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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1966年正月初五,我到湖北省汉川县搞“四清”,临走时叮嘱妻子:“不要让孩子们将我箱子中的笔记本弄坏了。”可是这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首先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抄家,旧书、笔记本皆在被查抄之列。只要找出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断定为“反动日记”,“反动言论”,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或示众、或游行,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妻子担心我的笔记本惹出祸端,吓得战战兢兢,当时,我在汉川县农村,她又无法与我取得联系,再三考虑,她自作主张,下了极大的决心,趁夜深人静之时,将我的全部笔记本搬至厨房灶中,全部烧毁。
不几天,红卫兵大串联,与我们本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我是区委书记,是首当其冲的当权派,他们抄了我的家,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将我的一大箱子书抬走。他们组成专班检查我的书籍,從众多的书中找出了两本,一本是《新中国人物志》,第一位是毛主席。他们将书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罗瑞卿、薄一波、陶铸、王任重和他们所认为的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的像全部剪贴出来,办了一个展览,说我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而且在组织上有联系,把他们的像藏在家中。又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进行展览,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该书中有“蟊贼”二字。“蟊”字原来我不认识,查字典后,我将“毛”字写在“蟊”字的旁边,他们捕风捉影,说我影射攻击毛主席。为此事,造反派在县、区闹得沸沸扬扬,还把这些整成材料送往中央文革小组,并以此为依据,把我当成“三反分子”批斗,长期靠边站。
妻子对我说:“你还怪不怪我?老埋怨我不该烧你的笔记本,上百本笔记本,他们在鸡蛋中挑骨头,肯定会找出更多的岔子出来,他们在书中都挑出这么多问题出来。”我面对妻子哑口无言,但内心佩服她有远见。自此以后,除了到上级开会记笔记,用后撕毁,至于学习、生活、感想之类的笔记统统不敢写了。
二、县委的打招呼会
有一天,天下着大雪,县委先电话通知,要我回到区里等着,事情由来人跟我面谈。下午,中共应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金保同志来了,他神密兮兮地说,我们到你寝室里谈。他说:“县委召开区、社党委书记会议,白天不能去,夜间动身,而且要我带着公社书记一块走,自带被子行李,会议的地点不明。你们上汉宜公路朝西边方向走,途中有人来接你们。此事十分机密,任何人都不能讲,一切由你亲自安排。”
黄金保走后,我跟公社书记打了电话,要他们在天黑之前赶到城台公社开会,十分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我到公社时,公社书记已到齐,我们一行6人,冒着怒嚎的狂风和鹅毛大雪,背着背包急匆匆行走在白皑皑的大地上,规定在行走时是不准说话的,可是,城台公社书记邓先祥忍耐不住了,说:“我们这象在打游击,秘密行军。”惹得大家笑了起来。我叮咛同志们不准说笑,从此,再无说话和笑声了,如同过去的战马一样,含枚急走。行至西十公社曙光渡糟,黄金保同志来了,什么话都没说,带着我们上北面的小路前行,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燕子山水库管理处。各区、社书记都已到齐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都在那儿。过去这些人相见,说笑打闹,亲热得不得,此次县委领导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没人说笑了。
此时已是深夜,我们解开背包,就睡觉了。
次日清晨开早饭,看到县委书记黄铮亲自抬饭甑,拿碗筷给大家吃饭,大家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来头了。县委书记黄铮同志传达了省委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他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求与会同志要相信毛主席,要紧跟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大家要做拥护文化革命的革命派、促进派,绝对不能站到造反派的对立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放下官架子,主动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和批斗,即使造反派有过激的行动,也要接受得了,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你怎样,你就怎样,不要与造反派闹对立,唱对台戏,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讲了黑龙江省商业厅长,造反派把他戴上高帽子游街后,他马上上班工作。
