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余华的小说中充满了诡异的想象和大量的血腥场面，叙事冷峻，视角独特。作品中的暴力叙述，既反映了作者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又以隐喻的方式对人的悲苦命运进行了思考。余华为什么这样迷恋血腥和暴力书写？本文试从余华暴力情节的内涵入手，来探讨其呈现的原因。
【关键词】 余华小说;血腥;暴力情节;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4-0038-02
余华小说以冷静的思考、严峻的笔风、执着的追求、不懈的探索为人们所熟悉。其中最为读者感动就是他对于暴力的书写与思考，然而他的这种书写与思考绝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偏好，其中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改变世界的渴望。
一、余华小说暴力情节的内涵
暴力意味着以一种强制的力量剥夺“人之为人”的权力，破坏人生命的完整性。它至少包括了四个层面的内涵：肉体暴力、精神暴力、文化暴力及儿童世界的暴力，并且拥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机制和力量。
（一）肉体暴力：本能的狂欢。余华在小说中一再为我们建构了一个非理性的癫狂世界，而推动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欲望和本能。在《现实一种》中，皮皮虽然是一个孩子，但他虐待并摔死了自己的堂弟，结果引起了一场家庭成员之间的“屠杀”：山峰虐打妻子，踢死皮皮。为了拓宽暴力题材的内涵，余华将历史引入小说叙述之中，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小说《一九八六年》中写道：十年前，一位历史老师被一群红卫兵抓了出去，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十年后，当所有人都在忘却伤痛，享受美好的幸福生活时，他成了一个疯子，以“自虐”的方式向人们一一演示我国古代的种种酷刑。这里余华特意选取历史老师意在表明暴力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余华提醒我们对暴力的批判有可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复制暴力从而變为批判的暴力。
（二）精神暴力：迷失的家园。与肉体的暴力相比，精神暴力尽管是隐形的、隐蔽的，但产生的危害却更为深远。仍以《现实一种》为例，皮皮一家简直不能称之为“家”，它完全没有家庭的温暖和温情。一家人住在里面各做各的事，形同路人，“兄弟俩人走在一起，像是互不相识一样”。 ①这是一个极度冷漠的环境中。即使是在被评论界普遍认为标志着余华转型的《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们依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家园的迷失和亲情的幻灭。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流浪儿，一场偶然的火灾使“我”在家中彻底丧失了生存空间。即使是在给了“我”家的温暖的养父母那里，“我”依然受到养母的怀疑和试探，并且在养父去世之后又再一次被无情地抛弃。环境的原因，使人感受了精神的暴力，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就在这里，人在这迷失的家园中迷失了自己。
（三）文化暴力：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说肉体和精神的暴力都是外在力量对人的压制，那么文化暴力则是更为无形的一种暴力形态。法律是这一系列制度的极致。《现实一种》中山岗杀死山峰被警察执行死刑的场景相信会让很多人触目惊心，其血腥程度丝毫不亚于山岗杀人的场景。两者形式上都是暴力，但一个是犯罪，另一个却出自惩治罪犯、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在于“规训”，在于阻止暴力。但在这过程当中却莫名其妙地复制了它欲阻止的暴力。
（四）儿童世界的暴力。与成人世界相比，儿童世界的暴力同样触目惊心。长期以来，儿童被喻为“花朵”和希望，但是余华告诉我们：儿童世界并非纯洁无瑕，同样也有阴暗与罪恶。余华的小说中那些被成人欺负的儿童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儿童对成人的模仿往往是全方位的。他们在模仿暴力时，不仅模仿这一行为本身，还模仿其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暴力和权力有着天然的“合谋”关系。因此，对暴力的偏好与对权力的贪欲就有着强烈的因果联系。《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平和孙光明，当他们高举菜刀和镰刀扑向王家兄弟时，凭借的不仅仅是血气之勇，而是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领悟到了获取权力的奥秘就在于以暴制暴。对此，有人认为“ 《在细雨中呼喊》尽管笼罩着童年记忆特有的温润光泽，但骨子里那股悲观绝望的情调依然是难以驱散的，因为暴力的长存使我们不无绝望地意识到社会的权力关系准则及结构实际上是绝难打破的”。②
二、暴力情节的呈现原因
余华内心的暴力情绪是如何积淀并形成的呢？余华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作家的难言之隐”，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本文主要从作者的精神困境及对生命存在方式的认识进行了探索。
（一）精神困境：对传统真实观的解构和对常识的怀疑。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同客观世界一样也应该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常识和逻辑。艺术真实是否忠于生活真实成了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而余华对这种观念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直言由经验常识和现实秩序共同建构的真实观是作家想象力贫乏的罪魁祸首。因为“这种经验只对实际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 ③
