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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现任广东省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马兴瑞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同一天,河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王小洪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政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北京、深圳的人事调整到位,2015年省部高官调整已基本就绪。
早在2015年初省级两会期间,地方省部级官员调整就达到高潮。67名副省级以上官员履新,多个空缺要职获补。
分析此番地方省部级高官调整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后不难发现,如此密集的人事调整背后,是各个地方因循中央“依法治国、深化改革”要求下的人事布局。
马兴瑞出任深圳市委书记,使得深圳成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唯一由中央委员担任书记的城市,如此“高配”颇显不同寻常。而北京执掌公安系统的副市长易人也备受关注。
69名履新的地方省部级高官当中,有8名是省级“一把手”。其中,2人当选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
乃依木·亚森由新疆高院院长转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其少数民族及二级大法官身份颇引人关注。李纪恒则在递补已升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光荣留下的云南省委书记空缺后,没有悬念地当选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履新官员中还有3名政府首长,分别是云南省省长陈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以及在海南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转正”的省长刘赐贵。其中陈豪与刘赐贵均为“空降”。
陈豪自2003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后,一直在工会系统任职,在2014年10月“空降”云南出任省委副书记前,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刘赐贵在2007年由厦门市长升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在此期间,中国三大海域(东海、南海、黄海)海上维权形势极为紧张,隶属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承担了海上维权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钓鱼岛及南沙海域实现定期巡航常态化上可圈可点。分析认为,他在沿海重要省份福建的任职经历,为其“外放”至同是沿海省份的海南加分不少。
此次省级地方两会中,新疆人事变动幅度较大,包括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主任、高院院长三个正职都进行了调整。
原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雪克莱提·扎克尔,接替已上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努尔·白克力,转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这一人事变动引起广泛关注。扎克尔的从政履历引发观察家们的极大兴趣:由乌鲁木齐市长,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2011年进京,调到全国人大机关,担任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3年底返疆,领衔自治区人大;一年之后转任自治区政府主席。
由人大转到政府任一把手的情况,在全国已经有多年未曾出现。同为自治区的西藏,也基本是政府主席转任人大主任。雪克莱提·扎克尔此次履新,就被视为2014年末中国政坛的一匹黑马。
此外,雪克莱提·扎克尔的红色背景亦引发不少关注,其父阿不都拉·扎克洛夫,早年在苏联留学,归国后组建伊犁地区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参加了三区革命。1949年,他成为中共在新疆发展的第一批15名少数民族党员之一,建国后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之后又历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
省级政协层面,在31个省份中,四川省、广东省政协主席一职因李崇禧、朱明国落马出现空缺,政协主席一职备受关注。此外,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在2014年6月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使得该职位出现空缺已经半年有余。
最终,四川省委副书记柯尊平、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分别当选四川、广东、天津政协主席,至此,全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全部确定。
在履新的官员中,“二线”岗位官员回流“一线”尤其值得关注。广西政协副主席张秀隆平级转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雷春美转岗福建省委常委并继续兼任省委统战部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慧履新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三省,由此不难发现,人大政协官员转岗党政系统已成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线”不是省部高官的“终点站”,仕途仍有发展。此外,“四大班子”中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省政协正副职出现年轻化趋势,政协官员转岗到党委、政府的频率也在加大。
在本轮地方人事调整中,既有人大政协官员转岗党政系统,也有党政系统官员履新人大政协职务。本次省级地方两会中,多名副省级党政官员年满或年届60岁,当选为所在省份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
