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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向英国派出了首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英国刻苦学习，受到了英国人的认可，回国后勤奋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此次选派工作开辟了大规模向英国派出留学生的先河，摸索出了一套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方法。
[关键词]改革开放，留英生，选派，影响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27—05
1979年4月17日，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1位留学生，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笔者对其中19位留英生进了访谈或电话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拟对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选派的过程、留学实践及其影响做一番梳理。
一、选派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向英国时断时续地派遣留学生，过程是曲折的，但这也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的派出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英国于第二年的1月5日承认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4年又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是其在台湾与朝鲜问题上始终追随着美国，这就影响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在这一时期，大批的留英生回国，其中的一部分是被英国当局遣送回来的，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此后，中国政府向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1956年，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二者关系也逐渐恶化，因此留苏生的数量也日渐减少。同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开始准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外交部和高等教育部呈报国务院《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研究生的请示报告》，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位留学生。1957年以后，中国向英国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年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英国的留学人员被召回参加“革命活动”，留英教育工作暂时中断。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善于紧跟美国步伐的英国也同中国改善了关系，于1972年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7月，中国老资格外交官宋之光到达伦敦，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首任大使”，这些为中国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外交领域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增加，但国内的高等学校刚开始复课，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外语人才，于是中国政府决定适当恢复实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1972年12月14日，“16名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赴英国进修语言”。1973年后，中国向英国派出的留学生是以语言进修生为主的，而且人数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并没有改变多少，因为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很多人对于扩大开展出国留学事务持有疑虑。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年6月23日，邓小平与教育部负责人在中南海进行了座谈，在谈到留学生派遣问题时，邓小平表示要增大留学生的派出数量，同时要加大派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的力度，他强调“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邓小平的讲话打开了“文革”以来长期禁锢留学教育工作者的桎梏，教育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增大留学生派出数量的方案。1978年7月24日，方毅副总理与英国科教大臣威廉斯夫人进行了会谈，方毅向威廉斯夫人表明中国要增大留英生的数量，威廉斯夫人向方毅介绍了英国的留学政策。11月15日中英双方签订了《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了两国政府将促成交换留学生、研究生、高级学者和培训人员”，该协定后来成为中英教育和科学交流计划的参考文件。这些为中国向英国派出首批留学生铺平了道路。
1978年8月4日，教育部向各省市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下发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增选留学生的办法，这次的选派办法与以往有了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选拔对象的范围扩大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及管理干部也可参加选拔；2，不强调阶级出身，符合一般的政治条件就行；3，更加注重外语水平，要求选拔对象至少能运用一种外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并参加全国外语统考；4，单位初选和高教行政部门、教育部复审相结合。许多大学生、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看到这个《通知》后兴奋不已，大家都踊跃报名，“报名的人很多，态度都是很积极的”。当时报名的总人数是14714人，其中有10485人在9月5日参加了全国英语统考。英语统考分笔试和口试两个部分，笔试试卷有三种类型：大学生试题、教师试题、进修生和研究生试题；笔试题型有五种：单项选择、改错、阅读理解、汉译英、英译汉。口语考试分两部分，先是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回答考官的提问，所提的问题比较简单，“一个考官问，你知道quick和quickly的区别吗?可见我们当时的口语水平”。英语统考的录取分数线是9月中旬公布的，笔试录取线是50分，口试录取线是3分(口试以5分制评分)，无论是笔试线还是口试线都不高，因为“十年文革”影响了中国的英语教学水平，而且很多人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才是英语。9月20日，各省市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把初选合格者的英语成绩单、体格检查表、出国留学登记表、出国学习人员审查表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马上组织专家对这些人的材料进行了复审，然后把复审合格者派去参加出国前的英语和政治培训。