还讲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要我们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牛。从此以后,县委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同你们联系了,你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即使在游泳中喝了几口水,也要游上岸,不能被淹死。
我们听了很不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如此对待呢?会议只开了一天,大家都表态按上级的指示执行,实际上我把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贯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始终。
吃罢晚饭,县委领导都站在大门口为大家送行,一个人一个人握手而别,各个区的返程路线,都作规定,不准走同一路线。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大家一出门就从四面八方离开,规定所有的人都不准进城。
我因为上次到黄滩区开会时摔跤肋骨受伤,仍然隐隐作痛,要到县医院透视,故而在县里打站。当我化装去县医院就诊时,经过县委大门前,看到造反派把县委大院团团围住。当时我就想,说造反就造反,文化大革命来得如此之快,令我惊诧不已。
三、被夺权靠边站
1967年,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就是造反派向当权派全面夺权。夺权风暴一下子席卷全国。应城县里有一个造反派人物认为,印章是权力的象征,他就跑遍大大小小的机关,把印章全部收缴,用一个袋子装着,背在身上。他对人说:“应城的权全被我夺了,从现在起,应城县的大权小权都是我的权,大事小事都是归我管的事。”
区里造反派也学县里造反派,把区委、区公所的章子收缴,并开大会宣布夺了区委、区公所的权,我和区委的同志就靠边站了,不让我们管事了,并且宣布我和邹光汉劳动改造,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当时,我仍然心系伍家山工程,伍家山工程停工和夭折,使我感到最难受最痛苦。
他们先将我押到伍家山抽水站工地指挥部劳动,由于批斗我不方便,又把我安排到区里食堂劳动。我挑水洗菜、做饭,邹光汉负责烧开水。邹光汉比较乐观,水开了,他就说:“开水已进入全面‘鼓泡’阶段,你快些到办公室拿热水瓶来打开水。”
后来,造反派为争夺权力分成了两派,他们忙于打派仗,先是文攻,后发展到武斗;由赤手空拳打,到用凶器打,最后演变成拿起枪炮,真枪实弹地干起来了,什么“盐矿战役”,“燕子山战斗”,“对面水库追击战”,“陈家河反击战”,“县城攻坚战”、“夜袭三合粮管所”等等。全国各地造反派分成两大派,应城与众不同,分成三大派,即红联总、党政总部、钢工总,打得你死我活,成为胶着状态。他们无暇斗当权派,叫我到三合大队劳动,后又叫我到陈院大队、光辉大队等地劳动。我年轻、身体好,长期在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什么难事。我下去以后,认认真真参加劳动,还过问农业生产。直到武斗升级,我才离开农村。以后,造反派到我劳动过的地方去调查,看我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农民说我表现好,他们说:“不是要你们为陈世高评功摆好,看他在这里还有什么新的罪行。”大家说没有。
四、两次逃脱虎口
196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区里造反派正在与我谈判,应城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第一号人物尚慎谨骑着摩托车,带着一群造反派到区里来揪我,要我跟他到县里去一趟。我心中十分清楚,文革中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我任县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兼财贸办公室主任时,他曾因经济问题和乱搞男女关系受到处分,现在是来找我报仇的。我说我忙,没时间去,他亮出红联总的袖章和文印,要我无论如何跟他去一趟。我和他谈时,农民把我们围了十层八层。农民坚决不让我去,说:“陈世高是区委书记,区里的当权派,归我们三合区的人民批斗他,他又不是县里当权派,怎么要他去,我们要批斗他,不能让他到县城里去。”可是,他赖着不走。农民极不耐烦,要动手打他们一伙人,我个别同大小队干部讲,那是打不得的,一旦打了,是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给我们加罪。他们不走,我怕出现农民打造反派的事件,决定跟他们去一趟。我心中也清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直拖延到天刹黑,又下着蒙蒙细雨,他们把我放在中间,前面是一群自行车,后面有摩托车和自行车。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说,到了盐矿就要对我下手。我心想,三十六条计,跑的得便宜。走到龚家巷,我先是慢慢走,后来我猛踏自行车,前面的一群人走了很远,后面的人又未马上跟上来,前后看不见我,我就下车躲到路边厕所后面,待大队人马过后,到龚巷粮站存放自行车。
粮站的同志们忙了一天,正在吃晚夜饭,站长李腊生十分热情地拉着我吃饭。我一天未进食,肚子饿得轱辘辘的响,但是,为了逃命,无心吃饭。我对他们说,我吃过了不饿。当时他们不知道我正在逃命,我说,这是区里唯一的一部破自行车,放在这里,一是我来骑,二是见我写的条子你们就给。
我立即动身抄小路步行到城台公社门前大堰堤边匍下,听他们到底对我要怎么样?一会儿,就听见人群中乱纷纷地大声叫喊:“陈世高跑了。”他们马上兵分几路,到应城,到龚巷周围,到三合区搜寻我。我见他们都走了,就到城台公社去。公社的同志正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煤油灯灯光黯淡,又用纸框着灯罩,大家都没看见我。我只将秘书陈桂生悄悄拉了出来。走出公社大门,他说:“哎呀!红联总一伙人到处在捉你,要在盐矿打你,你怎么来了呢?”