比如,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杜梓当选人大副主任;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王小青当选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副书记孙清云当选陕西政协副主席;江西省副省长胡幼桃再度当选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而中央“空降”地方,地方晋级中央的互动交流,中央与地方专业官员的交流仍是惯例。
69名副省级职官员调整到位后,“65后”在省级党委常委扩容态势明显。这意味着省级常委序列年龄平均分布在55后至65后之间,10年梯队已然成形。
1月17日,谭作钧出任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年仅46岁的他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常委。此前,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常委为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杨岳生于1968年7月,2011年,他以43岁的年龄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班子。
除杨岳、谭作钧外,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也是“68后”。据统计,谭作钧履新后,全国“65后”省级党委常委增加至17人。
事实上,此次地方省部级人事调整规模之大,很大程度上与中央强力反腐直接有关,特别是省级政协、人大系统副职补缺成为重点。 2014年全年,省级人大、政协系统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人大副主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9名副省级干部落马,职务出现空缺待补。
山西省是反腐重灾区,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都有落马,但2015年两会期间,未见省部官员调整,故令政策与金道铭二人留下的空缺依旧存在。
分析人士称,2014年塌方式腐败令山西官场政治生态嬗变,本土干部晋级调整恐被贴上山头派系标签,故谨慎有加。因此,“空降”或异地交流任职或是山西人事调整的主流。
原副省长杜善学、原秘书长聂春玉、原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统战部长白云4名山西省委常委,以及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在2014年6至8月间先后落马,其后,中央在9月底“空降”了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付建华补缺,又异地调派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政隆、山东省副省长孙绍骋补缺。此外,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亦垂直“空降”至省纪委书记职位。
这番另人眼花缭乱的补缺,也引发中纪委、重庆、山东、科技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等中央部门或地方的后续人事变动。
中央火速调整了山西的“一把手”,袁纯清回京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儒林入晋救火;巴音朝鲁顺序接替王儒林升任吉林省委书记;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接替巴音朝鲁任省长;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调入农行,接替蒋超良任董事长……
山西、吉林、农行“一把手”同步换帅,为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极为罕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因反腐补缺的联动调整,一定程度上还会加速不同梯队中的官员螺旋式升迁的速度。譬如,2011年通过出任吉林省政协主席晋级正部级的巴音朝鲁,在2012年底获任吉林代省长,在2014年又再次更上一层楼,接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将吉林省“四套班子”正职都轮岗一遍。
外界分析说,巴音朝鲁成为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省(自治区)委书记,可见中央对其政治品格的认可。巴音朝鲁在1998年45岁时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晋级部级官员序列。此后的13年里,他先后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等副部级职务上砥砺,可谓厚积薄发。
十八大后,全国14个省份的政法委“一把手”进行了调整。
2014年10月底,生于1961年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袁桐利接替散襄军(当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调整之后,省级政法委书记中,“60后”的规模增至10人,其余皆为“50后”。
近年来,“60后”省级政法委书记的规模一直在扩大。2011年8月,当熊选国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时,省级政法委书记中“60后”仅5人。随着多地的省级政法委书记的人事调整,“60后”政法委书记已增至10人。其中,2012年履职西藏政法委书记的邓小刚,出生于1967年8月,是现任省级政法委书记中最年轻者。
在邓小刚之前,最年轻的则是现任海南省委政法委书记、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出生于1965年12月。
按惯例,省级政法委书记由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担任。此前,多地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厅(局)长或政府副职担任。但目前这一人事配置方式正出现变化。一方面,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长的数量大幅下降,29省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目前仅湖南的孙建国和宁夏的王雁飞2人在兼任。
上述变化表明,在政法工作和公安工作思路转变的背景下,公安机关的领导配置逐渐回归法制本位。
除了回归法制精神外,省级政法委书记脱钩公安厅(局)长的另一背景是,31名省级政法委书记中,仅有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云南的孟苏铁、四川省的刘玉顺、宁夏的王雁飞、山西的王建明、陕西的安东、河北的张越、湖南的孙建国、海南的毛超峰9人有在公检法系统工作经验。