1979年3月，英语培训结束，教育部又组织专家对这些候选者进行了综合考察，最后挑选出31人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英生。这批留英生有以下的群体特征：
(一)全是进修生，年龄较大。当时，教育部本想派大批的大学生出国学习，但这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中科院的康万寿写信给邓小平写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认为在国外培养一个大学生所花的钱，在国内可以培养20个，国外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并不比国内的高多少，而且大学生在国外的生活很奢华，容易染上不良的风气。这些学者也向教育部的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事，他们说，以往新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是进修生和研究生，这是因为进修生和研究生的年龄大、阅历深，不仅能在生活起居方面进行合理安排，而且能够应对较为复杂的局面，不被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诱惑。教育部马上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了“派出的留学生应以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的派遣方针。经过与相关的专家商讨后，教育部领导决定首批留英生应从进 修生中选出。这样一来，入选的31位首批留英生就全是进修生了，年龄最大的是49岁，年龄最小的是36岁，平均年龄43.7岁。
(二)业务能力强，素质高。31位留英生都毕业于全国重点高校，其中20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医学院等一流学府，占总人数的64.5％。8人有硕士学位，23人有学士学位，其中1人有英国留学经历。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成绩优良、实践能力强、作风正派，这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当中，有27人供职于高等院校，有4人供职于科研机构，他们都是本单位的骨干，很多人在留学前就取得了重大成果。在1973年，高滋就承担了石油部重点项目，在1978年，她又研制成功了以人工合成丝光沸石为主要活性组分的DF甲苯歧化催化剂，杨光薰于1969年至1973年参加了关于开发数控软件的全国攻关课题，因解决了“SKC-1数控自动编程系统”的问题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吴培亨和罗修锦也在1978年获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项目奖。
(三)个别人的英语成绩突出，但总体水平不高。在这批留学生中，只有5个人的英语成绩是优秀的，21个人的英语成绩处于一般水平，3个人的英语成绩处于中下水平，3个人的英语成绩较差。英语成绩优秀者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滋和江明，北京航空学院的陈懋章和陈昌麒，沈阳工学院的潘大卫。高滋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语基础很好，在全国英语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潘大卫是华侨，从小就学习英语，英语基础也很好，陈懋章、陈昌麒、江明三人在考试中也取得了好成绩，因此这5个人没有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去进修英语。
(四)在学科分布上。理科生与工科生居多，有少量的医科生。在这31个留英生中，理科的有14人，占总人数的45％；工科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39％；医科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6％。理科与工科占了总人数的84％，且二者的人数基本持平，这样的布局是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留学生以科技生为主”派遣方针，同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国家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
31位留英生的名单被确定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相关人员到各个学校找即将赴英的留学人员开座谈会，会上要求每个人谈谈赴英的目的及以后的打算。实际上，这是对首批留英生的又一次考察。1979年4月11日，教育部通知每位留英生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工作人员讲了注意事项，并要求留学生在出国前做好一切准备，最后给大家发了第一个月的生活费。4月15日，工作人员要求大家选领队以协助留英教育处的工作，大家选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陈昌麒作为队长。4月16日，大家休息了一天，并做好了在第二天登机赴英的准备。
首批留英生的派出被安排在1979年4月是有原因的。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英国总持着“谨慎”的态度，对中国要求派出多名留学生的事情也以语搪塞。因此，教育部把留英生的语言培训时间规定为半年：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派出是留英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它表明中国有开拓进取的决心，向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英国的报纸也称“向英国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中国打开了铁锁”。
二、留英实践
1979年4月17日，31位留英生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13班机，途经法国的巴黎，18日抵达英国首都伦敦，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派人到机场迎接。
