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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朝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1949年4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在原有第十二、十三兵团基础上,再组建第十四、十五兵团;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改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刘亚楼如果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原、中南广大地区的战役战斗,以他的才略,是会有独当一面的出色表现。但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
刘亚楼病情有所好转,处理完四野司令部遗留工作后,正准备脱身赶往汉口,指挥在那里待命的第十四兵团司政机关和直属队南下杀敌。这时,他忽然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告诉刘亚楼,让他出任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事后,刘亚楼得知,在专题研究空军的会议上,后来授元帅衔的两位领导同志,对这个酝酿中的新军种很是向往,都表示愿意当空军司令员。但毛泽东却“偏心”地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刘亚楼。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在多年的考查中了解了刘亚楼,这是个野战参谋型兼政工型的将领,既是一流的参谋长,又可独当一面做军事主官,还可做出色的政治领导者,这三者在刘亚楼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三者兼优,这在以“土八路”居多的解放军将领里是少见的。
新中国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战火很快就从空中到地面不断向鸭绿江方向蔓延,侵略者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有恃无恐地拍响了新中国的国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新闻界夸下海口:我们的空军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开门与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空军强国交战,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空军,便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成了焦点人物。
彭德怀、高岗奉命飞赴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便是出国作战有无空军掩护的问题。为此,彭德怀、高岗急电毛泽东:“我军出国作战,军委能派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之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从上海开往沈阳转赴前线。
10月18日,刘亚楼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刚访苏回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与苏联商谈出动空军的情况:就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的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飞机等军事装备,但其空军只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虽然出兵有种种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却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令整个世界震惊的决策: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刘亚楼奉命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11月4日晚,刘亚楼找到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谈话,传达中央军委指示,拟任命他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正式职务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与刘亚楼发生了争执
志愿军入朝初期,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只有一个高射炮团。美军飞机有恃无恐,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没日没夜轰炸,扫射目标不分大小。为了寻找轰炸目标,有的美军飞行员肆意降低飞行高度,撞山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没有制空权,在美军立体作战的优势下,志愿军牺牲巨大。
志愿军陆军部队一批接一批北上,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喊得震天响,而空军部队却还在演练,还在等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大批量运来改装。
总算可以北上了,却因天气不好,大多数飞行员没有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过,只好呆着,这一呆又是大半个月。
11月初,在中朝两国政府的呼唤和期待中,斯大林终于作出了派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首次参战的三个歼击航空兵师配置在中国境内的鞍山和安东(今丹东)等机场,装备均为清一色的米格-15歼击机。苏联空军的任务是:掩护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久,这三个歼击航空兵师合编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军长为别洛夫中将。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对苏军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实施总的领导。
为了让一线指挥员熟悉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的程序,刘亚楼在克拉索夫斯基上将陪同下,带上准备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及空四师指挥班子,于11月8日前往驻安东浪头基地的苏军别洛夫中将的前线指挥所,见习空中作战指挥。
在浪头基地,刘亚楼决定让空四师师长方子翼等留下来见习半个月。刘亚楼语重心长地嘱咐方子翼要虚心学,用心学,一定要在15天内把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程序学到手。一切都得速成,因为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等着自家的空军助阵。
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是个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苏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方针不理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为此还与刘亚楼发生争执,并找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支持刘亚楼的方针,向扎哈罗夫解释说:不是我们不愿意作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1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空军不行!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12月3日,刘亚楼把空军入朝作战的方针正式提交中央军委。报告陈述:
在朝鲜战争中,在美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空军的情况下,我新建的不大的空军部队如果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空战,就是说训练好了一个大队马上使用一个大队,一看见敌人飞机就想打它,结果必然形成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方是不利的,而美帝国主义则恰好欢迎这个办法。因此,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战斗训练的第一批空军部队,我认为不应该过早地零碎地使用,而应该将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逐渐积蓄起来,在达到一定数量时(至少可以出动100到150架飞机时),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使用出动,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地面部队或攻占某一要点,如此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而在正式参战之前,则应以大队为单位进驻前沿机场,插进友军(苏联空军)部队内,选择敌情不很严重的时机,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战练习。
毛泽东对刘亚楼所作的报告深表满意,翌日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是“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0年12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批阅了空军抗美援朝作战方针的当天,刘亚楼正式下达空军作战命令,要求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并确定从十团开始。此时,中国空军能飞喷气式的,只有空四师,说得再准确一点,也就只有十团。
空军参战前,刘亚楼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为了不给初上战场的空军部队造成更大压力,提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刘亚楼战术谨慎,行动却争强好胜,对空四师这支率先“放飞”的部队寄予厚望。
