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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笔者曾有幸结识我国学界泰斗、享誉世界的比较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先生对我提出的若干学术问题不吝赐教，先后谈到的问题有：中国人的普希金情结为什么那么浓？如何评价《沙恭达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说哥廷根就是德国的佛罗伦萨？德国为欧洲及世界近代文化贡献了什么？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形成的西方文化为何应被看做是进步文化？“传道、授业、解惑”与“培养学生独立地获取、运用、创造知识的能力”为什么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如何读书和做学问？在季先生看似零碎又不经意的谈吐中，始终贯穿着“东西方文化比较”这条主线。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