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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加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与对外贸易失衡紧密相关。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特殊的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大，外汇储备激增，原因错综复杂。
我国经济转型与外商投资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大幕。
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我国放弃了简单追求不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路，转而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富起来，期望通过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乃至整个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后确立起领先优势，逐步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近似“梯度”发展的格局；同时，我国放弃了闭关锁国、依靠工农业剪刀差、遏制消费和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转而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商投资，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技术，弥补外汇短缺、资本短缺以及技术和管理的缺口，突破国内资源和市场约束，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并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走上新的工业化道路。
与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相互配合，在经济体制转轨中，一方面，我国没有像苏联东欧转轨国家那样采用激进式的改革方式，而是选择了适宜我国自身条件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中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29年的时间长河里，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递增9.7%的高速度，人均GDP年均递增超过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动荡不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幅增大甚至出现衰退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大大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率先在农村启动的经济改革，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各地农业劳动力相继转入非农产业，奔向经济特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我国逐步具备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短缺结构与我国13亿人口的庞大潜在市场并存，形成了众多投资机会，为外商投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和盈利空间。从1979年开始吸收外商投资以来，直到80年代末，我国外商投资规模还比较小，年均只有15亿美元，最多的年份也就是30多亿美元，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不足1%；但1992年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外商投资出现了深刻变化，投资持续增加，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我国。
全球产业转移与外商投资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主要是利用了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转移提供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变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向外转移，并带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日本依赖在60年代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成为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最大东道国，由此日本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而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积累和投资，日本规避吸收外资，只能依赖国内积累，一直保持高储蓄率，国内消费不足，产能扩大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积累，反过来制约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消费缺口无法靠投资弥补，寻求出口就成为必然选择。美国一般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来后，也需要从海外进口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满足国内需求，加速日本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并形成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
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加剧，日本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走上与日本近似的发展道路。
我国错失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机会，但在80年代之后经济转轨中及时抓住全球经济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系瓦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重新整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我国承接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美国、欧盟转移出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大量从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等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进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加工贸易产品和一般制造业产品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地。推动着我国的工业化。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对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这恰恰是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发展的产物。
我国与日本的发展不同因而发展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当年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和制造业主要依赖的是本国企业投资，而我国不仅存在资本、外汇缺口，而且存在技术、管理的“缺口”，在制造业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条件下，叠加经济体制存在缺陷，投资的能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依赖外商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和一般制造业，因而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加的过程。换言之，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增大是与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外商投资密切相关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顺差增大
外商直接投资是中美、中欧贸易顺差和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还处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项目逆差”的状态。但是，随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逐步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常见的“双缺口”局面。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对美顺差1442.6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15.4倍；对欧顺差1005.1亿美元，而1995年时还有14.6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我国对日、韩、东盟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合计达1539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8.9倍。
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东亚为零部件供应方、以我国为加工制造基地、以欧美为核心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贸易上则反映为全球贸易地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我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经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东亚国家向美国和欧盟地区的部分直接出口转变为通过我国进行的间接出口。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往部分亚洲国家对美欧的顺差转变为我国对美欧的顺差，因此，加大了中美、中欧贸易顺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利润，这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据海关统计,2001－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8%，总额达6278亿美元，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207%。2006年我国96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总额中，加工贸易出口额达5104亿美元，占到52.7%，其中加工贸易出口约8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这样，外商投资于加工贸易，不仅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低的优势，赚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市场，形成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
