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成西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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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家庭”之观念没有国界、不分人种,细腻的李安融合中西方文化之长,利用独特的影像表达手法,以“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为切入点,反映我们平时忽视或者在试图逃避的一些现象,从而展示家庭伦理电影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李安 父亲 东西方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2.003
  
  一、独特的成长背景
  李安身上体现着外柔内刚、温婉含蓄、儒道释融为一体的哲学。李安导演的个体人格充满了儒家气质,他和那一代的台湾人一样,有一种漂泊的无奈和追寻。“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手无策,只有用梦境去解脱我的挫败感。在现实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的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我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的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台湾情、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1]
  二、从三部曲的“故事”看内涵
  要审视一种文化和人性的深层内容,一个危及到家庭“神圣使命”的情景无疑是再好不过的舞台,家庭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符码。[2]《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共同构成李安的“家庭”三部曲。
  《推手》将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在美国,主人公锁定为一对特殊的翁媳,他们可以说是中西两种文化的“ 符号”象征,公公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太极拳师, 儿媳则是一个成果颇丰的美国女作家。李安通过戏剧化的处理来反映中西文化差异和共存。
  《喜宴》依旧是在美国发生的台湾人的故事,这次的设计中添加了更为复杂的、父母妥协下的“同性、三角恋”,李安偏偏将这个故事设置在美国纽约这样繁华、昌明的现代大都市的背景上来展开, 突出地渲染了在中西方两种文化冲撞中所形成的喜剧情境,旨在凸显东方伦理困境的西化解脱。
  《饮食男女》则将故事引回台湾,展现的是一父三女的空虚人生,在成熟引导运用家庭元素之后,李安开始了本土化的对新老冲突的另外一种读解。如果说《推手》、《喜宴》都是将主人公放在异域空间中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补偿, 那么《饮食男女》的背景则较为单一, 但它所揭示的本土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观念和传统道德间的矛盾冲突却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从故事的结构和设计可以看出李安深厚的编剧才能,他结合自身的文化优势,将其适当的用在自己的电影之中,通过影像的魅力展现给大家看,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李安的电影都可以反映出我们平时忽视或者在试图逃避的一些现象。
  三、中国式情感,餐桌上的礼仪
  李安将餐桌上的戏拍得极其有味道,“家庭”三部曲中都有精彩的呈现,而“餐桌”也成了整个影片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3]
  《推手》中的餐桌吃饭,其实是中国公公和洋媳妇的直接交战场所,朱老的儿子和孙子就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人,在开篇16分钟,第一次出现对白的地方就是在餐桌吃饭,“这地球上有一种东西,五谷杂粮、果木蔬菜,属于隐性。另一种东西,牛羊猪鸡是属于显性。两种东西配合起来吃,才能补先天之不足。”这是朱老对儿子说的话,而洋媳妇苏珊却在一旁用英语与老公讲着其他的事情。此时关乎东方的孝义美德,西方的夫妻关系,以及这个家庭中的结构和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就自然而然的在一顿餐桌吃饭的戏中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喜宴》则将餐桌设定为群体的“忧愉之情”的载体——婚礼仪式[4],通过张扬的群戏处理方式,将其设定为影片矛盾化解的一个关键点。李安:“我一直觉得喜宴很荒谬、很假,它是一种社会表态的仪式,其实跟婚姻没什么关系。”但是中国人是需要这种仪式的,这就与李安自身的经历相关,在《喜宴》中这个场景就成为了高老父向儿子的同性恋事实低头的一个转折点,父亲默认了儿子对婚恋的自由选择, 双手举起, 姿势犹如飞翔的动作, 像是在号召以爱与宽容化解一切难题, 也包含了东方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平和淡然的处世态度、人际观念以及虚实相生的精神状态。之前不可破解的矛盾也跟随着这场喜宴而逐渐消解了。
  关于《饮食男女》李安和编剧达成的共识:这部电影是讲谎言和牺牲意识架构出来的一个食不知味的空虚人生。“吃、饮食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讨论,这也是主角荒谬行径的来源。” 《饮食男女》中的揭示人物双重人格的电影,并将其一点点含蓄的展现给人们看,看看是否自身也有这样的两面性。大姐家珍最为代表,受压抑的潜意识。[5]李安在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情境下构建出角色不同平常或者说是无法放到台面上来的离奇行径,这也是“饮食男女”名字的由来。这部影片的餐桌戏份更是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
  四、父子关系与父权意识
  李安:“父亲对我来讲, 就是中原文化的一个代表”。他的这三部作品都是“ 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 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 历经危机和冲突之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
  “家庭”三部曲又称为“父亲”三部曲,而作为有着深厚中国文化传统根基的李安也肯定对于“家族香火”这样的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推手》中朱老的儿子与洋媳妇虽然生出的是男娃,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不能算是“正根”了。到《喜宴》中高老将军的儿子高伟同已经成为了一位同性恋者,处于西方同性恋和东方伦理需尽人子孝道的两难人生困境,虽然最后歪打正着葳葳怀上了高伟同的孩子,而赛门也成了孩子的另外一位“父亲”,但是这种畸形的三角关系已经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夫妻、父子关系。李安就是这样将父权的思想解构。从朱老倔强的拒绝儿子刻意的姻缘安排,到高老将军无奈下接受儿子同性恋的事实,再到老朱摆脱一切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既是一种接受命运的安排,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解脱。
  五、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完美结合
  李安的电影叫座又叫好,台湾资深电影学者黄仁曾说:“ 在社会转型期, 亲情日益淡薄, 亲人之间的疏离日益加深之际, 亲情正是‘ 国片’追求的好题材, 俯拾皆是, 取之不尽, 亲情题材可以适合任何种族, 任何社会放映, 也适于进军国际市场。他在努力捕捉和真实再现年代都市家庭关系由假象平衡向新的平衡的寻求过程中, 又同时寻求到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平衡。”
  其一,李安在自己的影片中运用到新电影运动中积极的元素。使其更加接近生活的原始形态, 让人们在有限的时空中感受到时间的无限和人生的辽阔。
  其次,李安电影采用工业生产与文化渊源相结的方式。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对其影响最大的影片,所以他的影片一直坚持本源的文化特点,也就是这种方式他的影片才得以有如此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全球化的电影理念。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拒绝“家庭”这个概念,除去细腻精致、追求完美的艺术风格之外,关键在于李安能娴熟地将人性作为其电影的核心内容。在主题上,李安不同于陈凯歌在时间延伸上表现出的忧患意识, 李安关切的是家庭问题和新旧冲突,是有关人性共同的问题。
  李安的电影市场策略: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合一,展示文化奇观,制造票房卖点,超越二元对立的文化立场,以《喜宴》为例,“四口之家”,创作世界性的视听文本,追求最大化的市场份额。[6]
  这就是李安,这就是李安的电影。
  
  参考文献
  [1]张静蓓编著《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版。
  [2]饶曙光主编《中国电影分析》第23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张靓蓓编著《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M]》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4]王音洁《餐桌文化与礼乐仪式——李安三部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5]田卉群等/著《经典影片读解教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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