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是迁移者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迁移，是迁移者在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但当政府干预人才流动时背后又有哪些风险？些年，一线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吸引各类高端人才，二线城市也没有置之度外，纷纷加入“人才争夺大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中，驱动各城市纷纷出台各种引进人才政策的动力是什么？“人才争夺战”又将给城市带来什么挑战和风险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理性的思考。

“人聚城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产出增长的三大源泉。劳动力尤其人才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将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人口红利”。美国学者夏皮罗通过对1940-1990年美国大都市研究表明，人力资源集中程度较高的城市，该城市的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城市劳动力增长来自于城市自身人口增长和外来人口的净迁入。劳动力的不足会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和竞争力。因此，为争取“人口红利”城市需要采取措施吸引外来人口迁入。
　　然而，人口并非是同质化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具有差异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水平高低、职业培训多少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表现为拥有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差异性。莫雷蒂利用1979-1994年美国人口普查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如果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所占份额提高1%，那么全体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 08%-1.31%，说明提高大学学历的劳动力份额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的推动效应。
　　当前，城市人才争夺对象主要是大学生，认为只要是大学生就是人才。暂且不论大学生质量的差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城市而言，首要问题是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再考虑人才的可用性，应如何精准揽才。
　　新加坡吸引人才的做法值得借鉴。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以引进基本劳动力为主；80-90年代，以引进高技能人才为主，以满足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金融服务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需求；进入21世纪，转变到引进具有丰富知识、开拓与创造性精神及理念的管理与创新人才，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此外，城市应着重发展具有城市特色的产业，实现经济专业化。特色产业的发展既利于产业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利于吸引和聚集该产业的优秀人才，实现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些城市区域总是和特定类型的人才联系在一起，如华尔街与高端金融人才、硅谷与IT工程师、底特律与汽车工程师。
　　世界各国都在利用全球的精英人才来促进本国的发展。如美国通过绿卡制度和修订移民法，引导和鼓励世界的各类精英才移居美国；纽约市为美国首个推出非营利H1-B签证计划的城市，为优秀留学生留美工作创造机会；韩国从2000年开始实施“金卡”制度，从海外招聘高级人才；德国通过实施欧盟“蓝卡计划”吸引技术人才；日本通过“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法国通过“人才护照”政策给优秀的国际人才以长期居留签证；印度通过给外籍印度人双重国籍等措施吸引海外人才和资本。
　　市场经济下，人才不是固定而是流动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简单哲理。人才更看重城市的就业前景和未来发展，他们会“用脚投票”，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西方人口迁移理论也验证了这一现象。鲁道夫·赫伯尔提出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移者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迁移决定，是迁移者在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收入、更好的生活设施等构成城市移民的拉力；相反报酬低、就业不足、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等要素构成城市移民的推力。
　　城市环境是生产力、吸引力和集聚力，是城市竞争中的重要筹码。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天然的磁场。城市政府应努力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提高服务和管理效率，为人才的生活和发展创造优质的环境，保证人才能引得来、留得住，人才发展有平台、能增值。
　　其次，综合配套措施要跟上，以解决人才发展的后顾之忧。地方政府应该在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人才梯队、住房保障、配偶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对引进人才提供必要的配套支持。

人才争夺是把双刃剑

　　吸引人才的流入，究竟靠市场还是政府？目前各大城市的“人才争夺战”，背后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行政干预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行政力量改变市场力量。这场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人才争夺战”背后存在哪些挑战与风险？
　　短期来看，行政干预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优势是有利于迅速积聚人才，存在的问题是未考虑人才的适用性和产业需要，
　　“人才是个筐，什么都往筐里装”，到底是抢“人才”还是抢“人口”，估计地方政府也模糊了两者的界限。短期内人才的大量引进，地方政府需要兑现对人才的承诺、搞好软环境并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和财政支出都是一种挑战和压力。
　　长期来看，地方政府正处于增长型政府向福利型政府转型过程之中，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更好的城市福利成为大势所趋。现有财政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承担了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双重职能，眼下城市通过“人才争夺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不会演变成未来的“福利压力”？
　　市场条件下，虹吸效应始终存在。例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經济实力、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才争夺战”会不会进一步导致中西部人才和人口的流失？几乎可以预测的结果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加剧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塌陷。近些年，我国高校之间抢人才之战的结果就是中西部高校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等高层次人才的大面积流失，连教育部长陈宝生都不得不呼吁：“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因此，对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引进人才更关键的是练好内功，着重于产业发展；同时城市应该建立人才引进标准，明确自身需要什么层次的人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