到英国使馆后，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并介绍了英国的风土人情。几天后，31位留英人员分成三组被派到三个地方去进修语言(江明去了爱尔兰的哥哥家)，这三个地方是威尔士的卡迪夫语言培训中心，苏格兰的哈汀顿语言学校，英格兰的切斯特语言学校。语言学校所学的内容基本来自日常生活，以口语和听力课为主。在课堂上，老师会尽量地让学生多开口，并采用了小组讨论方式进行教学，“这不但可以提高我们的听说能力，也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语言学校还会组织他们去各个风景点旅游，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英语，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会话水平。留英生学得都非常刻苦，只要有时间就会跟房东练习口语，“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和房东闲聊，所谈的内容是关于彼此生活问题的，这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而且能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态度”。在语言学校学习了5个多月后，首批留英生转入各自的大学进行了专业学习。他们的分布状况见上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首批留英生在英国东南部的人数最多，有20人，中南部和中部分别是3人和2人，偏西部有4人，这些地方都属于英格兰，因此在英格兰的留英生总数为29人，占全部人数的93.5％；东北部有1人，西南部有1人。由此可见，首批留英生大部分都聚集在英格兰，呈现出以伦敦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分布的特征，而且大部分首批留学生所在的城市离伦敦市不远。这是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英格兰是英国最发达的地方，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名校云集，中国驻英使馆设在伦敦。首批留英生可以在这里自由购物及租房，并能有效地联系驻英使馆人员以获得帮助，也可加强留学生之间的联系，增进彼此的感情。2.苏格兰和威尔士语言与英格兰的语言是不相同的，留英生听不太懂带有苏格兰和威尔士风味的英语，很难与当地的百姓沟通，不能很快地适应当地的生活，很多留英生在语言学校培训时就提出意见，“威尔士语不是纯正的英语，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学习，这对自己的语言帮助不大”；3.部分首批留英生在留学前就已经选好了学校，这些学校大部分是英国名校，而且这些学校多在英格兰。
首批留英生不但十分努力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而且还异常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他们都非常珍惜这短短的留学时光，“那时在英留学，主要就是住地、实验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穿着都很正规，学习刻苦认真”。首批留英生都有一种使命感，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所做的一切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没有见过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有一次我在实验室吹玻璃的时候，很多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这事我也要干好，不能丢中国女性的脸，吹出来的玻璃试管还挺好用，受到了他们的认可”。之所以要刻苦学习和工作，是因为他们有着爱国情节，“我们来贵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除了上课外，他们还抓住一切机会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曹同玉在1980年参加过国际光化学转化和太阳能储存会议，蔡文琴在1980年跟导师赴巴黎参加了法国胆道系统生理学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罗修锦在1981年4月参加过两次学术会议：4月7至9日举行的英国皇家化学协会年会和4月15日举行的TCU／RSC联合化学会。这些学术交流会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开阔了他们视野，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沟通能力。通过刻苦学习和工作，首批留英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缪方明发表了14 篇论文，有10篇发表在世界晶体协会主办的《晶体学报》《英国化学会志》《晶体结构通报》等刊物上；高滋在两年之内有5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ZEO-LITES上；蔡文琴在第一年就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她在胆道丛中的小荧光细胞及胆道肌层神经支配的超微结构特点等方面有独到见解，从而获得了英国的WELL-COME TRUST基金，1983年，她又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曹同玉发表了两篇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除了学习和工作外，首批留英生还会参加学校及大使馆组织的一些活动。每到节假日，首批留英生都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举行联欢活动，增加了彼此间的友谊。爱丁堡语言学院在每个月末组织留学生召开座谈会，各国留学生在会上畅所欲言，大谈自己的想法。会后，大家开始联欢，进行各种比赛活动，热闹非凡，“有一次，我们进行比赛，要求留学生做一个自己国家的小吃，当时是殷富昌掌厨，我做下手，做了具有江南风昧的春卷，评委品尝后，一致叫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春卷”。首批留英生还会为驻英使馆办一些事情，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道去迎接中国访英代表团。曹同玉在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读书，离伦敦很近，去驻英使馆很方便，因此，有些留学生经常叫他去使馆代办事情。1980年10月，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伯明翰，他组织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去迎接，并和使馆人员一起去寻找住宿的地方。通过这些活动，首批留英生不但增长了自己的见识，而且与人沟通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首批留英生刻苦学习，积极参加活动，赢得了学校老师的赞赏，同时也改变了一些英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英国人一直认为我们只会埋头读书，不愿参加活动，不会与人沟通，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英国房东就说过，中国留学生还是活泼的，也易于沟通”。这些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英生大都在1981年回国了，蔡文琴由于攻读博士学位，所以直到1983年才回国。回国后，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总体来讲，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选派有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为中国的高等院校培养了高素质的教师及科研人员。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首先，首批留英生加大了学科建设的力度，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