我和他冒着小雨向南方走去,到了协合店,就到城台公社社长陈木伢弟弟家,把社长的妻子喜人找来。我说:“我已是一天未吃饭了,煮点豆皮我吃。”喜人马上端来一盆热豆皮,我狼吞虎咽吃光了。喜人要我到她家休息,我当心造反派找社长时,把我抓走了,就和陈桂生在一张床上和衣而眠。但是,我认为此地不是久呆之处,因为这里地处汉宜公路边。半夜,陈桂生把我送到双灯公社么井大队。
我来到了三合公社蔡赵大队陡山坡小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我同这里的父老乡亲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直接到队长卢业华家住了下来,我跟他讲,不能对任何人讲我来了,吃住拉都在屋里。结果还是被社员们晓得了,有人送豆皮子、有人送汤来,一些年轻人分别到三合店、隔蒲潭、云梦县城关、应城县城关打听文化革命的消息,拿回很多传单、小报,又抄一些大字报回来给我看。应城城关、三合店街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的大字报,说陈世高神秘失踪。他们探听到应城红联总还有人在三合店守株待兔,等着捉我。一个星期后,他们走了,我才回到区里。这是第一次幸免于难。
1967年夏天,这时造反派已分成三派。造反派在区所在地开我的批斗会开不起来,一开我的批斗会,群众就冲击会场,把批斗会冲散了,群众还打造反派的人。造反派说区周围的群众都是陈世高的保皇派,要把批斗会拿到伍家山公社去开。可是,这个消息被农民群众知道了,几个大队的群众准备了武斗的工具,要冲击会场,而且跑来跟我说了。我思考再三,觉得如果去参加批斗会,必然会造成流血事件,于是,我决定不去参加批斗会,准备晚上逃走。
我在楼上宿舍看书,忽然三合大队的吴二毛、吴中保几个青年人到我的房里,什么话也不说,拉着我的手就往楼下跑。我说你们也造起我的反来了。他们不作声,一直把我拉进区里对面吴墨狗的家。区里后院响起了机枪声,这时,几位青年农民才对说,造反派是来捉你的。
他们在我的房中未抓到我,将抽屉中的粮票和钱拿走后,四处搜寻我。找到隔壁床上,被子是热的,他们说陈世高没跑远,被子还是热的,就到处找。
由于当时屋漏,拣了瓦掉下的瓦松和灰尘未清扫,他们以为我从屋上逃走。屋上未找着,反过来在我隔壁房中找,从床下拉出来区里的青年书记方辉明。他们一无所获,只好走了。
几位青年为我站岗放哨,说“他们都走了”,我就一个人深夜跑到对面小队李队长的家里住下来。
批斗大会没开成,自然武斗亦未发生。我不回区里呆着,就到全区各个生产队轮流转,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作。
五、“张君是个好同志”
县里某局局长张君由军队转业到地方不久,遇上了地方文化大革命。每次批斗他时,就要他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文化水平低,年纪大,记忆力又差,每次都背不来,极为苦恼。一天,他从造反派办的小报上看到:北京造反派围攻陈毅元帅时,陈毅说:“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说在毛主席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没有这个最高指示,陈毅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这样,就应付过去了。张君如获至宝,认为有应付造反派的办法了。次日上午又开他的批斗会,又要他背诵毛主席语录。此时,他理直气壮地背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张君是个好同志。’”造反派听了愤怒异常,要他找出这条语录的出处,他当然找不出来,他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于是,大家批判他伪造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罪行。
一天,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电,要从该局抽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去抗旱。造反派研究认为,张君长期在野战军工作,未曾被捕被俘,不存在叛徒历史问题,到地方又不久,在他的身上挖不出什么东西,干脆叫他去抗旱。
造反派叫张君去抗旱,他喜得鼻子搬了家,得意忘形,什么东西都没带,立即赶往水库。路上他干渴难忍,到处找不到饮用水,发现路边田里有西瓜,看看四周无人,立即下田摘了一个。两个照瓜的老农看得一清二楚,迅速赶来,一把捉住他,问他为什么偷西瓜,他说:“下定决心摘西瓜,不怕丢人不怕骂,排除万难,努力吃完它!”照瓜的两个老农认为他背诵的是毛主席最高指示,又送了一个西瓜给他,让他走了。
他到水库以后,住在镇上招待所。招待所明文规定晚上11点关门,他老兄玩得转钟1点才回招待所,执班人员不给他开门,他急了就翻墙进去,被执班人员逮了个正着。大家说,谁叫你跋墙的?他却理直气壮说:“是毛主席叫我攀登的。”大伙說:“你放屁,难道毛主席叫你跋墙?”他指着招待所钢板门上铸的八个大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这是不是毛主席教导我攀登的呢?”弄得大家哑口无言。
