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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26日，“汉芯一号”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亮相，当时被标榜为“国内首个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DSP芯片，吸引了无数的闪光灯。
一个仅仅在外企有过芯片测试技术背景的工程师，为什么能让“汉芯系列芯片”这一并不高明的“系列谎言”畅行无阻，套取了上亿元的科研拨款？事件的背后究竟牵连着什么样的背景？应该受谴责的仅仅是一个陈进吗？“危机既可能成为更大危机的前奏，也可能成为一个重大转机的开始。”人们期待着后者。
5月12日，随着新华社一纸新闻通稿，闹腾了近半年的“汉芯造假”案终见分晓：“上海交大证实汉芯造假，决定开除陈进院长职务”。据称，汉芯一号“造假属实”这个结论是由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组成的专家调查组，“本着客观公正、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历经两个多月的认真调查之后做出的。
真相大白，尘埃却没有落定。面对这一影响堪与韩国黄禹锡事件相“媲美”的科技诈骗大案，公众在震惊之余不能不思考和追问：一个仅仅在外企有过芯片测试技术背景的工程师，凭借着什么能让“汉芯系列芯片”这一并不高明的“系列谎言”畅行无阻，骗过众多专家，骗过上海交大，甚至骗过上海市政府和中央相关部委，套取了上亿元的科研拨款？事件的背后究竟牵连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应该受谴责的难道只是一个陈进吗？
一样的“黄禹锡”，不一样的社会反响
“我知道这件事儿比较早。当时汉芯是不是造假还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是很奇怪，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调查，竟有七八成的网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与韩国的黄禹锡事件正好相反，韩国绝大多数民众不愿相信他们的民族英雄‘造假’。”南京博芯公司总经理凌明接受采访时说。
南方都市报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甚至称，汉芯一号造假举报的帖子出现在网络之后，参与讨论的中国网民，竟“毫无例外、一边倒地表示绝对相信举报者”。
凌说，中韩两国民众的这一心理差异“很是耐人寻味”——它说明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国的学术造假、科技腐败现象之严重，已到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地步了。在国人看来，陈进只不过是造假大军中的一员，所不同者，无非是他这个“汉芯骗局”玩得太大，触动了太多人的神经，骗到手的荣誉与金钱也最多，如此而已。
中国当前学术腐败和科技造假时有出现。从成果剽窃抄袭到论文黑市交易，从四川大学的海归到清华大学的教授，相关案子一件连着一件，以至于有评论称，“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科学明星，但是国家级科学明星被发现造假的已经不少”。在我国，高等学府一向被认为是学术和道德的圣殿，如今这一领域似已沦为学术腐败和科技造假的重灾区，“汉芯”即为突出的一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第一期简报，通报了20个科研项目虚假申报案例，其中就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国人似乎已经顾不上维护自己的面子，“对于学术腐败和科技造假的痛恨，已经超越了中国民众对于民族自豪感的坚持”。而这恰恰是最令人痛惜、也最值得深思的事情。
该受谴责的还有谁？
“如果说检讨，首先应该检讨的正是媒体。现在跑出来批评汉芯造假了，你们当初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不是记者的吹捧，陈进和他的‘汉芯’能走到今天？什么‘中国芯横空出世’，什么‘汉芯之父白了少年头’。你想想，造假都造到了那种程度，居然一路绿灯。这里面，媒体的吹捧和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现在出事了，又来一个千夫所指。这种舆论环境难道不值得检讨吗？”上海某微电子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毫不客气地甩出了这串责问。
笔者哑然。但平心而论，与推波助澜的媒体记者相比，芯片领域的学者特别是负责成果鉴定的专家和机构，似乎更应当受到谴责。
博芯公司总经理凌明告诉记者，凡有几年芯片研发打拼经历者都应知道，一个在摩托罗拉做芯片测试的工程师，回国后居然在两年时间里就拿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DSP芯片，“这几乎难以置信。” DSP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凡与通信、多媒体处理有关的设备，其核心处理器一定是DSP，它的指令非常多，验证起来很困难，尤其需要时间的考验。“两年拿一个样品出来是可能的，但实现产业化可是难上加难的事。”可是“汉芯一号”在2003年2月26日通过鉴定时就声称已经量产，稍有集成电路产业常识的人对此都应心存怀疑。