1949年4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在原有第十二、十三兵团基础上,再组建第十四、十五兵团;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改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刘亚楼如果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原、中南广大地区的战役战斗,以他的才略,是会有独当一面的出色表现。但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
刘亚楼病情有所好转,处理完四野司令部遗留工作后,正准备脱身赶往汉口,指挥在那里待命的第十四兵团司政机关和直属队南下杀敌。这时,他忽然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告诉刘亚楼,让他出任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事后,刘亚楼得知,在专题研究空军的会议上,后来授元帅衔的两位领导同志,对这个酝酿中的新军种很是向往,都表示愿意当空军司令员。但毛泽东却“偏心”地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刘亚楼。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在多年的考查中了解了刘亚楼,这是个野战参谋型兼政工型的将领,既是一流的参谋长,又可独当一面做军事主官,还可做出色的政治领导者,这三者在刘亚楼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三者兼优,这在以“土八路”居多的解放军将领里是少见的。
新中国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战火很快就从空中到地面不断向鸭绿江方向蔓延,侵略者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有恃无恐地拍响了新中国的国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新闻界夸下海口:我们的空军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开门与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空军强国交战,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空军,便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成了焦点人物。
彭德怀、高岗奉命飞赴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便是出国作战有无空军掩护的问题。为此,彭德怀、高岗急电毛泽东:“我军出国作战,军委能派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之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从上海开往沈阳转赴前线。
10月18日,刘亚楼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刚访苏回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与苏联商谈出动空军的情况:就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的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飞机等军事装备,但其空军只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虽然出兵有种种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却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令整个世界震惊的决策: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刘亚楼奉命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11月4日晚,刘亚楼找到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谈话,传达中央军委指示,拟任命他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正式职务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与刘亚楼发生了争执
志愿军入朝初期,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只有一个高射炮团。美军飞机有恃无恐,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没日没夜轰炸,扫射目标不分大小。为了寻找轰炸目标,有的美军飞行员肆意降低飞行高度,撞山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没有制空权,在美军立体作战的优势下,志愿军牺牲巨大。
志愿军陆军部队一批接一批北上,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喊得震天响,而空军部队却还在演练,还在等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大批量运来改装。
总算可以北上了,却因天气不好,大多数飞行员没有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过,只好呆着,这一呆又是大半个月。
11月初,在中朝两国政府的呼唤和期待中,斯大林终于作出了派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首次参战的三个歼击航空兵师配置在中国境内的鞍山和安东(今丹东)等机场,装备均为清一色的米格-15歼击机。苏联空军的任务是:掩护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久,这三个歼击航空兵师合编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军长为别洛夫中将。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对苏军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实施总的领导。
为了让一线指挥员熟悉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的程序,刘亚楼在克拉索夫斯基上将陪同下,带上准备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及空四师指挥班子,于11月8日前往驻安东浪头基地的苏军别洛夫中将的前线指挥所,见习空中作战指挥。
在浪头基地,刘亚楼决定让空四师师长方子翼等留下来见习半个月。刘亚楼语重心长地嘱咐方子翼要虚心学,用心学,一定要在15天内把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程序学到手。一切都得速成,因为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等着自家的空军助阵。
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是个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苏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方针不理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为此还与刘亚楼发生争执,并找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支持刘亚楼的方针,向扎哈罗夫解释说:不是我们不愿意作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1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空军不行!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12月3日,刘亚楼把空军入朝作战的方针正式提交中央军委。报告陈述:
在朝鲜战争中,在美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空军的情况下,我新建的不大的空军部队如果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空战,就是说训练好了一个大队马上使用一个大队,一看见敌人飞机就想打它,结果必然形成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方是不利的,而美帝国主义则恰好欢迎这个办法。因此,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战斗训练的第一批空军部队,我认为不应该过早地零碎地使用,而应该将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逐渐积蓄起来,在达到一定数量时(至少可以出动100到150架飞机时),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使用出动,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地面部队或攻占某一要点,如此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而在正式参战之前,则应以大队为单位进驻前沿机场,插进友军(苏联空军)部队内,选择敌情不很严重的时机,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战练习。
毛泽东对刘亚楼所作的报告深表满意,翌日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是“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0年12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批阅了空军抗美援朝作战方针的当天,刘亚楼正式下达空军作战命令,要求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并确定从十团开始。此时,中国空军能飞喷气式的,只有空四师,说得再准确一点,也就只有十团。
空军参战前,刘亚楼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为了不给初上战场的空军部队造成更大压力,提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刘亚楼战术谨慎,行动却争强好胜,对空四师这支率先“放飞”的部队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