在对传统的真实观解构之后，余华毫不含糊的创建了自己的真实观——一种基于人内心的精神真实，为自由抒写作家个人的想象力提供新的向度，也为探索生活和生命的存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常识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各种生活经验的积淀并作为集体记忆得以传承，它以理性力量为其支撑，因而带有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天然的合理性。任何违背常识的事件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荒诞的，甚至是反逻辑、反理性的。余华在小说中也多次写到常识的荒谬。所以就有学者认为“《河边的错误》的题目干脆可以改成‘常识的错误’”。 ④ 疯子杀人无罪，这是常识;警察为民，也是常识。但是当身为警察的马哲击毙疯子之后，荒谬出现了：他不得不面临法律（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常识）的制裁。在这种悖论中，余华揭示了人类生存本质的脆弱。最后，马哲不得不通过装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结局本身就构成了对常识的嘲讽。这是人性的失败，是全人类的悲哀。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精神真实观”的建立又加速了常识的瓦解。在余华看来，“人的精神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 ⑤ 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到处都有疯子、狂人、受虐狂、迫害狂，而常识认为有价值的人伦、亲情、道义等等都被彻底颠覆。余华本人也承认这种对常识的怀疑诱发了他对于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二）渴望超越：对生命存在方式的寻找与探索。既然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荒谬的是暴力的，既然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不断壮大的理性力量无法驾驭非理性的冲击，那么人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又在何处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余华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同时也是读者和评论界对余华的一个期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着余华能否实现自我超越，能否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余华近乎绝望地看到了“人性之恶”，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这也是余华之所以优秀的原因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余华给出的答案很难让人满意，特别是对余华抱有相当期待的读者。
在《在细雨中呼喊》以儿童为视角揭示了一群江南少年的心路历程。“呼喊”的实质在于缺乏、在于渴望。孙光林、鲁鲁、国庆他们缺乏什么？又渴望什么？是家、是温暖、是保护、是健全合理的制度。所以这部小说的主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迷失之后在虚无中寻找家园。在现实生活当中备受歧视，只能一个人默默生活在角落里的孙光林显然无法找到真正的归宿，于是只好在幻想和回忆中寻找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鲁鲁在被人欺负后总是说“我哥哥以后会找你们算帐的”。事实上，鲁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哥哥”。然而，正是这个活在想象之中虚构的“哥哥”给了鲁鲁一点虚幻的安全感。既然幻想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归属感，“我”只以能把希望寄托在回忆身上。于是乎，“我”不断回忆起祖父孙有元年轻时候的风光经历。然而，现实之中已是风烛残年的祖父极度猥琐、甚至近乎卑劣的形象又与“我”记忆中的祖父形成了鲜明的反讽。“我”不断呼喊，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因此只能在虚无中寻找、在寻找中走向更深的虚无。
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里主人公还在不断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奔走呼喊，尽管这种呼喊是多么无力。那么到了《活着》，主人公连这种无力的呼喊也彻底放弃了。因为“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余华自己认为，要承受这么大的苦难，沒有一点“阿Q精神”是不行的。福贵输光整个家业，龙二成了地主。没想到，几年后村里开始搞土地革命，龙二由于抗拒人民政府命令，被枪毙。福贵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枪毙的就是我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后半截该会越来越好”。⑥无疑，余华要告诉人们的是：面对苦难，人们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人永远无法同强大的现实去抗衡。另一层次上也反映出了人性的愚昧，人性的无知。通过福贵，余华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人生哲学：面对命运和苦难的无情打击，面对现实的困境，需要的不是顽强的反抗，而是无奈的顺应，需要乐观的心态，需要一种不怨天尤人的达观和超然。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冷酷无情，都应该和它友好相处。这与其说是一种“爱的哲学”，不如说是“忍的哲学”。
注释：
①谢有顺：《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②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
③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2期。
④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⑤俞利军：《在喧哗与骚动中活着——福克纳与余华比较研究》，《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⑥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参考文献：
[1]李平，陈林群：20世纪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
[2]余华.跨世纪文丛[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3]余华.内心之死[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4]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6]余华.兄弟[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7]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q