学科建设的关键是新专业设立与教材的更新。首批留英生回国后设立了新专业、开设了新课程，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教材。蔡文琴回国后建议第三军医大学设立分子生物学、组织与胚胎学、神经生物学等7个专业，这建议受到了校领导的重视，马上得到了批复。但是，创业初始阶段毕竟是艰难的，“我们那时什么都没有，没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实验仪器也少”。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86年为学校取得了组胚学专业的博士点，在2001年取得神经生物学博士点。高滋开设了催化学专业，在她的努力下，复旦大学的催化学科发展很快，现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缪方明设立了晶体结构化学专业，推动了天津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发展。随着新专业的设立，相关的新课程也跟着设立。蔡文琴开设了免疫细胞学课程，缪方明开设了晶体化学课程，陈懋章开设了涡流学课程，他们把国际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了中国学生。新课程离不开新教材，首批留英生为了节省时间，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教材(《化学动力学》《多相催化》《轻合金》等)，他们把这些教材翻译后作了些修改。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首批留英生又编写了大量的教材，这些教材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结合本国的教育情况编写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编写的新教材有12本，如《人体生理学》《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天文学教程》等。值得一提的有：蔡文琴的《组织学》曾获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陈懋章的《黏性流体动力学基础》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㈣。
首批留英生还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更新了教学模式。他们回国后，反思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后，提出了以培学生兴趣与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模式，提出了要全方位培养学生素质主张。他们认为，“不要以老学究式的姿态对待学生，要对学生关爱”，当学生犯错误时，不要总是责骂训斥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范少光提出了“个性化教学”，并成立了试点班，“讲课学时由76学时降为36学时，节余的学时用于开设专家讲座；学生参观教员的科研实验室，了解教师科研思路；学生参加部分教员的实验；学生读书报告和讨论等等，受到学生的欢迎”。后来的事实证明，范少光的这种教学法是正确的。蔡文琴认为，要引进名师为学生上课，为开展系统深入的教学进行理论与人才准备。首批留英生通过这些新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仅蔡文琴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就达33名(从1986年到2003年)，大多数都已成为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其次，首批留英生在各自的科研领域取得许多成果。
在31位首批留英生中，有3位院士：陈懋章、吴培亨、江明。还有化学家高滋、缪方明，神经生物学家蔡文琴，生理学家范少光等，他们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高滋建立并推广了多种沸化石催化剂测试技术，如红外光谱测定八面沸石和丝光沸石骨架硅铝比。她在沸石的表面和孔道改性、新型固体超强酸的设计合成、新介孔和层状材料的合成和催化应用、烷烃C02催化氧化脱氢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陈懋章在航空发动机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制成了一种新型的压气机扩稳装置，保证了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稳定可靠工作，排除了空中熄火故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吴培亨在高温超导体内的隧道过程、多种低温和高温超导结的制备、表征、高频特性与应用及超导混频器和高灵敏接收机、频率精密计量、高精度高频信号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液氮温区超导电子器件的应用基础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王耀俊完成的关于“耐高温、高压偶极子声波测井换能器和井孔中声传播机制”方面的课题，经胜利油田石油管理局鉴定为“国内领先”，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悬浮微粒的声凝聚机理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蔡文琴建立了神经干细胞分离、全胚胎体外培养、神经细胞流式细胞仪等多项检测技术。她还在人胚星形胶质细胞的发育及分子调控机制、脑发育分化的基因表达及脑损伤的基因治疗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无神经支配血管内皮细胞中存在多种生物活性肽，并对它的发育、合成、释放、受体定位及细胞内信号传导进行了系列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无神经支配血管存在内皮细胞调控机制的理论，从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二)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派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打破了学科限制，在人数方面比以往有突破。以 往，派往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的留学生是以语言进修生为主的，这次是以科技生为主。据统计，1973—1978年间，中国派往法、加、丹等八个国家的科技生总数是90人，而在1979年4月，中国一次性派往英国的科技生就达31人。这开辟了中国向英国大规模地派遣科技生的先河，同时也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后，国家把重点工作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为国家作贡献。
2.在留学国家及导师的选择上，采取了自选和分配相结合的方式。改革开放前，留学出国人员不能自己选择国别和导师，“最后派往何国，需由教育部决定”，改革开放后有了变化，留学人员可以自己选择国家和导师，也可以由教育部直接分配。缪方明一开始就决定去英国，考试合格后，他就和英国的一个导师(罗西教授)取得了联系，最后选择了他当导师；高滋也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去英国，但她不认识英国的导师，教育部就给她指派了一位导师；曹同玉是由教育部分去英国的，但是在选择导师上，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了选择，最后说服了驻英使馆的工作人员。这种做法为以后的出国留学生的志愿填写提供了经验。
3.在留学管理上，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开始向集中管理和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变。一般来讲，留英生是受驻英使馆教育处领导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不能单独逛街和购物，要两个人一起去，“在改革开放前，留学生都要两个人出去，彼此之间相互监督”，这样虽然能相互照应，但也限制了一些自由。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首批留英生可以自由的逛街、购物，经过驻英使馆的批准后，可以自己租赁房子，这种变化表明中国新的留学时代到来了。
