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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权衡，姚文元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站在—起。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人们都知道，“四人帮”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祸国殃民，篡党夺权。但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四人帮”的灭亡，也与他们内部各揣心事、各留一手有关。1976年姚文元对两封奇怪的信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两封奇怪的信
197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4月12日，即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的第7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还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出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看后，脸色大变，他深思了一会，告诉《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严密封锁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接着，鲁瑛乘上轿车，急驰姚文元的住所。
姚文元读完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听鲁瑛这样一说，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鲁瑛交待：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出自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之手，没有拆封，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只要毛主席一死，两派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姚文元思忖再三：现在毛主席已经病重，信不好转了，转了会加重主席的病情。
这两封信都被姚文元锁在了自己家的抽屉里，既没有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姚文元的“小算盘”
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其他三个人?
原来姚文元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他在接受中央专案组审讯时说：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使他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他还考虑到，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他们，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四人帮”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两封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其他三人不是一回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了自己的矛盾心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载：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了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站在一起。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9月15日，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9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姚文元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1980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如此回答：“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姚文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华国锋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王洪文是不是也有与姚文元同样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抑或他糊里糊涂，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因王洪文已死，这一点只能作为历史悬案了。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
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针对“四人帮”中的他。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
于是，姚文元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人们都知道，“四人帮”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祸国殃民，篡党夺权。但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四人帮”的灭亡，也与他们内部各揣心事、各留一手有关。1976年姚文元对两封奇怪的信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两封奇怪的信
197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4月12日，即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的第7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还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出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看后，脸色大变，他深思了一会，告诉《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严密封锁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接着，鲁瑛乘上轿车，急驰姚文元的住所。
姚文元读完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听鲁瑛这样一说，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鲁瑛交待：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出自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之手，没有拆封，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只要毛主席一死，两派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姚文元思忖再三：现在毛主席已经病重，信不好转了，转了会加重主席的病情。
这两封信都被姚文元锁在了自己家的抽屉里，既没有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姚文元的“小算盘”
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其他三个人?
原来姚文元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他在接受中央专案组审讯时说：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使他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他还考虑到，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他们，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四人帮”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两封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其他三人不是一回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了自己的矛盾心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载：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了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站在一起。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9月15日，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9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姚文元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1980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如此回答：“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姚文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华国锋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王洪文是不是也有与姚文元同样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抑或他糊里糊涂，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因王洪文已死，这一点只能作为历史悬案了。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
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针对“四人帮”中的他。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
于是，姚文元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