正是在鲁迅的木刻启蒙下，认为找到了革命艺术表现形式的学习范本。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当天，江丰就印制了抗日内容的小画报和木刻传单，张贴于街头。之后又愤而创作了《“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在日军占领东北的第一时间即以所见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1932年年初，正在上海的胡一川亲耳听到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的枪炮声，亲眼看到十九路军将士的英勇抵抗，热血沸腾的他立即创作了木刻作品《到前线去》，向亿万人民发出了抵抗侵略的紧急召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的引导与推动下，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的新兴版画组织相继建立，使得木刻抗战宣传的活动更为便利，力量更为统一。
1938年，许多木刻版画创作者来到西北小城延安，木刻很快成为延安美术的主要形式。7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召开“木刻研究班”成立大会，延安地区的木刻创作迎来一个新高峰。
同年9月，贺龙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进行讲演。讲演中，贺龙呼吁艺术学院的师生以文艺为武器，到敌后地区为民族解放战争事业做更好的、更切实的服务。是年冬，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一支特别的“木刻轻骑队”组建了。
这支“木刻轻骑队”正式名称为“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为团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杨尚昆与李大章的带领下，渡黄河、翻绵山，越过重重封锁，深入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印木刻传单，开办简单的展覽等，开展艺术宣传，鼓舞前线士兵的斗志，团结和发动根据地的群众，也使得太行山区敌后军民第一次看到了全国新兴木刻这一艺术形式。
版画家彦涵便是“木刻轻骑队”的一员。他曾回忆说，那时“我是身背钢枪，腰里插着三把钢刀（木刻刀）干革命”。1942年，在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展开大“扫荡”时，彦涵曾手持一支土造步枪，带领队伍拼尽全力奋勇突围。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和彦涵在一个桌上刻木刻的同伴，就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场。
如果没有对战争出生入死的感受，就不会有充满激情的作品。彦涵刻刀下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奋勇出击》《来了亲人八路军》《把她们藏起来》和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等一系列作品不仅成为抗战经典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重要的武器鼓舞着一线的战士。1945年4月，美国《生活》杂志曾刊载彦涵作品，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战争”。 不只“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艺术家，在国统区、沦陷区，同样有着不少木刻创作者为抗战发声，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第一代木刻艺术家李桦创作的木刻经典作品《怒吼吧，中国》中，一个被缚的躯体正挣脱强捆在身上的绳索怒吼而起，预示一个民族猛醒奋起抗争的伟力。这伟力，何尝不是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的凝聚？
比木刻更具鼓动效果的艺术抗战形式，莫过于漫画。
上海，可算作中国现代漫画的发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抗战主题漫画大量涌现。被称为漫画创始人的丰子恺，与带动和培育的青年漫画学子组织起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漫画会”。会员张正宇设计了“漫龙”会徽，寓意“龙的民族”正在觉醒，彰显着气宇轩昂的斗争精神。
1936年夏，上海《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在日渐高涨的抗日呼声中，建议全国漫画家积极创作宣传抗日救亡的漫画作品，并在上海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立即得到诸多海内外爱国漫画家的响应。不久征得漫画作品逾千件，《时代漫画》编辑部从中精选600余件，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漫画作品展览会”。此后又赴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巡展，引发了以抗战为内容的全国性漫画创作新高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画家叶浅予领队，张乐平、丁聪、廖冰兄等十多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组成了抗战中的一支特殊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1937年8月底从上海出发，赴各地进行漫画抗战宣传。
宣传队抵达南京的当天，队员们彻夜不眠地创作，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用尖锐的笔调呈现于大块布匹之上。翌日晨，这批漫画沿街展览，观众一天竟达两万多人，现场抗战呼声此起彼落。
