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不只是识文断字，更是让人明事理、辨真伪、知善恶、断是非
　　在美国，没有“学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说。阅读和写作，也就是读写（literacy）是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这种重视经常是以读写危机意识表现出来的。
　　这种危机意识的前史是美国社会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期间形成的读写困境，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纪初期读写教育问题。
　　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都很乐观，他们相信，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兴办公共教育就能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具有读写能力的成人。但是，也有人表示怀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读写教育的效果远没有乐观主义者设想得那么完美。美国军方在招募新兵时发现，许多上过学的新兵都不具备必要的读写能力，这引起了教育界人士对成人缺乏读写能力的关注。
　　20世纪40年代，二战期间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美国和英国军方发现，不具备“功效读写能力”的新兵比预料的要多。1942年，美军不得不推迟征招433万名新兵入伍，因为他们读不懂书面的命令和指示，因此无法发挥军事功能或执行起码的任务。这再次引发了对成人读写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人们发现，一个士兵是否具备这种功效性的读写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是否上过学校，缺乏读写能力的士兵可能是一种上过学的文盲。
　　功效性的读写概念是从在经济活动中或工作岗位上的履职能力来看待读写的必要性的。—个人虽然能断文识字，却可能不具备运用文字的实际能力。他不能充分与他人交流、合作协商，不能理解别人的意思，也不能清楚和有条理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一直到今天，改变这种实际的读写无能仍然是优化现有读写教育的主要诉求。
　　然而，二战后出现了另—种读写观，它所包含的不再是—个工作市场的老问题，而是—个国际社会的新问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46年成立，立刻把扫除文盲确立为它的全球性任务。这个国际组织的创始人认为，公众的无知和缺乏读写能力曾帮助法西斯和其他极权运动崛起，因此，必须把读写教育确立为一项推进世界进步和建立民主秩序的基础工作。
　　这样看待读写的重要性，读写就不只是个人的工作能力或技艺问题，而是成为人类社会认清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本质、增强相应的抵抗能力的共同行动。历史的经验是，帮助法西斯崛起和施虐的不只是一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而且是千千玩玩上过学、甚至受过高级教育的人士。他们不是不会阅读或书写，但他们的读写活动却无助于他们思考善恶和辨别是非，也不能帮助他们在法西斯的欺骗宣传面前保持抵抗的意识和能力。这种读写活动缺乏读写智力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意愿和素质。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读写与反法西斯联系在一起，赋予读写新的人文内涵。读写不只是识文断字，更是让人能够明事理、辨真伪、知善恶、断是非，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194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一任主席莱昂.布鲁姆呼吁从读写入手，“向愚昧发起进攻”。当然，文盲或不识字只是愚昧的—个可能原因，而不是愚昧的全部原因。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注读写问题的初衷反映了二战后国际社会由于战胜法西斯而特有的那种乐观主义：相信读写可以推动人类未来世界的进步发展。这个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表现出一种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者的乐观热情。他相信，读写可以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照亮世界所有的“黑暗角落”。虽然他承认单凭读写还不能改变世界，但他认为，读写是“科学和技术进步”，也是人类“智力觉醒和心灵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互联网时代的读写危机，印证了这样的读写认识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在互联网时代更加重视读写教育，是推行人道主义文化事业、建立人类共同价值尺度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