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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误会,他踏上了经济学的道路。然而,现在看来这个误会是美丽的,正是有了这个误会,中国多了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作为从中南海走出来创业的他,17年来,一直用行动坚持着自己的爱好和最初选择。在他的带领下,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为诸多的企业和城市制定了发展规划。他就是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也是视野咨询中心的创始人钟朋荣。
历史的误会 他干起了经济
1954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钟朋荣,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并不太安定的时代。那时的学习条件可想而知。从初中到高中,钟朋荣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其间,既有“罢课闹革命”,也有“复课闹革命”。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没有影响他对学习的激情。钟朋荣对数理化很感兴趣,他的数学成绩在学校还是冒尖的。钟朋荣说:“那时的我好像对什么都有热情,浑身是劲,碰到什么学什么。”出于兴趣,他自学起了绘画,而且画得很好。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自己无心插柳的学习,使他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那时,钟朋荣生活周围很多地方的毛主席巨幅画像都是他画的。就这样,他被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看中了,把他调到公社做了秘书。后来,他又在区里当了民政干事。这样就使得钟朋荣可以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有更透彻的了解。再后来,他到县政府里任民政干事,干了两年。在这期间,他骑自行车跑遍了浠水县所有的自然村,而且他的写作水平和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由于出色的表现,1976年,钟朋荣被推荐到湖北省外贸学校,读了两年中专,而且在1978年提前留校做了教师。1979年3月他便开始在《江汉论坛》和《湖北日报》发表文章,以后每年有三四篇甚至十来篇文章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江汉论坛》作为当时湖北省唯一的双月刊的理论刊物,每期的经济文章只有两三篇,一年也只发十多篇经济类的文章,但每年都会有钟朋荣的文章。1987年,时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的夏振坤有了让他担任《江汉论坛》总编的想法。
1987年12月,钟朋荣在《经济日报》发了两篇关于投资问题的文章——《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选择》。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也正是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经济日报》在第二篇文章发表时,破例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编者按。编者按的全文是:“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1987年12月8日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今天的这篇文章,对上文的思路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补充。”
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央书记处领导的注意。联系到钟朋荣所在单位之后,这位中央领导就带着被他圈圈点点的这两篇文章,专程到武汉来找他谈话。三个月后,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引荐下,钟朋荣被借调到了北京,开始了他在中南海的生活。他笑称自己与《经济日报》有着不解的缘分。来到中南海,他先是与经济学家林子力等一起,参加价格改革方案的起草。课题完成后,他就被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一些政策的调研和文稿的起草。这一干就是六年。
弃政从商
实现他商路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1992年至1993年钟朋荣遇到了对他影响较大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参与整理邓小平南巡讲话,他主要整理的是经济部分;第二件事,1992年7月与中办调研室主任陈进玉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文章,该文公开、系统地提出在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从此,全国公开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讨论。第三件事就是机关干部和文人“下海”现象的出现。
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也就是1993年,钟朋荣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到大学当教授或到社科院当研究员,二是在政府当司长,三是下海。那时的钟朋荣从乡政府到中央政府,在四级政府部门都工作过。在中办期间,不少工作是直接与中央领导打交道。从实践中,他感到自己不适合做官,或者说自己对做官没有兴趣。因此,首先放弃了官道。剩下的就是在商道和文道上作选择了。
其实,这时的钟朋荣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社会上下海的巨大潮流,几乎对每个人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钟朋荣也不例外。那时的他已经暗下决心要“下海”,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有理论情结”,对已经从事过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舍得丢掉。因此,他试图寻找一个商路与文路相结合的道路。于是在1994年初,北京视野咨询中心诞生了。
那时作出下海创业的选择对钟朋荣来说,需要舍弃的东西很多,一个个充满诱惑的选择着实让他很难取舍。而且他还面临着另一种压力——家人亲戚朋友的误会。当他把要离开中南海的消息告知家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不是自己离开,而是犯了重大错误被“别人”赶出来的。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给了钟朋荣一张评价很高的工作鉴定书,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功夫不负有心人。10多年来,在钟朋荣的带领下,众多的专家、学者围绕在他身边,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100余家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订了郑州、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30多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近百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他也成为众多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馒头”“包子”各得其所