不仅加工贸易，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企业也直接增加了我国贸易顺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从1992年的263.8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726.1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3.9%；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额从1992年的173.6亿美元增加到2006的5638.35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8.8%。其出口增长明显高于其进口增长速度。因此，我国FDI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特征，并成为贸易长期顺差的主要来源。
从海关统计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贡献是显著的。1992-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累计为1197.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占同期全国贸易顺差的51.8%。在1997年以前，其进出口贸易存在逆差，但逐年减少，1998年开始实现贸易顺差，且顺差逐年增加，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10364亿美元，创造贸易顺差91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外贸总额和顺差的58.9%和51.4%。
外商投资还间接增加了我国贸易顺差，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达9570.59亿美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4%，如果按照库存20%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品销售额达7657亿美元，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5638.35亿美元,在国内市场销售额达2018.6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大量替代了进口，从而增加了贸易顺差。
外商投资间接增加我国贸易顺差还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大举进入我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发生竞争与合作关系，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带动着内资企业技术、管理进步，许多内资企业加入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很快，不仅纺织、轻工、家电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竞争力增强，信息通信等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既为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口规模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进口，增加了贸易顺差。
从生产领域入手从根本上缓解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中欧贸易顺差增大，表面上是贸易问题，是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实质上却是生产领域的问题在贸易和流通中的表现。既然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从流通领域入手就无法根本缓解这一问题。
为此，一方面要看到我国对美国、欧盟等货物贸易顺差的长期性，看到对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逆差的长期性，只要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持续下去，美、欧制造能力继续向我国转移，或我国继续保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贸易失衡现象就很难根本改变；另一方面，缓解上述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就必须从生产领域和外商投资的角度入手，缓解贸易顺差扩大，既不能为治理贸易顺差而牺牲更主要的经济目标，又要遵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简单排斥外商投资流入和投资于加工贸易，将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打击，带来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代价。我们可以采用提升外资投资结构升级为主要手段：
·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后，严格禁止各地在对外招商引资中攀比、让渡优惠政策，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
·提高包括外商投资在内的企业环境成本，使环境成本内部化，由企业承担环境污染和治理污染的成本，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禁止高污染产业外商投资，限制资源高消耗型的外商投资；
·适当提高包括内外资企业在内的劳工标准，包括最低工资标准、福利待遇、工作条件等，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除此之外，还应限制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的外商投资，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引导外商投资，避免恶性竞争。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WTO学院副院长）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特殊的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大，外汇储备激增，原因错综复杂。
我国经济转型与外商投资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大幕。
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我国放弃了简单追求不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路，转而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富起来，期望通过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乃至整个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后确立起领先优势，逐步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近似“梯度”发展的格局；同时，我国放弃了闭关锁国、依靠工农业剪刀差、遏制消费和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转而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商投资，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技术，弥补外汇短缺、资本短缺以及技术和管理的缺口，突破国内资源和市场约束，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并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走上新的工业化道路。
与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相互配合，在经济体制转轨中，一方面，我国没有像苏联东欧转轨国家那样采用激进式的改革方式，而是选择了适宜我国自身条件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中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29年的时间长河里，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递增9.7%的高速度，人均GDP年均递增超过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动荡不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幅增大甚至出现衰退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大大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率先在农村启动的经济改革，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各地农业劳动力相继转入非农产业，奔向经济特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我国逐步具备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短缺结构与我国13亿人口的庞大潜在市场并存，形成了众多投资机会，为外商投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和盈利空间。从1979年开始吸收外商投资以来，直到80年代末，我国外商投资规模还比较小，年均只有15亿美元，最多的年份也就是30多亿美元，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不足1%；但1992年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外商投资出现了深刻变化，投资持续增加，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我国。
全球产业转移与外商投资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主要是利用了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转移提供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变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向外转移，并带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日本依赖在60年代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成为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最大东道国，由此日本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而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积累和投资，日本规避吸收外资，只能依赖国内积累，一直保持高储蓄率，国内消费不足，产能扩大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积累，反过来制约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消费缺口无法靠投资弥补，寻求出口就成为必然选择。美国一般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来后，也需要从海外进口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满足国内需求，加速日本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并形成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
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加剧，日本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走上与日本近似的发展道路。