六、头脑清醒很重要
我的性格耿直而急躁,认为自已没有政治、经济、立场和道德品质问题,对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接受不了,与他们面对面地干起来了,结果,惹来更大的麻烦。后来,我认识到斗勇硬拼不是办法,就谨慎从事,遇事多看多听多想、不说不表态。我坚持听收音机、看书看报看传单,分析各种事件的对与错、是与非,时时警醒自已,决不随风飘荡,随波逐流。检讨时也不瞎说,在区里乃至各部门都检讨,总是老生常谈,银行营业所、供销社、粮管所等单位的造反派把我弄去陪斗单位的领导人,要我表态开除这些单位领导人的党籍,我总是说:“我无权开除他们的党籍。”从不瞎表态。
造反派经过对我的炮轰、内查外调、检举揭发,没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只说我看了封资修的旧书,中毒很深。区里红派、党派、钢派都认为我打不倒,各派为了掌权,争夺领导干部,向我伸出橄榄枝,个别同我打招呼,要我向他们靠拢、站队,我都未表态。
私心是万恶之源,我宁可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挨三派的轮翻批斗,也不去站队求解放。所以区里成立革委会时,我既未得到解放,也未被结合。应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斗批改,办了县、区各种学习班,在揭批查中,都未发现我站过队和有过派性活动,从1966年我靠边站,到1970年秋天,才把我解放出来。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1966年正月初五,我到湖北省汉川县搞“四清”,临走时叮嘱妻子:“不要让孩子们将我箱子中的笔记本弄坏了。”可是这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首先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抄家,旧书、笔记本皆在被查抄之列。只要找出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断定为“反动日记”,“反动言论”,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或示众、或游行,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妻子担心我的笔记本惹出祸端,吓得战战兢兢,当时,我在汉川县农村,她又无法与我取得联系,再三考虑,她自作主张,下了极大的决心,趁夜深人静之时,将我的全部笔记本搬至厨房灶中,全部烧毁。
不几天,红卫兵大串联,与我们本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我是区委书记,是首当其冲的当权派,他们抄了我的家,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将我的一大箱子书抬走。他们组成专班检查我的书籍,從众多的书中找出了两本,一本是《新中国人物志》,第一位是毛主席。他们将书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罗瑞卿、薄一波、陶铸、王任重和他们所认为的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的像全部剪贴出来,办了一个展览,说我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而且在组织上有联系,把他们的像藏在家中。又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进行展览,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该书中有“蟊贼”二字。“蟊”字原来我不认识,查字典后,我将“毛”字写在“蟊”字的旁边,他们捕风捉影,说我影射攻击毛主席。为此事,造反派在县、区闹得沸沸扬扬,还把这些整成材料送往中央文革小组,并以此为依据,把我当成“三反分子”批斗,长期靠边站。
妻子对我说:“你还怪不怪我?老埋怨我不该烧你的笔记本,上百本笔记本,他们在鸡蛋中挑骨头,肯定会找出更多的岔子出来,他们在书中都挑出这么多问题出来。”我面对妻子哑口无言,但内心佩服她有远见。自此以后,除了到上级开会记笔记,用后撕毁,至于学习、生活、感想之类的笔记统统不敢写了。
二、县委的打招呼会
有一天,天下着大雪,县委先电话通知,要我回到区里等着,事情由来人跟我面谈。下午,中共应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金保同志来了,他神密兮兮地说,我们到你寝室里谈。他说:“县委召开区、社党委书记会议,白天不能去,夜间动身,而且要我带着公社书记一块走,自带被子行李,会议的地点不明。你们上汉宜公路朝西边方向走,途中有人来接你们。此事十分机密,任何人都不能讲,一切由你亲自安排。”
