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中央决策浦东开发开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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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浦东开发开放走过了18个春秋。回顾18年浦东开发开放,我们看到历史性跨越的同时,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开放会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家战略?研究和把握中央开放浦东决策的大局思考,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提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从政治大局来看,决策浦东开发是展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形象,树立了一面旗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都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在我党历史上,也不乏确定了正确路线之后,由于种种偶发事件而改变方向的事例。国内政治风波及“苏东风波”后的中国,也面临重大抉择。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内和国际风波中站住了脚的原因时,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内风波和国际风波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岿然屹立。基于这样一种对大局的清醒判断,小平同志在1989年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他还明确提出:“关门可不行”,“要体现出大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要进一步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出来的。
  小平同志倡导的浦东开发,已经在政治层面由上海市的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上海市委、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战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基础,也为中央高层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契机。1990年的春节到了,上海市主要领导向在上海过春节的小平同志汇报:我们准备再打一场淮海战役,打过黄浦江东岸,开发浦东,再造一个上海。小平同志微笑着频频点头。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市委领导的汇报与小平同志决定“要做几件事”的心思不谋而合。春节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对政治局的领导曾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还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在此情况下,一系列紧凑的调研论证展开了,邹家华、姚依林同志先后带队来沪,然后是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决策,一项国家战略产生了: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奏响了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号角。
  由政治大局思考做出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党中央统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胸襟,也体现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勇气。如果说,80年代初开放沿海5个特区,主要是从多年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那么,90年代初,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则是从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制裁”、封锁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从怀疑改革开放的旗帜还能打多久的思想疑虑中解放出来;从能否由南方特区的开放扩大到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开放的信心不足中解放出来。对此,小平同志谈到:“上海开放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可以说,浦东的开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因此,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是在建设一个新“城”,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探索一条新“路”。这一重大举措足以证明中国把改革开放推进到新阶段的义无返顾的决心和信心,反映了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对国内外疑虑的有力回答。
  历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厚的政治智慧!在我党历史上不乏因偶发事件而打断历史进程的教训。比如,党的八大曾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此后的苏共二十大,毛泽东同志认为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再如庐山会议由反左向反右的转向,等等。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准确把握并驾驭政治大局,从而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成为事关中国政治大局的国家战略。
  其次,从经济大局来看,浦东开发不仅是启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杠杆,而且也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经济潜力。
  小平同志是从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浦东开发目标的。1990年3月,在宣布浦东开发前,小平同志在谈到国际形势与经济问题时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翻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因此,他要求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28日,小平同志亲自在上海锦江饭店,面对着浦东的地图和模型,部署并评说着: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正是按照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党的十四大作出决定: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从此,上海浦东担当了启动大局的“龙头”,浦东开发的立意得到了质的升华。
  如果说基于政治大局的考量使浦东开发应运而生,那么连续18年的迅猛发展,背后更有着丰裕的经济资源的支撑。这具体体现在浦东开发在经济大局上的三个独特机遇:
  一是黄浦江东岸存在着巨大的级差地租效应。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18年前的浦东基本上还沉湎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宁静之中,虽然与繁华的上海外滩、南京路仅一江之隔,但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落差。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只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开通后,经济势能如高山落石,表现为级差地租的经济能量和开发价值将会迅速迸发出来。事实证明,浦东开发18年社会总投入7500亿,但是2007年全口径税收就超过1500亿,有着很高的回报率。
  二是从区域位置来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邻近世界环球航线,拥有中国最大的港口群和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工农业总产值近一半的长江流域这样的最广阔腹地;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携黄金海岸中点与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的地利之便,产业基础好,市场腹地广阔,人员素质较高,可以两个扇面集聚国内外的资源,这使浦东开发具有以点带面的区域大开发龙头效应。
  三是从国际上看,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带来机遇,国际间经济和科技的较量日趋激烈也给我们带来挑战。从机遇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面临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形成全球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发达国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很多资本在找出路,跨国公司把眼光投向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投向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上海。从挑战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宏观上比拼国家的经济总量(GDP)和综合国力,在微观上比较企业实力和500强企业的数量,在中观上则较量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一个国家增长势头旺盛的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某些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人才、资金、商品、技术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创新功能,成为某些周边地区的“发展极”,必将带动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为了有效提高我国经济中观层面的竞争力,中国需要寻找一个能和国际中心城市对话的城市。作为中国金融、贸易、工业的发祥地和特大型城市的上海和有巨大的增长能级的上海浦东,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选为代表国家来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浦东开发开放则成为中国构建国际城市间对话的一个综合平台。
  总而言之,在经济大局的考量中,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敏锐地把握了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态势进一步显现、国际资本排浪式寻求新的投资空间的实际;同时,又准确地把握了上海近代城市化开发进程中存在的黄浦江两岸不对称发展、黄浦江以东广袤的农村化地区所具有的巨大开发空间的实际;此外,还宏观地把握了上海浦东处于通江达海的交汇点,可以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的两个扇面辐射空间的实际,从而使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获得强劲的经济支撑。
  第三,从时代大局来看,党中央决策浦东开发是要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下,构筑我国面向新世纪、面向世界的战略高地。
  对此,小平同志是十分急迫的。他多次要求上海与浦东的同志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的紧迫感,是由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下民族振兴的紧迫性产生的。纵览当今世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在谋划如何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抢占经济、科技、文化的制高点,为21世纪的发展和竞争取得相对有利的地位。这种时代的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大局,正是小平同志构思浦东开发的宏观背景。他说:“深圳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是面对着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小平同志要求浦东开发“面向世界”、“后来居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争得中国的应有位置。
  时代大局的紧迫感与时代的战略机遇是相伴而生的。如果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比喻浦东开发的决策背景,那么,时代主题及国际环境则是“天时”。浦东开发有了政治和经济大局的背景,还需要时代大局的保障,相当于赤壁之战的“东风”。如果没有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就不可能有浦东开发的战略决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小平同志通过对国际局势的观察,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在这一判断下,中国有可能迎来一个战略机遇期,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必须抓紧时间搞建设、搞开发。浦东开发开放就是党中央在这一时代大局判断下的战略决策。中央敢于集中优势资源放在沿海、放在浦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际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自从浦东开发开放这艘巨轮起航后,改革开放的大潮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从沿海到沿边沿江,从东部到中西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全方位打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
  (作者为中共上海浦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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