总之，首批留英生在国外刻苦学习，回国后勤奋工作，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首批留英生用行动证明：这是一次有成果的派遣，不但为中国培养了高素质人才，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为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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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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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向英国时断时续地派遣留学生，过程是曲折的，但这也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的派出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英国于第二年的1月5日承认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4年又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是其在台湾与朝鲜问题上始终追随着美国，这就影响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在这一时期，大批的留英生回国，其中的一部分是被英国当局遣送回来的，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此后，中国政府向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1956年，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二者关系也逐渐恶化，因此留苏生的数量也日渐减少。同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开始准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外交部和高等教育部呈报国务院《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研究生的请示报告》，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位留学生。1957年以后，中国向英国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年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英国的留学人员被召回参加“革命活动”，留英教育工作暂时中断。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善于紧跟美国步伐的英国也同中国改善了关系，于1972年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7月，中国老资格外交官宋之光到达伦敦，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首任大使”，这些为中国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外交领域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增加，但国内的高等学校刚开始复课，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外语人才，于是中国政府决定适当恢复实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1972年12月14日，“16名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赴英国进修语言”。1973年后，中国向英国派出的留学生是以语言进修生为主的，而且人数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并没有改变多少，因为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很多人对于扩大开展出国留学事务持有疑虑。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年6月23日，邓小平与教育部负责人在中南海进行了座谈，在谈到留学生派遣问题时，邓小平表示要增大留学生的派出数量，同时要加大派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的力度，他强调“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邓小平的讲话打开了“文革”以来长期禁锢留学教育工作者的桎梏，教育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增大留学生派出数量的方案。1978年7月24日，方毅副总理与英国科教大臣威廉斯夫人进行了会谈，方毅向威廉斯夫人表明中国要增大留英生的数量，威廉斯夫人向方毅介绍了英国的留学政策。11月15日中英双方签订了《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了两国政府将促成交换留学生、研究生、高级学者和培训人员”，该协定后来成为中英教育和科学交流计划的参考文件。这些为中国向英国派出首批留学生铺平了道路。
1978年8月4日，教育部向各省市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下发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增选留学生的办法，这次的选派办法与以往有了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选拔对象的范围扩大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及管理干部也可参加选拔；2，不强调阶级出身，符合一般的政治条件就行；3，更加注重外语水平，要求选拔对象至少能运用一种外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并参加全国外语统考；4，单位初选和高教行政部门、教育部复审相结合。许多大学生、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看到这个《通知》后兴奋不已，大家都踊跃报名，“报名的人很多，态度都是很积极的”。当时报名的总人数是14714人，其中有10485人在9月5日参加了全国英语统考。英语统考分笔试和口试两个部分，笔试试卷有三种类型：大学生试题、教师试题、进修生和研究生试题；笔试题型有五种：单项选择、改错、阅读理解、汉译英、英译汉。口语考试分两部分，先是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回答考官的提问，所提的问题比较简单，“一个考官问，你知道quick和quickly的区别吗?可见我们当时的口语水平”。英语统考的录取分数线是9月中旬公布的，笔试录取线是50分，口试录取线是3分(口试以5分制评分)，无论是笔试线还是口试线都不高，因为“十年文革”影响了中国的英语教学水平，而且很多人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才是英语。9月20日，各省市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把初选合格者的英语成绩单、体格检查表、出国留学登记表、出国学习人员审查表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马上组织专家对这些人的材料进行了复审，然后把复审合格者派去参加出国前的英语和政治培训。
1979年3月，英语培训结束，教育部又组织专家对这些候选者进行了综合考察，最后挑选出31人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英生。这批留英生有以下的群体特征：
