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9月,为了出席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六国饭店里住满了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大学者、律师、作家与民主人士。会议上的委员们也很放松,对于国家的基本大纲言无不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在10月1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1949年9月8日,张元济乘火车于午后到达北平,随后被安排住进六国饭店130房。这位参加过戊戌新政的清末翰林、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中国出版第一人”,见过光绪、孙文、袁世凯、蒋介石,这一次,他将被毛泽东约见。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后,他曾在这个饭店住过几天。他感慨地对儿子说:“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三十九年过去,张元济已经83岁了,六国饭店依然是旧模样,而时局万变,当年他面对的是一个即将灭亡的旧王朝,而如今,他则要等待一个新政权的诞生。
群英荟萃
张元济到北平后的第一夜睡得“甚酣”。从上海赶来,旅途之劳累自不待言。他住的房间“光线甚好,空气亦佳”,送来的晚餐简而不陋:一汤两菜,米饭、面食均备。
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即来到六国饭店看他。紧接着,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梅兰芳、梁思成夫妇等也前来拜访。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到访的还有沈钧儒、陶孟和、钱端升、马叙伦、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张元济小小的居所,俨然成为政界、学界名流轮番亮相的舞台,这些旧友新知,平日各自天南地北,本来就难得一见,再加之不少人理念各不相同,政见也大相径庭,相聚更是不易。而如今,这些南北名流却在北平小小的六国饭店中汇聚一堂,不由得不让张元济对新政权的鼓动能力刮目相看。
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并非出于共产党的一党之私,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他举例说,“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
相比于张元济的谨慎,素来与中共有交往的民主人士则活跃得多,郭沫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劝知识分子们早点放下包袱:“我们从事文化科学的人,向来是自高自大,这个包袱需要丢掉。如果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我们就说‘万般皆上品,唯有空口说白话的人什么也不高’”。
在政协筹备会开幕式上,这位诗人还激情澎湃地发言说,“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政协会议
张元济在与毛泽东会面之后,对新政权的了解日益加深,此后的发言果然积极很多。9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讨论会上,他明确反对采用西历:“至以现在为划时代,则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今年为三十八年。”
9月26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集座谈会,参加的数十人都是“长老”,讨论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周恩来说,有关议案屡经小组讨论,大致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似乎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周恩来自称受毛主席之命,特约各位长老到这里讨论。
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徐特立、周善培等都主张删,“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面对这些争论,张元济这位历经辛亥革命的老者显得非常平静,也发言赞成删去。而沈钧儒则补充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删去了括弧中的“中华民国”简称。
受张元济的带动,一些曾参与辛亥革命的老人发言也颇为踊跃。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表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而诸多老人此次专程前来参加政协会议,“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
《文汇报》主笔徐铸成以老记者的眼光记录下政协会场中的发言情况,“其中,以刘伯承、粟裕、傅作义、梁希的发言,最受欢迎。刘、粟代表二野、三野向大会保证,短期内肃清西南、华南残敌,解放台湾,完全统一。傅甫由绥远归来,他说,蒋最近还有电给傅,说傅今天的处境,仿佛当年他在‘西安事变’时,望勿以一念之差,后悔莫及。傅并报告绥远和平解放经过,全场热烈鼓掌。傅发言的最后,还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梁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以朴质之态度,表示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决心。”
共同纲领
从9月27日开始,政协会议开始讨论《共同纲领》等多个议案。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之前,他对《共同纲领》曾提出撤销“禁止肉刑”字样及增加“推广海运”的意见,被大会采用。但他提议仍用民国纪年则未被采纳。
当天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通过了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首都、国歌、国旗等决议。会议决定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名称,纪元用公元,国歌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
徐铸成特意在日记中感慨说“一九二八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二十一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随后几天,会议继续讨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及选举人民政府委员。张元济一开始就被列入到“全国政治委员会”(即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他请张难先代为辞去,但未获同意,最终还是当选委员。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候选名单分发下来之后,大会主席说同意的加“O”,否则加“×”。张元济又一次犯了憨直的脾气,认为“素不相知者,无同意不同意之可言,拟质诸主席”。坐在旁边的人,都劝阻他不要说话,“加‘O’为妥”,最后他还是遵从了大家的意见。
大会各项议程都进展顺利,但难免还是发生一些小插曲。民盟成员史良已被定为司法部长人选,但中央政府委员和政协委员两个名单中,都没有的她的名字,民盟还特意为此召开内部会议鸣不平。而山东大学教授丁西林,浙江大学竺可桢都被列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中,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彼等平时不谈唯物辩证法,有何资格当选”。
尽管历经一些小波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名单最后还是得以顺利通过。9月30日,乘检点中央人民政府选举票数的空当,大会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烈士碑,邀请全体代表前往参加奠基礼。等代表们回到怀仁堂,宣布投票结果,“掌声不绝”。“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
当日会议进行到很晚,张元济回到住处,“厨房已熄火矣”,他只好“以饼干充饥”。徐铸成在日记中记下了“宣布毛主席当选时,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天上午,徐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
开国大典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10月1日,张元济记道:“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遨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
“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不久,胡风就把这一天写入了他的《时间开始了》组诗《胜利颂》中,他以汉语中能找到的所有最美好的词汇歌颂毛泽东。
女记者杨刚看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在播音器中呼喊“同志们万岁”回答人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张元济这一天心情究竟如何,已经很难揣测。但他在一个多月后,11月26日,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也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晚上,他听到“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在临睡前,他摊开纸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信中,他历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劫难,希望毛泽东能“发愤为雄,力图自强……一雪此奇耻。”