黄金保走后,我跟公社书记打了电话,要他们在天黑之前赶到城台公社开会,十分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我到公社时,公社书记已到齐,我们一行6人,冒着怒嚎的狂风和鹅毛大雪,背着背包急匆匆行走在白皑皑的大地上,规定在行走时是不准说话的,可是,城台公社书记邓先祥忍耐不住了,说:“我们这象在打游击,秘密行军。”惹得大家笑了起来。我叮咛同志们不准说笑,从此,再无说话和笑声了,如同过去的战马一样,含枚急走。行至西十公社曙光渡糟,黄金保同志来了,什么话都没说,带着我们上北面的小路前行,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燕子山水库管理处。各区、社书记都已到齐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都在那儿。过去这些人相见,说笑打闹,亲热得不得,此次县委领导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没人说笑了。
此时已是深夜,我们解开背包,就睡觉了。
次日清晨开早饭,看到县委书记黄铮亲自抬饭甑,拿碗筷给大家吃饭,大家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来头了。县委书记黄铮同志传达了省委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他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求与会同志要相信毛主席,要紧跟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大家要做拥护文化革命的革命派、促进派,绝对不能站到造反派的对立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放下官架子,主动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和批斗,即使造反派有过激的行动,也要接受得了,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你怎样,你就怎样,不要与造反派闹对立,唱对台戏,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讲了黑龙江省商业厅长,造反派把他戴上高帽子游街后,他马上上班工作。
还讲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要我们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牛。从此以后,县委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同你们联系了,你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即使在游泳中喝了几口水,也要游上岸,不能被淹死。
我们听了很不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如此对待呢?会议只开了一天,大家都表态按上级的指示执行,实际上我把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贯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始终。
吃罢晚饭,县委领导都站在大门口为大家送行,一个人一个人握手而别,各个区的返程路线,都作规定,不准走同一路线。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大家一出门就从四面八方离开,规定所有的人都不准进城。
我因为上次到黄滩区开会时摔跤肋骨受伤,仍然隐隐作痛,要到县医院透视,故而在县里打站。当我化装去县医院就诊时,经过县委大门前,看到造反派把县委大院团团围住。当时我就想,说造反就造反,文化大革命来得如此之快,令我惊诧不已。
三、被夺权靠边站
1967年,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就是造反派向当权派全面夺权。夺权风暴一下子席卷全国。应城县里有一个造反派人物认为,印章是权力的象征,他就跑遍大大小小的机关,把印章全部收缴,用一个袋子装着,背在身上。他对人说:“应城的权全被我夺了,从现在起,应城县的大权小权都是我的权,大事小事都是归我管的事。”
区里造反派也学县里造反派,把区委、区公所的章子收缴,并开大会宣布夺了区委、区公所的权,我和区委的同志就靠边站了,不让我们管事了,并且宣布我和邹光汉劳动改造,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当时,我仍然心系伍家山工程,伍家山工程停工和夭折,使我感到最难受最痛苦。
他们先将我押到伍家山抽水站工地指挥部劳动,由于批斗我不方便,又把我安排到区里食堂劳动。我挑水洗菜、做饭,邹光汉负责烧开水。邹光汉比较乐观,水开了,他就说:“开水已进入全面‘鼓泡’阶段,你快些到办公室拿热水瓶来打开水。”