(一)全是进修生，年龄较大。当时，教育部本想派大批的大学生出国学习，但这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中科院的康万寿写信给邓小平写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认为在国外培养一个大学生所花的钱，在国内可以培养20个，国外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并不比国内的高多少，而且大学生在国外的生活很奢华，容易染上不良的风气。这些学者也向教育部的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事，他们说，以往新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是进修生和研究生，这是因为进修生和研究生的年龄大、阅历深，不仅能在生活起居方面进行合理安排，而且能够应对较为复杂的局面，不被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诱惑。教育部马上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了“派出的留学生应以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的派遣方针。经过与相关的专家商讨后，教育部领导决定首批留英生应从进 修生中选出。这样一来，入选的31位首批留英生就全是进修生了，年龄最大的是49岁，年龄最小的是36岁，平均年龄43.7岁。
(二)业务能力强，素质高。31位留英生都毕业于全国重点高校，其中20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医学院等一流学府，占总人数的64.5％。8人有硕士学位，23人有学士学位，其中1人有英国留学经历。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成绩优良、实践能力强、作风正派，这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当中，有27人供职于高等院校，有4人供职于科研机构，他们都是本单位的骨干，很多人在留学前就取得了重大成果。在1973年，高滋就承担了石油部重点项目，在1978年，她又研制成功了以人工合成丝光沸石为主要活性组分的DF甲苯歧化催化剂，杨光薰于1969年至1973年参加了关于开发数控软件的全国攻关课题，因解决了“SKC-1数控自动编程系统”的问题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吴培亨和罗修锦也在1978年获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项目奖。
(三)个别人的英语成绩突出，但总体水平不高。在这批留学生中，只有5个人的英语成绩是优秀的，21个人的英语成绩处于一般水平，3个人的英语成绩处于中下水平，3个人的英语成绩较差。英语成绩优秀者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滋和江明，北京航空学院的陈懋章和陈昌麒，沈阳工学院的潘大卫。高滋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语基础很好，在全国英语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潘大卫是华侨，从小就学习英语，英语基础也很好，陈懋章、陈昌麒、江明三人在考试中也取得了好成绩，因此这5个人没有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去进修英语。
(四)在学科分布上。理科生与工科生居多，有少量的医科生。在这31个留英生中，理科的有14人，占总人数的45％；工科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39％；医科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6％。理科与工科占了总人数的84％，且二者的人数基本持平，这样的布局是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留学生以科技生为主”派遣方针，同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国家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
31位留英生的名单被确定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相关人员到各个学校找即将赴英的留学人员开座谈会，会上要求每个人谈谈赴英的目的及以后的打算。实际上，这是对首批留英生的又一次考察。1979年4月11日，教育部通知每位留英生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工作人员讲了注意事项，并要求留学生在出国前做好一切准备，最后给大家发了第一个月的生活费。4月15日，工作人员要求大家选领队以协助留英教育处的工作，大家选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陈昌麒作为队长。4月16日，大家休息了一天，并做好了在第二天登机赴英的准备。
首批留英生的派出被安排在1979年4月是有原因的。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英国总持着“谨慎”的态度，对中国要求派出多名留学生的事情也以语搪塞。因此，教育部把留英生的语言培训时间规定为半年：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派出是留英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它表明中国有开拓进取的决心，向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英国的报纸也称“向英国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中国打开了铁锁”。
二、留英实践
1979年4月17日，31位留英生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13班机，途经法国的巴黎，18日抵达英国首都伦敦，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派人到机场迎接。
到英国使馆后，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并介绍了英国的风土人情。几天后，31位留英人员分成三组被派到三个地方去进修语言(江明去了爱尔兰的哥哥家)，这三个地方是威尔士的卡迪夫语言培训中心，苏格兰的哈汀顿语言学校，英格兰的切斯特语言学校。语言学校所学的内容基本来自日常生活，以口语和听力课为主。在课堂上，老师会尽量地让学生多开口，并采用了小组讨论方式进行教学，“这不但可以提高我们的听说能力，也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语言学校还会组织他们去各个风景点旅游，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英语，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会话水平。留英生学得都非常刻苦，只要有时间就会跟房东练习口语，“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和房东闲聊，所谈的内容是关于彼此生活问题的，这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而且能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态度”。在语言学校学习了5个多月后，首批留英生转入各自的大学进行了专业学习。他们的分布状况见上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首批留英生在英国东南部的人数最多，有20人，中南部和中部分别是3人和2人，偏西部有4人，这些地方都属于英格兰，因此在英格兰的留英生总数为29人，占全部人数的93.5％；东北部有1人，西南部有1人。由此可见，首批留英生大部分都聚集在英格兰，呈现出以伦敦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分布的特征，而且大部分首批留学生所在的城市离伦敦市不远。这是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英格兰是英国最发达的地方，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名校云集，中国驻英使馆设在伦敦。首批留英生可以在这里自由购物及租房，并能有效地联系驻英使馆人员以获得帮助，也可加强留学生之间的联系，增进彼此的感情。2.苏格兰和威尔士语言与英格兰的语言是不相同的，留英生听不太懂带有苏格兰和威尔士风味的英语，很难与当地的百姓沟通，不能很快地适应当地的生活，很多留英生在语言学校培训时就提出意见，“威尔士语不是纯正的英语，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学习，这对自己的语言帮助不大”；3.部分首批留英生在留学前就已经选好了学校，这些学校大部分是英国名校，而且这些学校多在英格兰。