这支队伍在沿途宣传的同时，于同年9月2日编印刊物《救亡漫画》，为漫画宣传提供了阵地。创刊号上，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描绘近卫首相将中国地图置于面前，即将剖腹，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张文元作《帝国出兵（殡）的行列》，讽刺日本侵略中国无异于给自己“出殡”；华君武的《骨灰瓶作沉默的凯旋》，以一只玩火的老鼠暗讽日本玩火自焚。丁聪则以“报导漫画”的形式创作了《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等，声讨侵略者、抒发愤慨。另有蔡若虹的故事漫画，介绍国共统一战线；组画《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为争取统战而努力，等等。
1937年年底，漫画宣传队来到抗战中心大武汉，与本地及流亡武汉的青年联合起来，在救亡运动中开展了一场文化战线上的“漫画战”。一时间，武汉的大街小巷成了抗战漫画的海洋。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推动下，1938年1月1日，《抗战漫画》半月刊在武汉面世。领队叶浅予设计的创刊号封面上，一位头戴钢盔，肩负钢枪的威武战士，时刻准备上前线杀敌。其创刊词如是说：“我们决以漫画宣传队为中心，集合留武汉同志，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作殊死之战。”可见其宗旨。
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丰子恺，当时只在武汉短暂停留便深深地感受到了抗战漫画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的评论。评论中，他奋笔疾呼“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而他自己，在抗战初期便开始编写《漫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把日本侵华的每个事件——自明代时侵扰海疆，直至“八一三”时的侵略战争一一画出，并廉价广销各地，使小学生都有购买力，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最大限度地发挥漫画抗战的力量。
冲锋在前的还有在香港的漫画家，他们利用特殊地位，特为外国友人举办漫画展，曾在世界青年代表团访华时，赠送抗日漫画佳作数幅，通过这种世界语言，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漫画甚至直接参与了对日作战。1938年5月19日，装满各种反战宣传物品的两架飞机从汉口秘密起飞，去执行中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人道轰炸计划。这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没有火药的炸弹里，就置有大量的漫画作品。
在民族危亡关头，国画艺术家们也加入浩荡的抗战海洋。
1936年西安事变后，刘海粟有感而发，作国画《虎踞图》，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以舆论形式督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八一三”事变后，刘海粟有感于“八百壮士”的英勇抗战，即兴创作了油画《四行仓库》，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同时，他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立即成立了抗敌协会及西南旅行宣传队，制作宣传画、写标语，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举办救亡义展。
徐悲鸿是美术界抗战的标杆之一。1940年，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大片国土沦陷，徐悲鸿愤而创作《愚公移山》，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民众矢志不渝、众志成城的抗日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而在更多的作品中，徐悲鸿将忧国忧民的情思挥洒在笔墨间，满纸“鸿雁悲鸣，骏马悲嘶”。“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秋风万里频回首，认识当年旧战场”，这些画作上的啼血题诗，看得国难中人肝肠寸断，激励着国人痛定思痛，奋起而战。
值得大书的还有画虎大师张善孖。1938年年底至1940年10月，在林森、周恩来等人赞助下，张善孖携带自己以及與其弟张大千合作的佳作180余件，前往西欧、美国做抗战宣传，争取国际支持。
1939年3月，《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展》在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院举办时，盛况空前，法国总统勒勃朗一反常例，亲往参观，对画作赞不绝口，并且颁授了勋章。
同年7月，张善孖在美国展览时，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伉俪的专筵邀请。罗斯福将他礼为上宾，并且当场宣布废止《美日商务通航条约》。张善孖闻讯欣喜，为表谢意，即席挥毫画了28只老虎，或怒号，或雄视，或狂奔，或盘踞，神态不同，各具伟姿，寓意当时中国28省军民团结一致，全力抗日，并题“中国怒吼了！”赠予罗斯福，令美国朝野动容。罗斯福特命将此画挂在白宫林肯像侧，展示于白宫大厅陈列室内。以中国平民画家进入白宫受此殊荣者，张善孖实为第一人。张善孖多次对媒体和亲友讲，“如此殊荣，属于我中华民族，属于我大中华民国全体国民！” 在美国义展期间，张善孖深入各地大学及群众团体进行演讲，轰动了美国朝野，激起友邦人士发起“一碗饭援华运动”。