记者查阅了2003年2月26日某媒体关于《“汉芯”出世》的报道，文中确有“‘汉芯’系列产品已跨入国际市场并获得超百万片的订单”的话。另有材料显示：在“汉芯系列DSP”申报相关国家级项目时，项目申报材料上赫然写有“两年跨越20年，汉芯DSP将取代美国TI公司的高端DSP”的字样。
对于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天大的笑话与讽刺的评价和报道，当时为什么就没有人提出质疑呢？
按照凌明的看法，审查“汉芯”是不是具备产业化条件并非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可以看看它在Foundry（代工商）那里下了多少订单；二可以看看它给下家开具的订单发票或合作意向协议。遗憾的是，相关专家和部门似乎都“忽略”了此事，结果是让这个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在申报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时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拿到了巨额资金。
笔者记起，今年2月采访中芯国际一位副总裁时，对方曾谈及汉芯量产的事，说汉芯在他们那儿只做过流片没做过量产。他介绍：“通常芯片设计企业在Foundry那里流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把设计交给Foundry，你先要为我验证一下设计是否正确，帮我把好设计关，然后再流片；另一种是我把设计交给你，你什么都不要管不要问，只管为我做流片即可。汉芯属于后一种。汉芯流片之后并没有在中芯国际下过量产的订单。”做这个采访时，有关汉芯是否造假的调查结论还没有出来，但明白人听到这些话，心里也就大概有数了。
除此之外，社会的浮躁心态对陈进的造假也起了某种诱导乃至“鼓励”的作用。凌明分析，陈进造假有个“从小到大”的心理过程。“我揣摩，陈进最初可能不会想到能把‘假’造得这么大，他送给专家鉴定的那个208管脚的DSP芯片的确是自主研发的（这种芯片还缺少外围的东西，不具备产品化的条件）。只是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为了烘托汉芯的功能演示效果，才拿出了打磨掉摩托罗拉LOGO的那个114管脚的芯片来演示。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假’既然造了便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种‘卫星上天’的东西迎合了社会上那种追求业绩、政绩，急于求成的浮躁虚荣心态。再加上媒体的大肆渲染，陈被捧上去了，如同上了贼船，已经身不由已，想下来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就变成了‘皇帝的新衣’，问题和漏洞不是没有，但是谁也不愿意戳穿它。”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认为，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越是做大、做出名声，就越难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
由此来看，今天汉芯出了问题，需要检讨的是包括媒体、专家、评审体制、领导政绩观、国民心态等在内的众多群体和制度。正如一位叫赵福军的网民所说的，“汉芯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系列的互动环节，最终构造出一个相互欺骗的合力网络，每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失”。
“汉芯事件”的警示
“涉足技术密集的集成电路产业，最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的精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王志功博士接受采访时说。
在王志功教授看来，中国出了“汉芯造假”这种事，与科技界的浮躁有很大关系。这是汉芯事件给我们的第一个警示。
长期以来，我们吃尽了“缺芯少魂”的苦头，芯片产业承载着国人太多的希望与梦想，有关“中国芯”的话题也被一炒再炒，一些人难免会因此浮躁起来，急于求成，总想一口吃个胖子，一天赶上人家几十年。汉芯造假所以能频频得手，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态，也反映和折射出了这种心态。
作为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领域的带头人，王志功说，自己这些年也不时被这种急于求成的浮躁氛围所困扰，外部压力很大。“在我们研发射频和光通信用芯片的过程中，经常有人对我吹风，人家这芯那芯都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还没产生效益？”。
王教授说他完全理解人们的心情，“希望我们尽快做出一个很大的成就来，一举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成为一个创造巨大效益的企业，应该说这种希望的本意是好的。但如果期望值过高，高得失去了科学依据，就会出现问题。“我们需要有赶超的意识, 但更需要科学的态度、拼搏和实干的精神，急功近利只能适得其反。”