后来,造反派为争夺权力分成了两派,他们忙于打派仗,先是文攻,后发展到武斗;由赤手空拳打,到用凶器打,最后演变成拿起枪炮,真枪实弹地干起来了,什么“盐矿战役”,“燕子山战斗”,“对面水库追击战”,“陈家河反击战”,“县城攻坚战”、“夜袭三合粮管所”等等。全国各地造反派分成两大派,应城与众不同,分成三大派,即红联总、党政总部、钢工总,打得你死我活,成为胶着状态。他们无暇斗当权派,叫我到三合大队劳动,后又叫我到陈院大队、光辉大队等地劳动。我年轻、身体好,长期在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什么难事。我下去以后,认认真真参加劳动,还过问农业生产。直到武斗升级,我才离开农村。以后,造反派到我劳动过的地方去调查,看我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农民说我表现好,他们说:“不是要你们为陈世高评功摆好,看他在这里还有什么新的罪行。”大家说没有。
四、两次逃脱虎口
196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区里造反派正在与我谈判,应城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第一号人物尚慎谨骑着摩托车,带着一群造反派到区里来揪我,要我跟他到县里去一趟。我心中十分清楚,文革中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我任县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兼财贸办公室主任时,他曾因经济问题和乱搞男女关系受到处分,现在是来找我报仇的。我说我忙,没时间去,他亮出红联总的袖章和文印,要我无论如何跟他去一趟。我和他谈时,农民把我们围了十层八层。农民坚决不让我去,说:“陈世高是区委书记,区里的当权派,归我们三合区的人民批斗他,他又不是县里当权派,怎么要他去,我们要批斗他,不能让他到县城里去。”可是,他赖着不走。农民极不耐烦,要动手打他们一伙人,我个别同大小队干部讲,那是打不得的,一旦打了,是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给我们加罪。他们不走,我怕出现农民打造反派的事件,决定跟他们去一趟。我心中也清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直拖延到天刹黑,又下着蒙蒙细雨,他们把我放在中间,前面是一群自行车,后面有摩托车和自行车。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说,到了盐矿就要对我下手。我心想,三十六条计,跑的得便宜。走到龚家巷,我先是慢慢走,后来我猛踏自行车,前面的一群人走了很远,后面的人又未马上跟上来,前后看不见我,我就下车躲到路边厕所后面,待大队人马过后,到龚巷粮站存放自行车。
粮站的同志们忙了一天,正在吃晚夜饭,站长李腊生十分热情地拉着我吃饭。我一天未进食,肚子饿得轱辘辘的响,但是,为了逃命,无心吃饭。我对他们说,我吃过了不饿。当时他们不知道我正在逃命,我说,这是区里唯一的一部破自行车,放在这里,一是我来骑,二是见我写的条子你们就给。
我立即动身抄小路步行到城台公社门前大堰堤边匍下,听他们到底对我要怎么样?一会儿,就听见人群中乱纷纷地大声叫喊:“陈世高跑了。”他们马上兵分几路,到应城,到龚巷周围,到三合区搜寻我。我见他们都走了,就到城台公社去。公社的同志正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煤油灯灯光黯淡,又用纸框着灯罩,大家都没看见我。我只将秘书陈桂生悄悄拉了出来。走出公社大门,他说:“哎呀!红联总一伙人到处在捉你,要在盐矿打你,你怎么来了呢?”
我和他冒着小雨向南方走去,到了协合店,就到城台公社社长陈木伢弟弟家,把社长的妻子喜人找来。我说:“我已是一天未吃饭了,煮点豆皮我吃。”喜人马上端来一盆热豆皮,我狼吞虎咽吃光了。喜人要我到她家休息,我当心造反派找社长时,把我抓走了,就和陈桂生在一张床上和衣而眠。但是,我认为此地不是久呆之处,因为这里地处汉宜公路边。半夜,陈桂生把我送到双灯公社么井大队。
我来到了三合公社蔡赵大队陡山坡小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我同这里的父老乡亲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直接到队长卢业华家住了下来,我跟他讲,不能对任何人讲我来了,吃住拉都在屋里。结果还是被社员们晓得了,有人送豆皮子、有人送汤来,一些年轻人分别到三合店、隔蒲潭、云梦县城关、应城县城关打听文化革命的消息,拿回很多传单、小报,又抄一些大字报回来给我看。应城城关、三合店街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的大字报,说陈世高神秘失踪。他们探听到应城红联总还有人在三合店守株待兔,等着捉我。一个星期后,他们走了,我才回到区里。这是第一次幸免于难。
1967年夏天,这时造反派已分成三派。造反派在区所在地开我的批斗会开不起来,一开我的批斗会,群众就冲击会场,把批斗会冲散了,群众还打造反派的人。造反派说区周围的群众都是陈世高的保皇派,要把批斗会拿到伍家山公社去开。可是,这个消息被农民群众知道了,几个大队的群众准备了武斗的工具,要冲击会场,而且跑来跟我说了。我思考再三,觉得如果去参加批斗会,必然会造成流血事件,于是,我决定不去参加批斗会,准备晚上逃走。