【关键词】 余华小说;血腥;暴力情节;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4-0038-02
余华小说以冷静的思考、严峻的笔风、执着的追求、不懈的探索为人们所熟悉。其中最为读者感动就是他对于暴力的书写与思考，然而他的这种书写与思考绝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偏好，其中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改变世界的渴望。
一、余华小说暴力情节的内涵
暴力意味着以一种强制的力量剥夺“人之为人”的权力，破坏人生命的完整性。它至少包括了四个层面的内涵：肉体暴力、精神暴力、文化暴力及儿童世界的暴力，并且拥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机制和力量。
（一）肉体暴力：本能的狂欢。余华在小说中一再为我们建构了一个非理性的癫狂世界，而推动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欲望和本能。在《现实一种》中，皮皮虽然是一个孩子，但他虐待并摔死了自己的堂弟，结果引起了一场家庭成员之间的“屠杀”：山峰虐打妻子，踢死皮皮。为了拓宽暴力题材的内涵，余华将历史引入小说叙述之中，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小说《一九八六年》中写道：十年前，一位历史老师被一群红卫兵抓了出去，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十年后，当所有人都在忘却伤痛，享受美好的幸福生活时，他成了一个疯子，以“自虐”的方式向人们一一演示我国古代的种种酷刑。这里余华特意选取历史老师意在表明暴力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余华提醒我们对暴力的批判有可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复制暴力从而變为批判的暴力。
（二）精神暴力：迷失的家园。与肉体的暴力相比，精神暴力尽管是隐形的、隐蔽的，但产生的危害却更为深远。仍以《现实一种》为例，皮皮一家简直不能称之为“家”，它完全没有家庭的温暖和温情。一家人住在里面各做各的事，形同路人，“兄弟俩人走在一起，像是互不相识一样”。 ①这是一个极度冷漠的环境中。即使是在被评论界普遍认为标志着余华转型的《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们依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家园的迷失和亲情的幻灭。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流浪儿，一场偶然的火灾使“我”在家中彻底丧失了生存空间。即使是在给了“我”家的温暖的养父母那里，“我”依然受到养母的怀疑和试探，并且在养父去世之后又再一次被无情地抛弃。环境的原因，使人感受了精神的暴力，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就在这里，人在这迷失的家园中迷失了自己。
（三）文化暴力：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说肉体和精神的暴力都是外在力量对人的压制，那么文化暴力则是更为无形的一种暴力形态。法律是这一系列制度的极致。《现实一种》中山岗杀死山峰被警察执行死刑的场景相信会让很多人触目惊心，其血腥程度丝毫不亚于山岗杀人的场景。两者形式上都是暴力，但一个是犯罪，另一个却出自惩治罪犯、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在于“规训”，在于阻止暴力。但在这过程当中却莫名其妙地复制了它欲阻止的暴力。
（四）儿童世界的暴力。与成人世界相比，儿童世界的暴力同样触目惊心。长期以来，儿童被喻为“花朵”和希望，但是余华告诉我们：儿童世界并非纯洁无瑕，同样也有阴暗与罪恶。余华的小说中那些被成人欺负的儿童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儿童对成人的模仿往往是全方位的。他们在模仿暴力时，不仅模仿这一行为本身，还模仿其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暴力和权力有着天然的“合谋”关系。因此，对暴力的偏好与对权力的贪欲就有着强烈的因果联系。《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平和孙光明，当他们高举菜刀和镰刀扑向王家兄弟时，凭借的不仅仅是血气之勇，而是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领悟到了获取权力的奥秘就在于以暴制暴。对此，有人认为“ 《在细雨中呼喊》尽管笼罩着童年记忆特有的温润光泽，但骨子里那股悲观绝望的情调依然是难以驱散的，因为暴力的长存使我们不无绝望地意识到社会的权力关系准则及结构实际上是绝难打破的”。②
二、暴力情节的呈现原因
余华内心的暴力情绪是如何积淀并形成的呢？余华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作家的难言之隐”，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本文主要从作者的精神困境及对生命存在方式的认识进行了探索。
（一）精神困境：对传统真实观的解构和对常识的怀疑。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同客观世界一样也应该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常识和逻辑。艺术真实是否忠于生活真实成了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而余华对这种观念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直言由经验常识和现实秩序共同建构的真实观是作家想象力贫乏的罪魁祸首。因为“这种经验只对实际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 ③
