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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五四运动”时期有许多有影响有思想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生前逸事，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处理事情的独特手法引人深思。本刊重点选编了几则有代表性的真实小故事，希望读者在这个绿叶初荫、思想纵横的五月，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陈独秀的气节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蒋介石对此案非常重视，在他的授意下，何应钦于10月25日在军政部会客厅审讯陈独秀。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等高官，在北伐中，曾与陈独秀共过事，蒋介石如此安排确有深意。何应钦并没有摆出审讯官的威严，也没有威胁利诱，而只是将北伐前国共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递给陈独秀，希望陈合作。老陈大怒，啪的一声把《宣言》往桌上一拍说：“是你们不合作！”何应钦温和的说：“先生不要发火。”他转移话题，问：“不知先生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毫无关系。”“这就好。”审讯结束。这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温和地走走过场。据当时的报载，何应钦走后，看守的下级军官马上围住陈独秀索要墨宝，陈独秀的毛笔字和古体诗是很有功力的，完全可以自成一家，由此一节也可以看出，看守的军官也没有把陈独秀当罪人对待。
国民党当局决定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判，这在对中共要犯上也是少见的，审判即使是法官说了算，但人们也可以旁听，舆论可也以曝光。在法庭上，陈独秀毫不退让，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从陈独秀的抗辩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陈独秀一生都实践着这样的信条，“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即使在强权和刺刀下，他也不改初衷。陈独秀的气节让人佩服。
李大钊教孩子唱国际歌
李大钊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词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唱歌，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只教唱了几遍，孩子们就都会唱了，大家聚在一起唱这首歌。可见，李大钊对孩子的培养，是以事实为重，国家的精神引导着国家的未来，而未来就是建立在孩子身上，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年代，他以一颗爱心和耐心让孩子们的世界充满欢笑并培养其好的品质，这多么难得可贵呀。
鲁迅的“较真儿”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贫寒，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就这样，鲁迅的“较真儿”却教会了理发师一生都能用到的好品质，他的“认真”思想后来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
胡适的“问题与主义”
经过文革的人们都把胡适的“问题与主义”当成他的一条罪状，可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民国初年，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极容易，这是其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人们现在果然不怎么谈论主义了，而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研究问题的人，除了胡适以外，还有蔡元培（专门研究教育）、晏阳初（一辈子投身于农村教育）、梁漱溟（研究“三农问题”的鼻祖）等，重新获得了人们高度的关注和赞誉。
陶行知怒斥造假行径
陶行知在民国三年(1914)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和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之学生。民国六年回国，任南京高师(后改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教育专修科主任。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于1919年7月提出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和“自主、自立、自动”的主张，推广平民教育,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倡导乡村教育运动。次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出“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等理论。在他奔走于教育革新事业的时候，谁知道后院却“起了火”。
1940年夏天,陶行知的儿子陶晓光要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就业，需要学历证明。陶晓光虽然上过学，却没有正规的文凭。于是就瞒着父亲求育才学校的副校长马侣贤先生开具了证明，称自己是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在重庆的陶行知知道后，立即拍去了电报将假的学历证明索要回来，并开具了一张真正的证明。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宁可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宁可丢工作，也不可用假文凭骗人。”陶行知用自己的言行来教育我们，事实才是真。
陈独秀的气节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蒋介石对此案非常重视，在他的授意下，何应钦于10月25日在军政部会客厅审讯陈独秀。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等高官，在北伐中，曾与陈独秀共过事，蒋介石如此安排确有深意。何应钦并没有摆出审讯官的威严，也没有威胁利诱，而只是将北伐前国共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递给陈独秀，希望陈合作。老陈大怒，啪的一声把《宣言》往桌上一拍说：“是你们不合作！”何应钦温和的说：“先生不要发火。”他转移话题，问：“不知先生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毫无关系。”“这就好。”审讯结束。这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温和地走走过场。据当时的报载，何应钦走后，看守的下级军官马上围住陈独秀索要墨宝，陈独秀的毛笔字和古体诗是很有功力的，完全可以自成一家，由此一节也可以看出，看守的军官也没有把陈独秀当罪人对待。
国民党当局决定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判，这在对中共要犯上也是少见的，审判即使是法官说了算，但人们也可以旁听，舆论可也以曝光。在法庭上，陈独秀毫不退让，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从陈独秀的抗辩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陈独秀一生都实践着这样的信条，“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即使在强权和刺刀下，他也不改初衷。陈独秀的气节让人佩服。
李大钊教孩子唱国际歌
李大钊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词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唱歌，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只教唱了几遍，孩子们就都会唱了，大家聚在一起唱这首歌。可见，李大钊对孩子的培养，是以事实为重，国家的精神引导着国家的未来，而未来就是建立在孩子身上，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年代，他以一颗爱心和耐心让孩子们的世界充满欢笑并培养其好的品质，这多么难得可贵呀。
鲁迅的“较真儿”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贫寒，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就这样，鲁迅的“较真儿”却教会了理发师一生都能用到的好品质，他的“认真”思想后来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
胡适的“问题与主义”
经过文革的人们都把胡适的“问题与主义”当成他的一条罪状，可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民国初年，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极容易，这是其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人们现在果然不怎么谈论主义了，而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研究问题的人，除了胡适以外，还有蔡元培（专门研究教育）、晏阳初（一辈子投身于农村教育）、梁漱溟（研究“三农问题”的鼻祖）等，重新获得了人们高度的关注和赞誉。
陶行知怒斥造假行径
陶行知在民国三年(1914)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和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之学生。民国六年回国，任南京高师(后改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教育专修科主任。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于1919年7月提出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和“自主、自立、自动”的主张，推广平民教育,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倡导乡村教育运动。次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出“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等理论。在他奔走于教育革新事业的时候，谁知道后院却“起了火”。
1940年夏天,陶行知的儿子陶晓光要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就业，需要学历证明。陶晓光虽然上过学，却没有正规的文凭。于是就瞒着父亲求育才学校的副校长马侣贤先生开具了证明，称自己是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在重庆的陶行知知道后，立即拍去了电报将假的学历证明索要回来，并开具了一张真正的证明。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宁可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宁可丢工作，也不可用假文凭骗人。”陶行知用自己的言行来教育我们，事实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