首批留英生不但十分努力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而且还异常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他们都非常珍惜这短短的留学时光，“那时在英留学，主要就是住地、实验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穿着都很正规，学习刻苦认真”。首批留英生都有一种使命感，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所做的一切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没有见过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有一次我在实验室吹玻璃的时候，很多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这事我也要干好，不能丢中国女性的脸，吹出来的玻璃试管还挺好用，受到了他们的认可”。之所以要刻苦学习和工作，是因为他们有着爱国情节，“我们来贵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除了上课外，他们还抓住一切机会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曹同玉在1980年参加过国际光化学转化和太阳能储存会议，蔡文琴在1980年跟导师赴巴黎参加了法国胆道系统生理学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罗修锦在1981年4月参加过两次学术会议：4月7至9日举行的英国皇家化学协会年会和4月15日举行的TCU／RSC联合化学会。这些学术交流会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开阔了他们视野，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沟通能力。通过刻苦学习和工作，首批留英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缪方明发表了14 篇论文，有10篇发表在世界晶体协会主办的《晶体学报》《英国化学会志》《晶体结构通报》等刊物上；高滋在两年之内有5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ZEO-LITES上；蔡文琴在第一年就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她在胆道丛中的小荧光细胞及胆道肌层神经支配的超微结构特点等方面有独到见解，从而获得了英国的WELL-COME TRUST基金，1983年，她又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曹同玉发表了两篇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除了学习和工作外，首批留英生还会参加学校及大使馆组织的一些活动。每到节假日，首批留英生都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举行联欢活动，增加了彼此间的友谊。爱丁堡语言学院在每个月末组织留学生召开座谈会，各国留学生在会上畅所欲言，大谈自己的想法。会后，大家开始联欢，进行各种比赛活动，热闹非凡，“有一次，我们进行比赛，要求留学生做一个自己国家的小吃，当时是殷富昌掌厨，我做下手，做了具有江南风昧的春卷，评委品尝后，一致叫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春卷”。首批留英生还会为驻英使馆办一些事情，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道去迎接中国访英代表团。曹同玉在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读书，离伦敦很近，去驻英使馆很方便，因此，有些留学生经常叫他去使馆代办事情。1980年10月，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伯明翰，他组织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去迎接，并和使馆人员一起去寻找住宿的地方。通过这些活动，首批留英生不但增长了自己的见识，而且与人沟通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首批留英生刻苦学习，积极参加活动，赢得了学校老师的赞赏，同时也改变了一些英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英国人一直认为我们只会埋头读书，不愿参加活动，不会与人沟通，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英国房东就说过，中国留学生还是活泼的，也易于沟通”。这些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英生大都在1981年回国了，蔡文琴由于攻读博士学位，所以直到1983年才回国。回国后，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总体来讲，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选派有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为中国的高等院校培养了高素质的教师及科研人员。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首先，首批留英生加大了学科建设的力度，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
学科建设的关键是新专业设立与教材的更新。首批留英生回国后设立了新专业、开设了新课程，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教材。蔡文琴回国后建议第三军医大学设立分子生物学、组织与胚胎学、神经生物学等7个专业，这建议受到了校领导的重视，马上得到了批复。但是，创业初始阶段毕竟是艰难的，“我们那时什么都没有，没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实验仪器也少”。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86年为学校取得了组胚学专业的博士点，在2001年取得神经生物学博士点。高滋开设了催化学专业，在她的努力下，复旦大学的催化学科发展很快，现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缪方明设立了晶体结构化学专业，推动了天津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发展。随着新专业的设立，相关的新课程也跟着设立。蔡文琴开设了免疫细胞学课程，缪方明开设了晶体化学课程，陈懋章开设了涡流学课程，他们把国际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了中国学生。新课程离不开新教材，首批留英生为了节省时间，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教材(《化学动力学》《多相催化》《轻合金》等)，他们把这些教材翻译后作了些修改。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首批留英生又编写了大量的教材，这些教材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结合本国的教育情况编写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编写的新教材有12本，如《人体生理学》《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天文学教程》等。值得一提的有：蔡文琴的《组织学》曾获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陈懋章的《黏性流体动力学基础》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㈣。