此外,十八大后,地方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已增至4人,分别为:浙江省的王辉忠、内蒙古的李佳、湖北的张昌尔和西藏的邓小刚。
不过,目前由省政府副职兼任政法委书记的亦有3人,分别是贵州省的秦如培、西藏的邓小刚,海南省的毛超峰。特别是邓小刚,同时还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一情况在31个省级政法委书记中较为罕见。
省级政法委书记脱钩公安厅(局)长的同时,副省长兼任公安厅(局)长的趋势渐明。
2014年年底至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安徽、甘肃、贵州、福建等省公安厅长陆续擢升副省长。此番调整后,由副省(市)长兼任公安厅(局)长的省区已达22个。另有4位省级公安厅(局)长由省级政府党组成员、省(市)长助理“兼任”,分别是:天津的赵飞,辽宁的王大伟,云南的杨嘉武,海南的李富林。
分析人士认为,副省长兼任公安厅(局)长是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公检法系统深化改革,特别是公安改革中,将涉及行政审批、户籍制度、人口服务管理和边防出入境、消防监督、交通管理等与政府服务型职能纳入政府行政序列,由副省(市)长兼任公安厅(局)长,意在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各级党委常委班子中,省级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均有一名军政主官进入地方党委担任常委。他们身兼军地领导机关职务,是协调军地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般将他们称为“戎装常委”。
一般而言,“戎装常委”的变化与解放军省军区例行职级调整基本保持一致,因军队人事调整的特殊性,亦有省区“戎装常委”暂时空缺现象,如3月4日刚履新山西省军区政委的郭志刚,并未接棒前任张少华的省委常委一职。
据统计,十八大至今,全国已有25个省区市调整“戎装常委”。在调整的省区市中,北京、上海、福建、湖南、四川、贵州、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10省区市,“戎装常委”由省级军区司令员担任;内蒙古、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海南、广西、云南、西藏、新疆、河北、辽宁、浙江等14省区市,由省级军区政委担任;重庆“戎装常委”则由成都军区装备部部长担任。
北京、上海、四川“戎装常委”最为引人关注。
3月24日,四川省军区政委刘家国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因李亚洲同时卸任省军区司令员和“戎装常委”两职,更显不同寻常。
2月22日,潘良时以拱卫京畿要职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军事主官身份任北京市委常委。公开报道显示 ,潘良时生于1957年,2008年1月升任陆军第39集团军军长,步入正军级将领行列。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013年12月底,他再获跨大区晋升,接替转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传福,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统领“御林军”并跻身副大军区级,晋级速度令人瞩目。
上海警备区司令何卫东,1957年5月出生,祖籍江苏东台许河,少将军衔。2月12日首次以上海市委常委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截至发稿时的3月31日,在现任31名省级“戎装常委”中,除山西“戎装常委”暂时空缺外,北京、上海、重庆等26省区“戎装常委”均已调整到位,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天津等五省市“戎装常委”尚未调整。
早在2015年初省级两会期间,地方省部级官员调整就达到高潮。67名副省级以上官员履新,多个空缺要职获补。
分析此番地方省部级高官调整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后不难发现,如此密集的人事调整背后,是各个地方因循中央“依法治国、深化改革”要求下的人事布局。
8名“一把手”履新
马兴瑞出任深圳市委书记,使得深圳成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唯一由中央委员担任书记的城市,如此“高配”颇显不同寻常。而北京执掌公安系统的副市长易人也备受关注。
69名履新的地方省部级高官当中,有8名是省级“一把手”。其中,2人当选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
乃依木·亚森由新疆高院院长转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其少数民族及二级大法官身份颇引人关注。李纪恒则在递补已升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光荣留下的云南省委书记空缺后,没有悬念地当选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履新官员中还有3名政府首长,分别是云南省省长陈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以及在海南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转正”的省长刘赐贵。其中陈豪与刘赐贵均为“空降”。
陈豪自2003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后,一直在工会系统任职,在2014年10月“空降”云南出任省委副书记前,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刘赐贵在2007年由厦门市长升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在此期间,中国三大海域(东海、南海、黄海)海上维权形势极为紧张,隶属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承担了海上维权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钓鱼岛及南沙海域实现定期巡航常态化上可圈可点。分析认为,他在沿海重要省份福建的任职经历,为其“外放”至同是沿海省份的海南加分不少。
此次省级地方两会中,新疆人事变动幅度较大,包括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主任、高院院长三个正职都进行了调整。
原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雪克莱提·扎克尔,接替已上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努尔·白克力,转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这一人事变动引起广泛关注。扎克尔的从政履历引发观察家们的极大兴趣:由乌鲁木齐市长,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2011年进京,调到全国人大机关,担任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3年底返疆,领衔自治区人大;一年之后转任自治区政府主席。