1940年4月初，正在纽约义展募捐的张善孖获知陈纳德将军将组建美国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精绘一幅《飞虎图》赠予陈纳德。图中两只长着双翅的猛虎飞翔于纽约上空，象征美国志愿空军的特别力量。陈纳德将此画视若拱璧，立即将其组建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易名为“飞虎队”。
张善孖曾在给宗弟张目寒的信中提到：“丈夫值此时会应国而忘家。我生平收藏存苏州网师园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弟居首都，万勿消沉，当蹈厉愤发，济此艰难耳。”
这不仅是张善孖的肺腑之言，更是诸多书画文人的普遍心声。在抗战中，他们挥毫创作，用作品宣泄民族愤怒，号召团结抗战，开展作品义卖，筹措抗战经费。他们虽未浴血沙场，笔下却凝聚着战火硝烟。
“放下你的鞭子”
1937年的一天，北平香山脚下，上万学生围成一圈，中间的空地上，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拉着胡琴，催促一位俊俏的姑娘出场卖艺。姑娘呜呜咽咽地开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姑娘一阵咳嗽，老汉向观众作揖，逼迫姑娘继续，姑娘饥饿疲惫、力竭声嘶，老汉暴怒，扬起手中鞭子狠狠地抽打，姑娘扑倒在地。观众中冲出一位青年男子，大声喝止：“放下你的鞭子！”全场惊呆。老汉痛哭流涕，告诉大家，姑娘是他的亲生女，因为日军占领了家乡，他们只好四处流浪。女儿则恳请大家谅解父亲。观众义愤填膺，抗日口号、高吼声，震动群山，回荡高空。
因为场面太过真实，观众皆以为是真人实事，其实这是一幕街头剧，剧名叫《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创作于1931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演遍中华大地，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数最多的戏剧之一，激荡起一阵阵抗日狂潮。
同年8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1个月之际，上海蓬莱大戏院，话剧《保卫卢沟桥》鼎沸上演。这部集体创作的三幕剧，剧本由夏衍等17人共同创作，作曲由冼星海领头，导演由洪深挂帅。近百名主要演员以满腔热情投入演出和剧务工作。演出气势磅礴，轰动大上海，将1936年提出的“国防戏剧”推入一个高潮。剧院日夜演出，有时还要另外加演，仍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一直演出到“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就在这场演出的后台，中国文艺界决定组建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当时中国话剧的精英多半都踊跃地参加了演剧队。1938年10月，这十几支演剧队会师武汉以后，经过整编归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改名为抗敌演剧队。
在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演剧队、剧宣队、救亡演剧队等如雨后春笋涌现。演剧队历尽艰辛，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学校，以一段段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以时事性為特征的戏剧类型，就像“活的报纸”）、独幕剧，动员抗日，宣传民主进步，启迪民族觉醒。
当时中国话剧大体分布为三个区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话剧。在被战火分割为区域的条件下，戏剧基本能统一行动，在各自的区域发挥影响力，中共的领导起到关键作用。当时挂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之职的周恩来就是国统区抗战戏剧运动的主帅。对此，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回忆：周恩来“关心热爱话剧，自己又懂戏，重点剧目常是反复看几次。他经常同话剧名家以及青年见面聚会，讲解形势”。在周恩来的统筹指导下，戏剧合理分布力量，在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各个区域，有条件的演剧队也多建立起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将奋起抗战的话剧团体整合起来，使之成为目标明确、行动统一的队伍。
1938年秋，抗战中心已西移重庆，剧人多聚于此，一些剧界领袖感到需要有一次大规模联合演出，显示团结，表现中国剧人的力量。几经协商筹划，终在1938年10月10日，重庆各话剧单位联合演出了由曹禺、宋之的（1914—1956，剧作家）合作的《全民总动员》，写在后方破获日本间谍的故事。有趣的是，国民党文化主管官员张道藩也自告奋勇在剧中演了一个将军，并为此专门做了一件将军大衣，后来却被蒋介石骂“有失官体”。时任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也演了一个看门老头。两位作者曹禺、宋之的也分演富商和记者。整个戏演得热闹，连演320多场，观众如潮。
戏曲艺术家同样没有屈服没有歇息。
身处东北沦陷区的京剧艺术家唐韵笙，在日寇的刺刀下，就像他所饰演的戏剧人物一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他在伪满洲国的“新京”（今长春）和奉天（今沈阳）等城市的演出，受到日伪政权的严密监视和严格控制，依然编演了不少新戏，来寄寓他的民族感情、进行抗日宣传。因此，唐韵笙曾经被日伪政权逮捕投入监狱，遭受报复折磨。