在对传统的真实观解构之后，余华毫不含糊的创建了自己的真实观——一种基于人内心的精神真实，为自由抒写作家个人的想象力提供新的向度，也为探索生活和生命的存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常识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各种生活经验的积淀并作为集体记忆得以传承，它以理性力量为其支撑，因而带有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天然的合理性。任何违背常识的事件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荒诞的，甚至是反逻辑、反理性的。余华在小说中也多次写到常识的荒谬。所以就有学者认为“《河边的错误》的题目干脆可以改成‘常识的错误’”。 ④ 疯子杀人无罪，这是常识;警察为民，也是常识。但是当身为警察的马哲击毙疯子之后，荒谬出现了：他不得不面临法律（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常识）的制裁。在这种悖论中，余华揭示了人类生存本质的脆弱。最后，马哲不得不通过装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结局本身就构成了对常识的嘲讽。这是人性的失败，是全人类的悲哀。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精神真实观”的建立又加速了常识的瓦解。在余华看来，“人的精神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 ⑤ 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到处都有疯子、狂人、受虐狂、迫害狂，而常识认为有价值的人伦、亲情、道义等等都被彻底颠覆。余华本人也承认这种对常识的怀疑诱发了他对于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二）渴望超越：对生命存在方式的寻找与探索。既然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荒谬的是暴力的，既然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不断壮大的理性力量无法驾驭非理性的冲击，那么人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又在何处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余华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同时也是读者和评论界对余华的一个期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着余华能否实现自我超越，能否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余华近乎绝望地看到了“人性之恶”，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这也是余华之所以优秀的原因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余华给出的答案很难让人满意，特别是对余华抱有相当期待的读者。
在《在细雨中呼喊》以儿童为视角揭示了一群江南少年的心路历程。“呼喊”的实质在于缺乏、在于渴望。孙光林、鲁鲁、国庆他们缺乏什么？又渴望什么？是家、是温暖、是保护、是健全合理的制度。所以这部小说的主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迷失之后在虚无中寻找家园。在现实生活当中备受歧视，只能一个人默默生活在角落里的孙光林显然无法找到真正的归宿，于是只好在幻想和回忆中寻找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鲁鲁在被人欺负后总是说“我哥哥以后会找你们算帐的”。事实上，鲁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哥哥”。然而，正是这个活在想象之中虚构的“哥哥”给了鲁鲁一点虚幻的安全感。既然幻想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归属感，“我”只以能把希望寄托在回忆身上。于是乎，“我”不断回忆起祖父孙有元年轻时候的风光经历。然而，现实之中已是风烛残年的祖父极度猥琐、甚至近乎卑劣的形象又与“我”记忆中的祖父形成了鲜明的反讽。“我”不断呼喊，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因此只能在虚无中寻找、在寻找中走向更深的虚无。
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里主人公还在不断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奔走呼喊，尽管这种呼喊是多么无力。那么到了《活着》，主人公连这种无力的呼喊也彻底放弃了。因为“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余华自己认为，要承受这么大的苦难，沒有一点“阿Q精神”是不行的。福贵输光整个家业，龙二成了地主。没想到，几年后村里开始搞土地革命，龙二由于抗拒人民政府命令，被枪毙。福贵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枪毙的就是我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后半截该会越来越好”。⑥无疑，余华要告诉人们的是：面对苦难，人们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人永远无法同强大的现实去抗衡。另一层次上也反映出了人性的愚昧，人性的无知。通过福贵，余华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人生哲学：面对命运和苦难的无情打击，面对现实的困境，需要的不是顽强的反抗，而是无奈的顺应，需要乐观的心态，需要一种不怨天尤人的达观和超然。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冷酷无情，都应该和它友好相处。这与其说是一种“爱的哲学”，不如说是“忍的哲学”。
注释：
①谢有顺：《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②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
③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2期。
④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⑤俞利军：《在喧哗与骚动中活着——福克纳与余华比较研究》，《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⑥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参考文献：
[1]李平，陈林群：20世纪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
[2]余华.跨世纪文丛[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3]余华.内心之死[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4]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6]余华.兄弟[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7]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