首批留英生还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更新了教学模式。他们回国后，反思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后，提出了以培学生兴趣与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模式，提出了要全方位培养学生素质主张。他们认为，“不要以老学究式的姿态对待学生，要对学生关爱”，当学生犯错误时，不要总是责骂训斥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范少光提出了“个性化教学”，并成立了试点班，“讲课学时由76学时降为36学时，节余的学时用于开设专家讲座；学生参观教员的科研实验室，了解教师科研思路；学生参加部分教员的实验；学生读书报告和讨论等等，受到学生的欢迎”。后来的事实证明，范少光的这种教学法是正确的。蔡文琴认为，要引进名师为学生上课，为开展系统深入的教学进行理论与人才准备。首批留英生通过这些新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仅蔡文琴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就达33名(从1986年到2003年)，大多数都已成为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其次，首批留英生在各自的科研领域取得许多成果。
在31位首批留英生中，有3位院士：陈懋章、吴培亨、江明。还有化学家高滋、缪方明，神经生物学家蔡文琴，生理学家范少光等，他们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高滋建立并推广了多种沸化石催化剂测试技术，如红外光谱测定八面沸石和丝光沸石骨架硅铝比。她在沸石的表面和孔道改性、新型固体超强酸的设计合成、新介孔和层状材料的合成和催化应用、烷烃C02催化氧化脱氢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陈懋章在航空发动机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制成了一种新型的压气机扩稳装置，保证了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稳定可靠工作，排除了空中熄火故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吴培亨在高温超导体内的隧道过程、多种低温和高温超导结的制备、表征、高频特性与应用及超导混频器和高灵敏接收机、频率精密计量、高精度高频信号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液氮温区超导电子器件的应用基础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王耀俊完成的关于“耐高温、高压偶极子声波测井换能器和井孔中声传播机制”方面的课题，经胜利油田石油管理局鉴定为“国内领先”，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悬浮微粒的声凝聚机理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蔡文琴建立了神经干细胞分离、全胚胎体外培养、神经细胞流式细胞仪等多项检测技术。她还在人胚星形胶质细胞的发育及分子调控机制、脑发育分化的基因表达及脑损伤的基因治疗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无神经支配血管内皮细胞中存在多种生物活性肽，并对它的发育、合成、释放、受体定位及细胞内信号传导进行了系列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无神经支配血管存在内皮细胞调控机制的理论，从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二)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派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打破了学科限制，在人数方面比以往有突破。以 往，派往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的留学生是以语言进修生为主的，这次是以科技生为主。据统计，1973—1978年间，中国派往法、加、丹等八个国家的科技生总数是90人，而在1979年4月，中国一次性派往英国的科技生就达31人。这开辟了中国向英国大规模地派遣科技生的先河，同时也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后，国家把重点工作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为国家作贡献。
2.在留学国家及导师的选择上，采取了自选和分配相结合的方式。改革开放前，留学出国人员不能自己选择国别和导师，“最后派往何国，需由教育部决定”，改革开放后有了变化，留学人员可以自己选择国家和导师，也可以由教育部直接分配。缪方明一开始就决定去英国，考试合格后，他就和英国的一个导师(罗西教授)取得了联系，最后选择了他当导师；高滋也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去英国，但她不认识英国的导师，教育部就给她指派了一位导师；曹同玉是由教育部分去英国的，但是在选择导师上，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了选择，最后说服了驻英使馆的工作人员。这种做法为以后的出国留学生的志愿填写提供了经验。
3.在留学管理上，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开始向集中管理和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变。一般来讲，留英生是受驻英使馆教育处领导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不能单独逛街和购物，要两个人一起去，“在改革开放前，留学生都要两个人出去，彼此之间相互监督”，这样虽然能相互照应，但也限制了一些自由。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首批留英生可以自由的逛街、购物，经过驻英使馆的批准后，可以自己租赁房子，这种变化表明中国新的留学时代到来了。
总之，首批留英生在国外刻苦学习，回国后勤奋工作，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首批留英生用行动证明：这是一次有成果的派遣，不但为中国培养了高素质人才，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为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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