有着13年在德国深造，并从事集成电路客座研究经历的王志功指出，在芯片技术上，我们需要“补发达国家30年或20年前的课，而补课的首要内容是人才”。培养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硕士要两年多，博士4年多。一个学校里可能有10多个教授在培养，但一个教授顶多带十几个学生。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时间。
人才培养出来了，技术平台和科研环境建立起来了，不断进行技术积累，攻破技术难关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操之过急，就会瓜不熟、蒂不落，“想去催熟那个瓜，就可能是苦瓜”。汉芯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汉芯事件的另一个警示，则是对现行的专家鉴定、科研管理、科研政策等敲了一记警钟。审查一个项目，应该做细致的调查，进行科学管理，不能让虚假的东西得逞。不要为了政绩而去助长学术上的不正之风。
以专家技术鉴定活动为例，“实际上不少单位搞技术鉴定的目的不纯”，为了政绩而鉴定，为了拿奖而鉴定；还有不少产品鉴定，是靠公关拿下来的，是靠吹喇叭吹出来的，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在里面，最后害了党和人民，也害了那些吹喇叭的人。这是科技和产业界的一个弊端，也是汉芯造假的社会温床。计世资讯（CCW Research）半导体资深分析师李东宏认为,在本土IC涉及造假中,汉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王志功希望我国的科技和产业界都能从汉芯这件事上汲取教训，把它作为“摈弃浮夸、浮躁，讲究科学，扎实做事”的新起点。
另外，政府在科研经费监管上存在漏洞，也值得警醒。汉芯一号在问世3年时间内，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40多次，累计骗取拨款1亿元。若不是有人举报揭开黑幕最后调查定论，科技资金还将源源不断地输向“汉芯”。管理科技经费的部门在批审时，审核是否严格？经费拨下去之后，其去向和结果是否需要跟踪？这都值得相关机构和部门深思。
汉芯造假称得上是学术和科研领域的一件惊天大案了。正如有人所评价的那样：“它比此前任何一次的学术腐败都更具规模性与典型性，蕴涵着极大的腐蚀力与破坏性”。
其间有关部门和当事人的一度沉默曾让很多人为之愤怒与无奈。就在人们失望之余，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的专家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创新打假”，直面高科技管理体制弊端的决心和行动。
“危机既可能成为更大危机的前奏，也可能成为一个重大转机的开始。”人们期待的是后者。
一个仅仅在外企有过芯片测试技术背景的工程师，为什么能让“汉芯系列芯片”这一并不高明的“系列谎言”畅行无阻，套取了上亿元的科研拨款？事件的背后究竟牵连着什么样的背景？应该受谴责的仅仅是一个陈进吗？“危机既可能成为更大危机的前奏，也可能成为一个重大转机的开始。”人们期待着后者。
5月12日，随着新华社一纸新闻通稿，闹腾了近半年的“汉芯造假”案终见分晓：“上海交大证实汉芯造假，决定开除陈进院长职务”。据称，汉芯一号“造假属实”这个结论是由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组成的专家调查组，“本着客观公正、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历经两个多月的认真调查之后做出的。
真相大白，尘埃却没有落定。面对这一影响堪与韩国黄禹锡事件相“媲美”的科技诈骗大案，公众在震惊之余不能不思考和追问：一个仅仅在外企有过芯片测试技术背景的工程师，凭借着什么能让“汉芯系列芯片”这一并不高明的“系列谎言”畅行无阻，骗过众多专家，骗过上海交大，甚至骗过上海市政府和中央相关部委，套取了上亿元的科研拨款？事件的背后究竟牵连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应该受谴责的难道只是一个陈进吗？
一样的“黄禹锡”，不一样的社会反响
“我知道这件事儿比较早。当时汉芯是不是造假还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是很奇怪，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调查，竟有七八成的网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与韩国的黄禹锡事件正好相反，韩国绝大多数民众不愿相信他们的民族英雄‘造假’。”南京博芯公司总经理凌明接受采访时说。
南方都市报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甚至称，汉芯一号造假举报的帖子出现在网络之后，参与讨论的中国网民，竟“毫无例外、一边倒地表示绝对相信举报者”。
凌说，中韩两国民众的这一心理差异“很是耐人寻味”——它说明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国的学术造假、科技腐败现象之严重，已到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地步了。在国人看来，陈进只不过是造假大军中的一员，所不同者，无非是他这个“汉芯骗局”玩得太大，触动了太多人的神经，骗到手的荣誉与金钱也最多，如此而已。