钟朋荣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章,到现在已有20余年了,前前后后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出版了18部专著。可以说,近20年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是跟写作联系到一起的。从事经济研究要写论文,在机关工作要起草文稿,现在从事咨询工作要写咨询报告,所以写作就是他的工作。
可是,近年来钟朋荣出版的著作以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少了,他都在做什么了呢?思考。与此同时,他选择了另一种表达观点的方式——讲。讲的对象包括总裁和县长,通过这些有决策权的人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社会。
钟朋荣说:“现在我很多时间是在做‘面粉’,而且要将‘面粉’做精。”他所说的“面粉”,就是研究成果,就是通过大量的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和判断。将“面粉”做精,就是研究要深,所形成的判断要准确。他说:“再用这种‘面粉’做成两种食品——‘馒头’和‘包子’。‘馒头’自己吃,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导自己做投资;偶尔再做做‘包子’,即通过演讲,把研究成果拿出来与他人一起分享。”
看着曾经和他一起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现在很多已经是重要部门的领导,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来,钟朋荣从来没有后悔。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的选择还是蛮好的。但是如果那时我继续在政府机关工作,也会做得不错。呵呵。”
由于当初的选择,他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也把工作当成了爱好,这是一种幸福。他将自己对经济的见解运用到了实践之中,许多市长、县长、企业家,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成了现实,且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因此他收到了不少的来自客户的感谢信。
他也在各地奔走的过程中检验和丰富自己的理论。给每个市县和企业做咨询,都从对方学到了不少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搞研究,咨询工作逐步减少。现在一年只给一两个城市做发展规划,借机出去走走,以使自己不与社会脱离。钟朋荣乐在其中。
在多次委婉拒绝之后,他终于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让记者没有预料到的是,采访是在他的家中进行的。虽然来京多年,但是乡音依然未改。说是历史的误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付出的努力。面对在经济学领域的成绩,他谦称: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谈及被他一手“带大”的北京视野咨询中心取得的成绩,他笑称:“好”谈不上,只是有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做研究的平台。喜欢自由、单纯的他,今后还有很多事要做,要继续自己的研究、把思考的东西记录下来、还计划出好几本书,空闲的时候上上网,看看书,完善一下自己的理论。就是这样,他在幸福中工作着。我们在期待可以尽快看到钟朋荣新的著作的同时,也期望自由,单纯可以常伴他左右。
历史的误会 他干起了经济
1954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钟朋荣,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并不太安定的时代。那时的学习条件可想而知。从初中到高中,钟朋荣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其间,既有“罢课闹革命”,也有“复课闹革命”。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没有影响他对学习的激情。钟朋荣对数理化很感兴趣,他的数学成绩在学校还是冒尖的。钟朋荣说:“那时的我好像对什么都有热情,浑身是劲,碰到什么学什么。”出于兴趣,他自学起了绘画,而且画得很好。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自己无心插柳的学习,使他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那时,钟朋荣生活周围很多地方的毛主席巨幅画像都是他画的。就这样,他被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看中了,把他调到公社做了秘书。后来,他又在区里当了民政干事。这样就使得钟朋荣可以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有更透彻的了解。再后来,他到县政府里任民政干事,干了两年。在这期间,他骑自行车跑遍了浠水县所有的自然村,而且他的写作水平和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由于出色的表现,1976年,钟朋荣被推荐到湖北省外贸学校,读了两年中专,而且在1978年提前留校做了教师。1979年3月他便开始在《江汉论坛》和《湖北日报》发表文章,以后每年有三四篇甚至十来篇文章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江汉论坛》作为当时湖北省唯一的双月刊的理论刊物,每期的经济文章只有两三篇,一年也只发十多篇经济类的文章,但每年都会有钟朋荣的文章。1987年,时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的夏振坤有了让他担任《江汉论坛》总编的想法。
1987年12月,钟朋荣在《经济日报》发了两篇关于投资问题的文章——《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选择》。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也正是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经济日报》在第二篇文章发表时,破例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编者按。编者按的全文是:“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1987年12月8日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今天的这篇文章,对上文的思路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补充。”