我在楼上宿舍看书,忽然三合大队的吴二毛、吴中保几个青年人到我的房里,什么话也不说,拉着我的手就往楼下跑。我说你们也造起我的反来了。他们不作声,一直把我拉进区里对面吴墨狗的家。区里后院响起了机枪声,这时,几位青年农民才对说,造反派是来捉你的。
他们在我的房中未抓到我,将抽屉中的粮票和钱拿走后,四处搜寻我。找到隔壁床上,被子是热的,他们说陈世高没跑远,被子还是热的,就到处找。
由于当时屋漏,拣了瓦掉下的瓦松和灰尘未清扫,他们以为我从屋上逃走。屋上未找着,反过来在我隔壁房中找,从床下拉出来区里的青年书记方辉明。他们一无所获,只好走了。
几位青年为我站岗放哨,说“他们都走了”,我就一个人深夜跑到对面小队李队长的家里住下来。
批斗大会没开成,自然武斗亦未发生。我不回区里呆着,就到全区各个生产队轮流转,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作。
五、“张君是个好同志”
县里某局局长张君由军队转业到地方不久,遇上了地方文化大革命。每次批斗他时,就要他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文化水平低,年纪大,记忆力又差,每次都背不来,极为苦恼。一天,他从造反派办的小报上看到:北京造反派围攻陈毅元帅时,陈毅说:“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说在毛主席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没有这个最高指示,陈毅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这样,就应付过去了。张君如获至宝,认为有应付造反派的办法了。次日上午又开他的批斗会,又要他背诵毛主席语录。此时,他理直气壮地背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张君是个好同志。’”造反派听了愤怒异常,要他找出这条语录的出处,他当然找不出来,他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于是,大家批判他伪造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罪行。
一天,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电,要从该局抽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去抗旱。造反派研究认为,张君长期在野战军工作,未曾被捕被俘,不存在叛徒历史问题,到地方又不久,在他的身上挖不出什么东西,干脆叫他去抗旱。
造反派叫张君去抗旱,他喜得鼻子搬了家,得意忘形,什么东西都没带,立即赶往水库。路上他干渴难忍,到处找不到饮用水,发现路边田里有西瓜,看看四周无人,立即下田摘了一个。两个照瓜的老农看得一清二楚,迅速赶来,一把捉住他,问他为什么偷西瓜,他说:“下定决心摘西瓜,不怕丢人不怕骂,排除万难,努力吃完它!”照瓜的两个老农认为他背诵的是毛主席最高指示,又送了一个西瓜给他,让他走了。
他到水库以后,住在镇上招待所。招待所明文规定晚上11点关门,他老兄玩得转钟1点才回招待所,执班人员不给他开门,他急了就翻墙进去,被执班人员逮了个正着。大家说,谁叫你跋墙的?他却理直气壮说:“是毛主席叫我攀登的。”大伙說:“你放屁,难道毛主席叫你跋墙?”他指着招待所钢板门上铸的八个大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这是不是毛主席教导我攀登的呢?”弄得大家哑口无言。
六、头脑清醒很重要
我的性格耿直而急躁,认为自已没有政治、经济、立场和道德品质问题,对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接受不了,与他们面对面地干起来了,结果,惹来更大的麻烦。后来,我认识到斗勇硬拼不是办法,就谨慎从事,遇事多看多听多想、不说不表态。我坚持听收音机、看书看报看传单,分析各种事件的对与错、是与非,时时警醒自已,决不随风飘荡,随波逐流。检讨时也不瞎说,在区里乃至各部门都检讨,总是老生常谈,银行营业所、供销社、粮管所等单位的造反派把我弄去陪斗单位的领导人,要我表态开除这些单位领导人的党籍,我总是说:“我无权开除他们的党籍。”从不瞎表态。
造反派经过对我的炮轰、内查外调、检举揭发,没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只说我看了封资修的旧书,中毒很深。区里红派、党派、钢派都认为我打不倒,各派为了掌权,争夺领导干部,向我伸出橄榄枝,个别同我打招呼,要我向他们靠拢、站队,我都未表态。
私心是万恶之源,我宁可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挨三派的轮翻批斗,也不去站队求解放。所以区里成立革委会时,我既未得到解放,也未被结合。应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斗批改,办了县、区各种学习班,在揭批查中,都未发现我站过队和有过派性活动,从1966年我靠边站,到1970年秋天,才把我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