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1世纪以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新气象。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特别是世界史学者有意识地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为当今世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为崛起中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那么,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状况何如?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如何看待其未来发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以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新气象。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特别是世界史学者有意识地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为当今世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为崛起中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那么,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状况何如?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如何看待其未来发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史、英国学派理论和公共外交等,著有《美国世界战略》和《撒切尔夫人传》,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二版),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等。
其他文献
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决策机制,每年5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聚集日内瓦,讨论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关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法,世界卫生大会有以下几个使命: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选举总干事、审查财务政策及项目预算,以及由执委会所提出来的需要提交大会讨论的问题。(1)在不同时期,由于全球的健康问题不同,疾病的流行风险不同,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不同。
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挑战。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全球化,通过资本的全球流动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新冠疫情在中国开始暴发的时候,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侧;但是,随着中国疫情结束,疫情在欧美暴发,又冲击了全球价值链的需求侧。这种极端外部因素暴露出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发达国家因为自身的医疗物资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病的自身特性及其非常态应对措施使本已陷于困境的全球化发展迅速"熔断",并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一、疫情是"熔断"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迅速蔓延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使人类遭遇了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熔断"。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本应是国家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契机,却在地缘政治对抗的裹挟下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国际法纷争。随着抗疫前线从中国转移至美欧,国际舆论也从对华隔岸观火疾速转向对华进行有罪推定,鼓吹在司法机构起诉中国、在国际机构调查中国,要求中国为全球疫情蔓延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疫情带来的损失。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holding China responsible,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始于美国。
新冠疫情给美国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在以大国竞争为战略转向重心的前提下,美国已在政治动员、作战思想、装备研发、力量结构等各方面开启了应对新兴军事大国的转型准备。这一转型虽有政治指导和军事顶层设计,但由于战略惯性、组织习惯、政军关系、军种政治、军工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作用,在重点方向的选择方面始终表现得较为迟疑,缺乏果断的战略权衡、取舍与优化。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冲击,而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财政、货币及债务收购政策又将进一步增强疫情时期美国国民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在中短期内,新的
行为体的价值观念偏好是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后各国所采取的应对政策,至少在以下三个议题上超越了物质利益,更与价值观念相关联:一是面对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同国家根据其社会所偏好的价值观念,采取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应对措施;二是面对全球范围内医疗物质短缺和供应不足,那些一直倡导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国家,以确保"安全、公正、对等"等价值为名,率先推出战略产业政策干预产业链的布局;三是面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被认为具有领导力的国家并不是基于物质利益优先抗击疫情,而是以民主自由
2019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将是21世纪编年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在经历暴发初期和中国"举国抗疫"关键阶段之后,发展为大流行疫情,给世界带来颠覆性破坏与深远影响。这场特大公共卫生危机具有全新病毒肆虐、"信息疫情"深重和导致综合危机三大特点,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一系列短板,体现了人类健康福祉同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重心的高度融合。中国向国际社会沟通情况、分享信息和提供援助展现了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大国担当。为进一步增强自身硬实力和软权力,对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中国需用先进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问发起的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t生学术论坛将于2020年11月21-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资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本届论坛及组委会诚邀海内外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踊跃投稿,具体说明如下。
以全球视角重读对外关系史已成为当下学界潮流。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17—18世纪作为区域体系领袖的中国,尤其是自我定位和总体外交关系的构想。中国当时领导的朝贡体系,存续关键在于经济支持和文化认同,比较17—18世纪朝贡体系与其他区域国际体系,从"东亚—周边—全球"三个层次可以说明全球化早期大国对外关系的共性与特性。通过比较分析明清易代时的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者势力的消长,可以发现,两大体系几乎同时存在,关联十分密切:很早就开始正面的竞争和较量,最终朝贡体系并非输在落后,而是维持成
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