中国当前学术腐败和科技造假时有出现。从成果剽窃抄袭到论文黑市交易，从四川大学的海归到清华大学的教授，相关案子一件连着一件，以至于有评论称，“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科学明星，但是国家级科学明星被发现造假的已经不少”。在我国，高等学府一向被认为是学术和道德的圣殿，如今这一领域似已沦为学术腐败和科技造假的重灾区，“汉芯”即为突出的一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第一期简报，通报了20个科研项目虚假申报案例，其中就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国人似乎已经顾不上维护自己的面子，“对于学术腐败和科技造假的痛恨，已经超越了中国民众对于民族自豪感的坚持”。而这恰恰是最令人痛惜、也最值得深思的事情。
该受谴责的还有谁？
“如果说检讨，首先应该检讨的正是媒体。现在跑出来批评汉芯造假了，你们当初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不是记者的吹捧，陈进和他的‘汉芯’能走到今天？什么‘中国芯横空出世’，什么‘汉芯之父白了少年头’。你想想，造假都造到了那种程度，居然一路绿灯。这里面，媒体的吹捧和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现在出事了，又来一个千夫所指。这种舆论环境难道不值得检讨吗？”上海某微电子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毫不客气地甩出了这串责问。
笔者哑然。但平心而论，与推波助澜的媒体记者相比，芯片领域的学者特别是负责成果鉴定的专家和机构，似乎更应当受到谴责。
博芯公司总经理凌明告诉记者，凡有几年芯片研发打拼经历者都应知道，一个在摩托罗拉做芯片测试的工程师，回国后居然在两年时间里就拿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DSP芯片，“这几乎难以置信。” DSP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凡与通信、多媒体处理有关的设备，其核心处理器一定是DSP，它的指令非常多，验证起来很困难，尤其需要时间的考验。“两年拿一个样品出来是可能的，但实现产业化可是难上加难的事。”可是“汉芯一号”在2003年2月26日通过鉴定时就声称已经量产，稍有集成电路产业常识的人对此都应心存怀疑。
记者查阅了2003年2月26日某媒体关于《“汉芯”出世》的报道，文中确有“‘汉芯’系列产品已跨入国际市场并获得超百万片的订单”的话。另有材料显示：在“汉芯系列DSP”申报相关国家级项目时，项目申报材料上赫然写有“两年跨越20年，汉芯DSP将取代美国TI公司的高端DSP”的字样。
对于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天大的笑话与讽刺的评价和报道，当时为什么就没有人提出质疑呢？
按照凌明的看法，审查“汉芯”是不是具备产业化条件并非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可以看看它在Foundry（代工商）那里下了多少订单；二可以看看它给下家开具的订单发票或合作意向协议。遗憾的是，相关专家和部门似乎都“忽略”了此事，结果是让这个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在申报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时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拿到了巨额资金。
笔者记起，今年2月采访中芯国际一位副总裁时，对方曾谈及汉芯量产的事，说汉芯在他们那儿只做过流片没做过量产。他介绍：“通常芯片设计企业在Foundry那里流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把设计交给Foundry，你先要为我验证一下设计是否正确，帮我把好设计关，然后再流片；另一种是我把设计交给你，你什么都不要管不要问，只管为我做流片即可。汉芯属于后一种。汉芯流片之后并没有在中芯国际下过量产的订单。”做这个采访时，有关汉芯是否造假的调查结论还没有出来，但明白人听到这些话，心里也就大概有数了。
除此之外，社会的浮躁心态对陈进的造假也起了某种诱导乃至“鼓励”的作用。凌明分析，陈进造假有个“从小到大”的心理过程。“我揣摩，陈进最初可能不会想到能把‘假’造得这么大，他送给专家鉴定的那个208管脚的DSP芯片的确是自主研发的（这种芯片还缺少外围的东西，不具备产品化的条件）。只是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为了烘托汉芯的功能演示效果，才拿出了打磨掉摩托罗拉LOGO的那个114管脚的芯片来演示。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假’既然造了便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种‘卫星上天’的东西迎合了社会上那种追求业绩、政绩，急于求成的浮躁虚荣心态。再加上媒体的大肆渲染，陈被捧上去了，如同上了贼船，已经身不由已，想下来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就变成了‘皇帝的新衣’，问题和漏洞不是没有，但是谁也不愿意戳穿它。”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认为，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越是做大、做出名声，就越难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