1949年9月8日,张元济乘火车于午后到达北平,随后被安排住进六国饭店130房。这位参加过戊戌新政的清末翰林、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中国出版第一人”,见过光绪、孙文、袁世凯、蒋介石,这一次,他将被毛泽东约见。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后,他曾在这个饭店住过几天。他感慨地对儿子说:“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三十九年过去,张元济已经83岁了,六国饭店依然是旧模样,而时局万变,当年他面对的是一个即将灭亡的旧王朝,而如今,他则要等待一个新政权的诞生。
群英荟萃
张元济到北平后的第一夜睡得“甚酣”。从上海赶来,旅途之劳累自不待言。他住的房间“光线甚好,空气亦佳”,送来的晚餐简而不陋:一汤两菜,米饭、面食均备。
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即来到六国饭店看他。紧接着,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梅兰芳、梁思成夫妇等也前来拜访。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到访的还有沈钧儒、陶孟和、钱端升、马叙伦、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张元济小小的居所,俨然成为政界、学界名流轮番亮相的舞台,这些旧友新知,平日各自天南地北,本来就难得一见,再加之不少人理念各不相同,政见也大相径庭,相聚更是不易。而如今,这些南北名流却在北平小小的六国饭店中汇聚一堂,不由得不让张元济对新政权的鼓动能力刮目相看。
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并非出于共产党的一党之私,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他举例说,“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
相比于张元济的谨慎,素来与中共有交往的民主人士则活跃得多,郭沫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劝知识分子们早点放下包袱:“我们从事文化科学的人,向来是自高自大,这个包袱需要丢掉。如果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我们就说‘万般皆上品,唯有空口说白话的人什么也不高’”。
在政协筹备会开幕式上,这位诗人还激情澎湃地发言说,“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政协会议
张元济在与毛泽东会面之后,对新政权的了解日益加深,此后的发言果然积极很多。9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政协讨论会上,他明确反对采用西历:“至以现在为划时代,则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今年为三十八年。”
9月26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集座谈会,参加的数十人都是“长老”,讨论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周恩来说,有关议案屡经小组讨论,大致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似乎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周恩来自称受毛主席之命,特约各位长老到这里讨论。
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徐特立、周善培等都主张删,“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面对这些争论,张元济这位历经辛亥革命的老者显得非常平静,也发言赞成删去。而沈钧儒则补充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删去了括弧中的“中华民国”简称。
受张元济的带动,一些曾参与辛亥革命的老人发言也颇为踊跃。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表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而诸多老人此次专程前来参加政协会议,“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
《文汇报》主笔徐铸成以老记者的眼光记录下政协会场中的发言情况,“其中,以刘伯承、粟裕、傅作义、梁希的发言,最受欢迎。刘、粟代表二野、三野向大会保证,短期内肃清西南、华南残敌,解放台湾,完全统一。傅甫由绥远归来,他说,蒋最近还有电给傅,说傅今天的处境,仿佛当年他在‘西安事变’时,望勿以一念之差,后悔莫及。傅并报告绥远和平解放经过,全场热烈鼓掌。傅发言的最后,还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梁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以朴质之态度,表示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决心。”
共同纲领
从9月27日开始,政协会议开始讨论《共同纲领》等多个议案。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之前,他对《共同纲领》曾提出撤销“禁止肉刑”字样及增加“推广海运”的意见,被大会采用。但他提议仍用民国纪年则未被采纳。
当天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通过了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首都、国歌、国旗等决议。会议决定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名称,纪元用公元,国歌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
徐铸成特意在日记中感慨说“一九二八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二十一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随后几天,会议继续讨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及选举人民政府委员。张元济一开始就被列入到“全国政治委员会”(即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他请张难先代为辞去,但未获同意,最终还是当选委员。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候选名单分发下来之后,大会主席说同意的加“O”,否则加“×”。张元济又一次犯了憨直的脾气,认为“素不相知者,无同意不同意之可言,拟质诸主席”。坐在旁边的人,都劝阻他不要说话,“加‘O’为妥”,最后他还是遵从了大家的意见。
大会各项议程都进展顺利,但难免还是发生一些小插曲。民盟成员史良已被定为司法部长人选,但中央政府委员和政协委员两个名单中,都没有的她的名字,民盟还特意为此召开内部会议鸣不平。而山东大学教授丁西林,浙江大学竺可桢都被列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中,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彼等平时不谈唯物辩证法,有何资格当选”。
尽管历经一些小波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名单最后还是得以顺利通过。9月30日,乘检点中央人民政府选举票数的空当,大会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烈士碑,邀请全体代表前往参加奠基礼。等代表们回到怀仁堂,宣布投票结果,“掌声不绝”。“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
当日会议进行到很晚,张元济回到住处,“厨房已熄火矣”,他只好“以饼干充饥”。徐铸成在日记中记下了“宣布毛主席当选时,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天上午,徐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
开国大典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10月1日,张元济记道:“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遨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
“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不久,胡风就把这一天写入了他的《时间开始了》组诗《胜利颂》中,他以汉语中能找到的所有最美好的词汇歌颂毛泽东。
女记者杨刚看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在播音器中呼喊“同志们万岁”回答人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张元济这一天心情究竟如何,已经很难揣测。但他在一个多月后,11月26日,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也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晚上,他听到“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在临睡前,他摊开纸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信中,他历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劫难,希望毛泽东能“发愤为雄,力图自强……一雪此奇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