未陷区的京剧人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斗争更为积极有效。在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延安，京剧社团颇具规模。“鲁迅艺术文学院”下设戏剧系，并组建了专门的京剧演出社团“鲁艺平剧（即京剧）团”——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高等艺术院校的附属京剧团。在中央层面，中央文委和西北局文委合组成立了“戏剧工作委员会”，指导戏剧全局性工作。至于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京剧社团更是遍地开花。以中原地区为例，冀中根据地多达1700来个剧团，北岳根据地也有1400来个剧团。其抗日京剧的创作和演出，主要是一些时事剧、活报剧之类的小戏，如根据抗日将领李宗仁、张自忠指挥临沂保卫战而来的新编京剧《战临沂》等。
国统区抗日的京剧社团也异常活跃。“七七”事变后，“上海市伶界联合会”成立，为抗日队伍进行义演筹款，并参加救护伤员、救济难民等抗日活动。京剧界的领袖人物梅兰芳、周信芳、高百岁等，都积极参与救亡。
除此之外，许多地方剧种，特别是身处战区的剧种如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都曾组织和参加演剧队，演出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鼓舞爱国热情的剧目。许多剧目唱词字字句句冒着火药味，如刺敌利器。如这段临时编入传统琼剧《林攀桂》中的唱词：“日本鬼子弯脚筒，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着男子开枪打，见着妇女笑哈哈。鬼子野蛮坏透顶，侵我国土杀同胞，抢我财物烧我房，苍天不杀我来杀，誓把鬼子赶出境外。”演唱该剧的是海南澄迈瑞溪的壮丁班。据称在当地演唱之时正有日本兵在场，全场观众的神经紧绷，所幸方言难懂，日军也不知台上唱的是什么。后来，有汉奸泄露情况，日军震怒，发誓要扑灭该壮丁班，但该班不畏豺狼，与敌人巧周旋，继续进行文艺宣传活动。
戏剧抗战的蓬勃发展，与党的领导和推动密切相关。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曾强调：“现在，我们要把戏剧运动提到新阶段，提到动员一切新戏旧戏一致为了抗日建国而实现大团结的阶段。”为了实现戏剧的革命性，中共积极推动地方戏剧的改革，如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就曾直接领导了一场对旧越剧的剧目、唱腔、表演等方面的革新，从而第一次真正把现代革命越剧搬上艺术舞台，成就了一大批如《许鹏飞杀敌记》《生死恨》《还我河山》等爱国抗战剧目。
陆定一还要求戏剧运动者进一步把戏剧运动深入民间，在每个村组织起剧团来，组织各村之间轮流演出。政府免费地办理一切剧团的登记，做好剧本审查，这样，抗战戏剧的足迹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涉及东南亚一带，将中国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大批爱国华侨捐款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这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戏剧团体及演剧队组成的艺术大军，一边演出宣传，一边还参加看护伤员、组织民工运输军需品、挖战壕、调查户口、家庭访问、募款等活动。为丰富前线战士娱乐生活，他们常穿行于硝烟之中，以致常有伤亡牺牲。部队老剧作家胡可曾写过一篇题为《军旅戏剧往事》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段说：
我们（他指的是戏剧工作者）的贡献无法同部队相比，但我们有一些同志为文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所在的创作组，十个人就有四个人不幸牺牲，女作者方璧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被敌人的枪弹射进头颅，剧作者崔品之被俘后遭敌杀害，写过很多剧本又是优秀演员的吴畏在反“扫荡”突围中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胸膛，极聪明的少年作者赵鹏牺牲在延安保卫战的清涧城下，许多同志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年杭州五月花剧社的创立者、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团长、我们的副社长黄天，抗战后期调往冀东开辟工作，他和音乐家今歌把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暴行和无人区人民的苦难生活编成歌剧《地狱与人间》，他们没有看到演出便在掩护剧社转移的战斗中牺牲，时间是日寇投降前的一個月。日寇投降，军区狂欢，他的社员们却失声痛哭。
精神之火
除了音乐、美术、戏剧，还有诸多大大小小的艺术形式，在国难中树起抗战的旗帜。
譬如电影，本是一种文化商品，战时也转变成传播民族精神、激励浴血奋战的意识形态武器。在“国防电影”的号召下，电影界拍摄了大量抗战题材的影片，如《共赴国难》《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等，用或激越或迂回的方式唤醒民族觉悟，呼吁抗击外辱。许多我们熟悉的民国艺人如阮玲玉、胡蝶等都倾情出演。国民党政府也曾自国防经费中拨专项款支持抗战电影的拍摄。
譬如舞蹈，也融入战斗性元素。如流行于江西各革命根据地的《马刀舞》，基本动作以劈、刺、砍、杀为主，《杀敌舞》以瞄枪、刺杀、握棍、操炮等动作汇编而成，表达了苏区人民团结杀敌的决心。大批舞蹈工作者也随抗敌演剧队深入敌后，如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年底奔赴山西抗战前线，辗转三千余里，在硝烟里进行抗战演出113场，将《红军舞》《送郞上前线》等抗战舞蹈在晋地迅速传开，激励着抗日的意志。
可以说，在那个烽火年代，诸多艺术工作者克服艰难困苦，用全部的力量，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以艺术的形式，点亮民族自强的精神之火。这把火燃烧于每一个中国人心头，成为中华民族临强敌而不败，处绝地而崛起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