由此来看，今天汉芯出了问题，需要检讨的是包括媒体、专家、评审体制、领导政绩观、国民心态等在内的众多群体和制度。正如一位叫赵福军的网民所说的，“汉芯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系列的互动环节，最终构造出一个相互欺骗的合力网络，每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失”。
“汉芯事件”的警示
“涉足技术密集的集成电路产业，最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的精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王志功博士接受采访时说。
在王志功教授看来，中国出了“汉芯造假”这种事，与科技界的浮躁有很大关系。这是汉芯事件给我们的第一个警示。
长期以来，我们吃尽了“缺芯少魂”的苦头，芯片产业承载着国人太多的希望与梦想，有关“中国芯”的话题也被一炒再炒，一些人难免会因此浮躁起来，急于求成，总想一口吃个胖子，一天赶上人家几十年。汉芯造假所以能频频得手，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态，也反映和折射出了这种心态。
作为东南大学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领域的带头人，王志功说，自己这些年也不时被这种急于求成的浮躁氛围所困扰，外部压力很大。“在我们研发射频和光通信用芯片的过程中，经常有人对我吹风，人家这芯那芯都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还没产生效益？”。
王教授说他完全理解人们的心情，“希望我们尽快做出一个很大的成就来，一举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成为一个创造巨大效益的企业，应该说这种希望的本意是好的。但如果期望值过高，高得失去了科学依据，就会出现问题。“我们需要有赶超的意识, 但更需要科学的态度、拼搏和实干的精神，急功近利只能适得其反。”
有着13年在德国深造，并从事集成电路客座研究经历的王志功指出，在芯片技术上，我们需要“补发达国家30年或20年前的课，而补课的首要内容是人才”。培养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硕士要两年多，博士4年多。一个学校里可能有10多个教授在培养，但一个教授顶多带十几个学生。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时间。
人才培养出来了，技术平台和科研环境建立起来了，不断进行技术积累，攻破技术难关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操之过急，就会瓜不熟、蒂不落，“想去催熟那个瓜，就可能是苦瓜”。汉芯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汉芯事件的另一个警示，则是对现行的专家鉴定、科研管理、科研政策等敲了一记警钟。审查一个项目，应该做细致的调查，进行科学管理，不能让虚假的东西得逞。不要为了政绩而去助长学术上的不正之风。
以专家技术鉴定活动为例，“实际上不少单位搞技术鉴定的目的不纯”，为了政绩而鉴定，为了拿奖而鉴定；还有不少产品鉴定，是靠公关拿下来的，是靠吹喇叭吹出来的，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在里面，最后害了党和人民，也害了那些吹喇叭的人。这是科技和产业界的一个弊端，也是汉芯造假的社会温床。计世资讯（CCW Research）半导体资深分析师李东宏认为,在本土IC涉及造假中,汉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王志功希望我国的科技和产业界都能从汉芯这件事上汲取教训，把它作为“摈弃浮夸、浮躁，讲究科学，扎实做事”的新起点。
另外，政府在科研经费监管上存在漏洞，也值得警醒。汉芯一号在问世3年时间内，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40多次，累计骗取拨款1亿元。若不是有人举报揭开黑幕最后调查定论，科技资金还将源源不断地输向“汉芯”。管理科技经费的部门在批审时，审核是否严格？经费拨下去之后，其去向和结果是否需要跟踪？这都值得相关机构和部门深思。
汉芯造假称得上是学术和科研领域的一件惊天大案了。正如有人所评价的那样：“它比此前任何一次的学术腐败都更具规模性与典型性，蕴涵着极大的腐蚀力与破坏性”。
其间有关部门和当事人的一度沉默曾让很多人为之愤怒与无奈。就在人们失望之余，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的专家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创新打假”，直面高科技管理体制弊端的决心和行动。
“危机既可能成为更大危机的前奏，也可能成为一个重大转机的开始。”人们期待的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