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央书记处领导的注意。联系到钟朋荣所在单位之后,这位中央领导就带着被他圈圈点点的这两篇文章,专程到武汉来找他谈话。三个月后,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引荐下,钟朋荣被借调到了北京,开始了他在中南海的生活。他笑称自己与《经济日报》有着不解的缘分。来到中南海,他先是与经济学家林子力等一起,参加价格改革方案的起草。课题完成后,他就被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一些政策的调研和文稿的起草。这一干就是六年。
弃政从商
实现他商路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1992年至1993年钟朋荣遇到了对他影响较大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参与整理邓小平南巡讲话,他主要整理的是经济部分;第二件事,1992年7月与中办调研室主任陈进玉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文章,该文公开、系统地提出在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从此,全国公开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讨论。第三件事就是机关干部和文人“下海”现象的出现。
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也就是1993年,钟朋荣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到大学当教授或到社科院当研究员,二是在政府当司长,三是下海。那时的钟朋荣从乡政府到中央政府,在四级政府部门都工作过。在中办期间,不少工作是直接与中央领导打交道。从实践中,他感到自己不适合做官,或者说自己对做官没有兴趣。因此,首先放弃了官道。剩下的就是在商道和文道上作选择了。
其实,这时的钟朋荣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社会上下海的巨大潮流,几乎对每个人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钟朋荣也不例外。那时的他已经暗下决心要“下海”,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有理论情结”,对已经从事过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舍得丢掉。因此,他试图寻找一个商路与文路相结合的道路。于是在1994年初,北京视野咨询中心诞生了。
那时作出下海创业的选择对钟朋荣来说,需要舍弃的东西很多,一个个充满诱惑的选择着实让他很难取舍。而且他还面临着另一种压力——家人亲戚朋友的误会。当他把要离开中南海的消息告知家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不是自己离开,而是犯了重大错误被“别人”赶出来的。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给了钟朋荣一张评价很高的工作鉴定书,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功夫不负有心人。10多年来,在钟朋荣的带领下,众多的专家、学者围绕在他身边,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100余家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订了郑州、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30多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近百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他也成为众多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馒头”“包子”各得其所
钟朋荣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章,到现在已有20余年了,前前后后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出版了18部专著。可以说,近20年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是跟写作联系到一起的。从事经济研究要写论文,在机关工作要起草文稿,现在从事咨询工作要写咨询报告,所以写作就是他的工作。
可是,近年来钟朋荣出版的著作以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少了,他都在做什么了呢?思考。与此同时,他选择了另一种表达观点的方式——讲。讲的对象包括总裁和县长,通过这些有决策权的人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社会。
钟朋荣说:“现在我很多时间是在做‘面粉’,而且要将‘面粉’做精。”他所说的“面粉”,就是研究成果,就是通过大量的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和判断。将“面粉”做精,就是研究要深,所形成的判断要准确。他说:“再用这种‘面粉’做成两种食品——‘馒头’和‘包子’。‘馒头’自己吃,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导自己做投资;偶尔再做做‘包子’,即通过演讲,把研究成果拿出来与他人一起分享。”
看着曾经和他一起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现在很多已经是重要部门的领导,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来,钟朋荣从来没有后悔。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的选择还是蛮好的。但是如果那时我继续在政府机关工作,也会做得不错。呵呵。”
由于当初的选择,他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也把工作当成了爱好,这是一种幸福。他将自己对经济的见解运用到了实践之中,许多市长、县长、企业家,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成了现实,且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因此他收到了不少的来自客户的感谢信。
他也在各地奔走的过程中检验和丰富自己的理论。给每个市县和企业做咨询,都从对方学到了不少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搞研究,咨询工作逐步减少。现在一年只给一两个城市做发展规划,借机出去走走,以使自己不与社会脱离。钟朋荣乐在其中。
在多次委婉拒绝之后,他终于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让记者没有预料到的是,采访是在他的家中进行的。虽然来京多年,但是乡音依然未改。说是历史的误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付出的努力。面对在经济学领域的成绩,他谦称: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谈及被他一手“带大”的北京视野咨询中心取得的成绩,他笑称:“好”谈不上,只是有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做研究的平台。喜欢自由、单纯的他,今后还有很多事要做,要继续自己的研究、把思考的东西记录下来、还计划出好几本书,空闲的时候上上网,看看书,完善一下自己的理论。就是这样,他在幸福中工作着。我们在期待可以尽快看到钟朋荣新的著作的同时,也期望自由,单纯可以常伴他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