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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儒家的汉代继承人，司马迁倡导礼乐制度的思想贯穿整部《史记》中：“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他开篇就用“洋洋美德乎”对礼大为赞扬，并称赞“大礼与天地同节”。通过《史记》中对鲁定公与齐景公夹谷相会、秦王与赵王渑池相会等政治事件的记载，可以明确看到司马迁对到儒家严格讲究礼乐等级思想的肯定与推崇。
【关键词】《史记》；政治事件；礼乐思想；司马迁
司马迁是汉代继董仲舒之后著名的儒学家、史学家，他倡导礼乐制度的思想贯穿整部《史记》中，尤其是在《史记》中记载的一些政治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儒家礼乐思想所强调的“乐与政通”。
周代是礼乐的发源时期，也见证了礼乐的崩溃。春秋时期，统治阶层的野心已不满足于礼乐的约束，礼崩乐坏的现象比比皆是，“诸侯僭天子礼”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
《孔子世家第十七》中记载了鲁定公与齐景公的夹谷会盟。“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讫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四方之乐”，即“四夷之乐”，也就是夷狄蛮戎的音乐，这种乐舞通常在宫廷、庙堂之中表演，演出的主要目的是耀武扬威地表现其所拥有的辽阔疆土，宣扬其统治势力和政治教化都已深入蛮夷之邦。两个诸侯国国君会晤，却出现了炫耀一方文治武功的乐舞，甚至齐国还有嫌疑图谋以武舞挟持鲁定公，这很明显是不符合礼制的。在孔子的反对下，齐景公命人驱散了四夷之乐的乐工们，然而接下来齐人安排的“宫中之乐”居然是侏儒俳优所表演的滑稽戏耍，齐国好俗乐，但在齐鲁两个会盟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中掺杂进来的四夷之乐或俳优之戏，既可理解为是对鲁国的怠慢轻侮，也可认为是齐国自身的礼乐制度混乱，为世人耻笑。孔子义正言辞地陈述礼仪之道，坚决要求按礼制诛杀这些艺人，使齐景公强烈震惊。不仅达成目的，保得鲁定公全身而退，而且使齐景公归国后深刻反省，真心实意地归还了之前侵占的鲁国土地。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以理服人”的事例，更是突出了礼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记录的另一起事件：和氏璧事件之后，秦王假意议和，约赵王于西河外渑池会面，胆小的赵王害怕得不敢前往，廉颇、蔺相如以“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力劝赵王，于是赵王在蔺相如陪同下来到渑池赴会，却遭遇秦王和其史官处心积虑设下的礼乐等级陷阱：“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瓴，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瓴，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瓴。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瓦。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瓴。’”于是“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在这次事件中，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君臣之礼，更是礼乐等级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说文》对“奏”字的解释是：“奏，进也。”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陈述意见或说明事情，才用奏：启奏、奏议、奏疏、奏折、奏本、奏对……而在音乐方面，如前文中夹谷会盟时齐国乐工请示君王说“请奏四方之乐”，可见“奏”字是对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乐工而言的。原本秦王与赵王同为国君，地位相同，那么此处秦王令赵王为自己“奏”瑟，很明显是明目张胆地在礼乐等级上降低赵王的身份，打压赵国的尊严，而蔺相如反应迅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冒死要求秦王为赵王“奏”缶，将秦王与赵王置于同等地位，为赵王以及赵国扳回了尊严。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蔺相如的机智，以赵王懦弱的性格且其已经屈服淫威为秦王鼓瑟而先失了气势，接下来赵王即将面临的不仅是礼制上的屈辱，更有可能是强秦对弱赵压倒性的侵略。看似一场小小的奏乐事件，背后却暗藏玄机，甚至可能牵连国运，这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中礼乐等级的重要性。
司马迁在对夹谷会盟和渑池相会这两起政治事件的记述中，突出强调了音乐的政治作用。尤其是对夹谷会盟的记载，在齐国归还鲁国土地的原因上，与《左传》记述的截然不同。《史记》中说齐景公是因为被孔子的礼乐之道深深感化产生愧疚而主动归还汶上三城，而《左传》却说齐景公归还汶上三城是齐人试图在盟书上讨得便宜，却不想被孔子“礼尚往来”反将一军的结果。且不论二者的记述究竟哪个更为真实准确，不难看出《史记》在对这些政治事件的记载中，着力于夸大礼乐的作用，明确体现了司马迁力求突出音乐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的目的，也鲜明地表明了司马迁的立场：继承儒家思想，维护礼乐制度。