由人大转到政府任一把手的情况,在全国已经有多年未曾出现。同为自治区的西藏,也基本是政府主席转任人大主任。雪克莱提·扎克尔此次履新,就被视为2014年末中国政坛的一匹黑马。
此外,雪克莱提·扎克尔的红色背景亦引发不少关注,其父阿不都拉·扎克洛夫,早年在苏联留学,归国后组建伊犁地区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参加了三区革命。1949年,他成为中共在新疆发展的第一批15名少数民族党员之一,建国后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之后又历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
省级政协层面,在31个省份中,四川省、广东省政协主席一职因李崇禧、朱明国落马出现空缺,政协主席一职备受关注。此外,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在2014年6月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使得该职位出现空缺已经半年有余。
最终,四川省委副书记柯尊平、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分别当选四川、广东、天津政协主席,至此,全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全部确定。
在履新的官员中,“二线”岗位官员回流“一线”尤其值得关注。广西政协副主席张秀隆平级转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雷春美转岗福建省委常委并继续兼任省委统战部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慧履新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三省,由此不难发现,人大政协官员转岗党政系统已成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线”不是省部高官的“终点站”,仕途仍有发展。此外,“四大班子”中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省政协正副职出现年轻化趋势,政协官员转岗到党委、政府的频率也在加大。
在本轮地方人事调整中,既有人大政协官员转岗党政系统,也有党政系统官员履新人大政协职务。本次省级地方两会中,多名副省级党政官员年满或年届60岁,当选为所在省份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
比如,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杜梓当选人大副主任;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王小青当选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副书记孙清云当选陕西政协副主席;江西省副省长胡幼桃再度当选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而中央“空降”地方,地方晋级中央的互动交流,中央与地方专业官员的交流仍是惯例。
69名副省级职官员调整到位后,“65后”在省级党委常委扩容态势明显。这意味着省级常委序列年龄平均分布在55后至65后之间,10年梯队已然成形。
1月17日,谭作钧出任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年仅46岁的他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常委。此前,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常委为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杨岳生于1968年7月,2011年,他以43岁的年龄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班子。
除杨岳、谭作钧外,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也是“68后”。据统计,谭作钧履新后,全国“65后”省级党委常委增加至17人。
山西仍有空缺待补
事实上,此次地方省部级人事调整规模之大,很大程度上与中央强力反腐直接有关,特别是省级政协、人大系统副职补缺成为重点。 2014年全年,省级人大、政协系统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人大副主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9名副省级干部落马,职务出现空缺待补。
山西省是反腐重灾区,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都有落马,但2015年两会期间,未见省部官员调整,故令政策与金道铭二人留下的空缺依旧存在。
分析人士称,2014年塌方式腐败令山西官场政治生态嬗变,本土干部晋级调整恐被贴上山头派系标签,故谨慎有加。因此,“空降”或异地交流任职或是山西人事调整的主流。
原副省长杜善学、原秘书长聂春玉、原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统战部长白云4名山西省委常委,以及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在2014年6至8月间先后落马,其后,中央在9月底“空降”了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付建华补缺,又异地调派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政隆、山东省副省长孙绍骋补缺。此外,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亦垂直“空降”至省纪委书记职位。
这番另人眼花缭乱的补缺,也引发中纪委、重庆、山东、科技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等中央部门或地方的后续人事变动。
中央火速调整了山西的“一把手”,袁纯清回京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儒林入晋救火;巴音朝鲁顺序接替王儒林升任吉林省委书记;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接替巴音朝鲁任省长;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调入农行,接替蒋超良任董事长……