我国错失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机会，但在80年代之后经济转轨中及时抓住全球经济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系瓦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重新整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我国承接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美国、欧盟转移出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大量从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等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进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加工贸易产品和一般制造业产品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地。推动着我国的工业化。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对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这恰恰是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发展的产物。
我国与日本的发展不同因而发展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当年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和制造业主要依赖的是本国企业投资，而我国不仅存在资本、外汇缺口，而且存在技术、管理的“缺口”，在制造业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条件下，叠加经济体制存在缺陷，投资的能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依赖外商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和一般制造业，因而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加的过程。换言之，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增大是与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外商投资密切相关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顺差增大
外商直接投资是中美、中欧贸易顺差和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还处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项目逆差”的状态。但是，随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逐步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常见的“双缺口”局面。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对美顺差1442.6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15.4倍；对欧顺差1005.1亿美元，而1995年时还有14.6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我国对日、韩、东盟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合计达1539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8.9倍。
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东亚为零部件供应方、以我国为加工制造基地、以欧美为核心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贸易上则反映为全球贸易地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我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经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东亚国家向美国和欧盟地区的部分直接出口转变为通过我国进行的间接出口。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往部分亚洲国家对美欧的顺差转变为我国对美欧的顺差，因此，加大了中美、中欧贸易顺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利润，这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据海关统计,2001－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8%，总额达6278亿美元，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207%。2006年我国96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总额中，加工贸易出口额达5104亿美元，占到52.7%，其中加工贸易出口约8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这样，外商投资于加工贸易，不仅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低的优势，赚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市场，形成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
不仅加工贸易，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企业也直接增加了我国贸易顺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从1992年的263.8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726.1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3.9%；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额从1992年的173.6亿美元增加到2006的5638.35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8.8%。其出口增长明显高于其进口增长速度。因此，我国FDI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特征，并成为贸易长期顺差的主要来源。
从海关统计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贡献是显著的。1992-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累计为1197.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占同期全国贸易顺差的51.8%。在1997年以前，其进出口贸易存在逆差，但逐年减少，1998年开始实现贸易顺差，且顺差逐年增加，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10364亿美元，创造贸易顺差91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外贸总额和顺差的58.9%和51.4%。
外商投资还间接增加了我国贸易顺差，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达9570.59亿美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4%，如果按照库存20%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品销售额达7657亿美元，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5638.35亿美元,在国内市场销售额达2018.6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大量替代了进口，从而增加了贸易顺差。
外商投资间接增加我国贸易顺差还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大举进入我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发生竞争与合作关系，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带动着内资企业技术、管理进步，许多内资企业加入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很快，不仅纺织、轻工、家电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竞争力增强，信息通信等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既为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口规模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进口，增加了贸易顺差。
从生产领域入手从根本上缓解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中欧贸易顺差增大，表面上是贸易问题，是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实质上却是生产领域的问题在贸易和流通中的表现。既然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从流通领域入手就无法根本缓解这一问题。
为此，一方面要看到我国对美国、欧盟等货物贸易顺差的长期性，看到对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逆差的长期性，只要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持续下去，美、欧制造能力继续向我国转移，或我国继续保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贸易失衡现象就很难根本改变；另一方面，缓解上述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就必须从生产领域和外商投资的角度入手，缓解贸易顺差扩大，既不能为治理贸易顺差而牺牲更主要的经济目标，又要遵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简单排斥外商投资流入和投资于加工贸易，将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打击，带来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代价。我们可以采用提升外资投资结构升级为主要手段：
·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后，严格禁止各地在对外招商引资中攀比、让渡优惠政策，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
·提高包括外商投资在内的企业环境成本，使环境成本内部化，由企业承担环境污染和治理污染的成本，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禁止高污染产业外商投资，限制资源高消耗型的外商投资；
·适当提高包括内外资企业在内的劳工标准，包括最低工资标准、福利待遇、工作条件等，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除此之外，还应限制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的外商投资，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引导外商投资，避免恶性竞争。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WTO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