【关键词】《史记》；政治事件；礼乐思想；司马迁
司马迁是汉代继董仲舒之后著名的儒学家、史学家，他倡导礼乐制度的思想贯穿整部《史记》中，尤其是在《史记》中记载的一些政治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儒家礼乐思想所强调的“乐与政通”。
周代是礼乐的发源时期，也见证了礼乐的崩溃。春秋时期，统治阶层的野心已不满足于礼乐的约束，礼崩乐坏的现象比比皆是，“诸侯僭天子礼”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
《孔子世家第十七》中记载了鲁定公与齐景公的夹谷会盟。“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讫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四方之乐”，即“四夷之乐”，也就是夷狄蛮戎的音乐，这种乐舞通常在宫廷、庙堂之中表演，演出的主要目的是耀武扬威地表现其所拥有的辽阔疆土，宣扬其统治势力和政治教化都已深入蛮夷之邦。两个诸侯国国君会晤，却出现了炫耀一方文治武功的乐舞，甚至齐国还有嫌疑图谋以武舞挟持鲁定公，这很明显是不符合礼制的。在孔子的反对下，齐景公命人驱散了四夷之乐的乐工们，然而接下来齐人安排的“宫中之乐”居然是侏儒俳优所表演的滑稽戏耍，齐国好俗乐，但在齐鲁两个会盟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中掺杂进来的四夷之乐或俳优之戏，既可理解为是对鲁国的怠慢轻侮，也可认为是齐国自身的礼乐制度混乱，为世人耻笑。孔子义正言辞地陈述礼仪之道，坚决要求按礼制诛杀这些艺人，使齐景公强烈震惊。不仅达成目的，保得鲁定公全身而退，而且使齐景公归国后深刻反省，真心实意地归还了之前侵占的鲁国土地。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以理服人”的事例，更是突出了礼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记录的另一起事件：和氏璧事件之后，秦王假意议和，约赵王于西河外渑池会面，胆小的赵王害怕得不敢前往，廉颇、蔺相如以“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力劝赵王，于是赵王在蔺相如陪同下来到渑池赴会，却遭遇秦王和其史官处心积虑设下的礼乐等级陷阱：“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瓴，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瓴，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瓴。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瓦。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瓴。’”于是“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在这次事件中，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君臣之礼，更是礼乐等级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说文》对“奏”字的解释是：“奏，进也。”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陈述意见或说明事情，才用奏：启奏、奏议、奏疏、奏折、奏本、奏对……而在音乐方面，如前文中夹谷会盟时齐国乐工请示君王说“请奏四方之乐”，可见“奏”字是对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乐工而言的。原本秦王与赵王同为国君，地位相同，那么此处秦王令赵王为自己“奏”瑟，很明显是明目张胆地在礼乐等级上降低赵王的身份，打压赵国的尊严，而蔺相如反应迅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冒死要求秦王为赵王“奏”缶，将秦王与赵王置于同等地位，为赵王以及赵国扳回了尊严。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蔺相如的机智，以赵王懦弱的性格且其已经屈服淫威为秦王鼓瑟而先失了气势，接下来赵王即将面临的不仅是礼制上的屈辱，更有可能是强秦对弱赵压倒性的侵略。看似一场小小的奏乐事件，背后却暗藏玄机，甚至可能牵连国运，这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中礼乐等级的重要性。
司马迁在对夹谷会盟和渑池相会这两起政治事件的记述中，突出强调了音乐的政治作用。尤其是对夹谷会盟的记载，在齐国归还鲁国土地的原因上，与《左传》记述的截然不同。《史记》中说齐景公是因为被孔子的礼乐之道深深感化产生愧疚而主动归还汶上三城，而《左传》却说齐景公归还汶上三城是齐人试图在盟书上讨得便宜，却不想被孔子“礼尚往来”反将一军的结果。且不论二者的记述究竟哪个更为真实准确，不难看出《史记》在对这些政治事件的记载中，着力于夸大礼乐的作用，明确体现了司马迁力求突出音乐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的目的，也鲜明地表明了司马迁的立场：继承儒家思想，维护礼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