山西、吉林、农行“一把手”同步换帅,为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极为罕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因反腐补缺的联动调整,一定程度上还会加速不同梯队中的官员螺旋式升迁的速度。譬如,2011年通过出任吉林省政协主席晋级正部级的巴音朝鲁,在2012年底获任吉林代省长,在2014年又再次更上一层楼,接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将吉林省“四套班子”正职都轮岗一遍。
外界分析说,巴音朝鲁成为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省(自治区)委书记,可见中央对其政治品格的认可。巴音朝鲁在1998年45岁时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晋级部级官员序列。此后的13年里,他先后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等副部级职务上砥砺,可谓厚积薄发。
省政法委书记脱钩公安厅长
十八大后,全国14个省份的政法委“一把手”进行了调整。
2014年10月底,生于1961年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袁桐利接替散襄军(当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调整之后,省级政法委书记中,“60后”的规模增至10人,其余皆为“50后”。
近年来,“60后”省级政法委书记的规模一直在扩大。2011年8月,当熊选国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时,省级政法委书记中“60后”仅5人。随着多地的省级政法委书记的人事调整,“60后”政法委书记已增至10人。其中,2012年履职西藏政法委书记的邓小刚,出生于1967年8月,是现任省级政法委书记中最年轻者。
在邓小刚之前,最年轻的则是现任海南省委政法委书记、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出生于1965年12月。
按惯例,省级政法委书记由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担任。此前,多地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厅(局)长或政府副职担任。但目前这一人事配置方式正出现变化。一方面,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长的数量大幅下降,29省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目前仅湖南的孙建国和宁夏的王雁飞2人在兼任。
上述变化表明,在政法工作和公安工作思路转变的背景下,公安机关的领导配置逐渐回归法制本位。
除了回归法制精神外,省级政法委书记脱钩公安厅(局)长的另一背景是,31名省级政法委书记中,仅有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云南的孟苏铁、四川省的刘玉顺、宁夏的王雁飞、山西的王建明、陕西的安东、河北的张越、湖南的孙建国、海南的毛超峰9人有在公检法系统工作经验。
此外,十八大后,地方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已增至4人,分别为:浙江省的王辉忠、内蒙古的李佳、湖北的张昌尔和西藏的邓小刚。
不过,目前由省政府副职兼任政法委书记的亦有3人,分别是贵州省的秦如培、西藏的邓小刚,海南省的毛超峰。特别是邓小刚,同时还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一情况在31个省级政法委书记中较为罕见。
省级政法委书记脱钩公安厅(局)长的同时,副省长兼任公安厅(局)长的趋势渐明。
2014年年底至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安徽、甘肃、贵州、福建等省公安厅长陆续擢升副省长。此番调整后,由副省(市)长兼任公安厅(局)长的省区已达22个。另有4位省级公安厅(局)长由省级政府党组成员、省(市)长助理“兼任”,分别是:天津的赵飞,辽宁的王大伟,云南的杨嘉武,海南的李富林。
分析人士认为,副省长兼任公安厅(局)长是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公检法系统深化改革,特别是公安改革中,将涉及行政审批、户籍制度、人口服务管理和边防出入境、消防监督、交通管理等与政府服务型职能纳入政府行政序列,由副省(市)长兼任公安厅(局)长,意在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戎装常委”独缺山西
在各级党委常委班子中,省级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均有一名军政主官进入地方党委担任常委。他们身兼军地领导机关职务,是协调军地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般将他们称为“戎装常委”。
一般而言,“戎装常委”的变化与解放军省军区例行职级调整基本保持一致,因军队人事调整的特殊性,亦有省区“戎装常委”暂时空缺现象,如3月4日刚履新山西省军区政委的郭志刚,并未接棒前任张少华的省委常委一职。
据统计,十八大至今,全国已有25个省区市调整“戎装常委”。在调整的省区市中,北京、上海、福建、湖南、四川、贵州、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10省区市,“戎装常委”由省级军区司令员担任;内蒙古、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海南、广西、云南、西藏、新疆、河北、辽宁、浙江等14省区市,由省级军区政委担任;重庆“戎装常委”则由成都军区装备部部长担任。
北京、上海、四川“戎装常委”最为引人关注。
3月24日,四川省军区政委刘家国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因李亚洲同时卸任省军区司令员和“戎装常委”两职,更显不同寻常。
2月22日,潘良时以拱卫京畿要职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军事主官身份任北京市委常委。公开报道显示 ,潘良时生于1957年,2008年1月升任陆军第39集团军军长,步入正军级将领行列。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013年12月底,他再获跨大区晋升,接替转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传福,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统领“御林军”并跻身副大军区级,晋级速度令人瞩目。
上海警备区司令何卫东,1957年5月出生,祖籍江苏东台许河,少将军衔。2月12日首次以上海市委常委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截至发稿时的3月31日,在现任31名省级“戎装常委”中,除山西“戎装常委”暂时空缺外,北京、上海、重庆等26省区“戎装常委”均已调整到位,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天津等五省市“戎装常委”尚未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