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样的共同体感乃是最可珍贵的资源。因为,市民共同体就是靠此凝聚的,这是城市通往优良治理的制度基础。只有这样具有自我治理能力的市民共同体,才能够成为城市的主人,让城市服务于自己
　　2010年11月15日14时,上海静安区余姚路胶州路教师公寓发生大火,目前已有58人遇难,另有数十人失踪。随着国务院火灾事故调查组的调查,这起特大火灾事故,已被定性为一起责任事故。在痛定思痛之际,人们有理由追究事故责任人。21日,火灾死难者的“头七”,大量民众自发来到事故所在楼前,表达自己的哀思。除上海市民外,还有一些民众专程从北京广州等地赶来。官方估计当天参加人数是10万人,有人估计是20万人。
　　人们如此大规模地自发聚集、悼念,乃是基于最为朴素的市民休戚与共之感,从这种情感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上海这个城市正在自我构建城市的生命与文明。
　　就在这场火灾之前,上海成功举办了史上最为宏大的世博会。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从世博会的规划、建筑和展览安排来看,各级政府官员、乃至于这个社会的多数精英,未必准确地理解了城市的性质及其基础。
　　在各个民族的文明史上,城市都是最为鲜艳的明珠。所以,过去十几年中,人们把现代化理解为城市化,这并没有错。但是,主导城市化过程的官员们普遍地从物质主义的角度理解城市。在他们眼里,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就是宽敞得令人乍舌的马路,就是辉煌的玻璃幕墙,就是让汽车快速通行的高架路。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城市观,各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上海借着世博会的机会,也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改造。上海也通过世博会,向全世界展示了城市现代化的成就。
　　城市当然需要建筑在必要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物质外壳只是城市的条件,而非城市的本质。从本质上说,城市首先是人的聚合体。如果说,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那生活的主体就是人。美好的城市必然首先是属于人、属于市民的城市。城市必须为人的幸福而生,城市为市民的幸福而规划、建造。如果城市纵横交错的快速道路蛮横地切割了城市固有的商业和文化脉络,如果高楼大厦建筑在文化的废墟之上,则这样的城市也就反客为主,物质压倒了人。在这样的城市,市民难以幸福,哪怕他们的货币收入非常高。
　　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如果要幸福,就不应当像麻袋中的土豆那样相互分离,更不该像挤在一起的刺猬那样相互伤害。市民的幸福来自于联合及联合基础上的共同生活。城市的构成性要素是市民共同体。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市民相互之间具有的某种情感和精神纽带,把大家联结在一起,每个人都具有程度不等的共同体感。这样的人才构成了社会,这样的城市才被赋予了生命,才有可能生产出文明。
　　当代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似乎也正在于市民共同体的缺乏。
　　这不是因为人们拒绝共同体生活。孟子早就揭示过人性天然的合群倾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们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的前提。不需要外部的驱动,人们只要具有斯密所说的“自然的自由”,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人们就会自然地形成市民共同体。
　　但在当代中国,很多制度妨碍人们养护、扩充恻隐之心,过共同体的生活。政府透过强大的权力对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这样的权力妨碍市民之间通过自愿的联合进行自我治理,而市民共同体,恰恰形成于市民们的自愿联合与自我治理实践中。
　　无法联合、自治的市民的心灵就转向内向,他们只关心自己。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往往只关心物质。物欲在人的心灵中开始居于支配地位。强大的物欲会遮蔽人的恻隐之心、合群倾向。城市日常生活的常规景象正是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冷漠似乎成为一种主流情感。越是大城市,这种情形越严重。
　　上海的大火灾,让沉浸于相互隔绝的、物质的生活的人们,经历了一次震惊。大家本来互不关心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一群人突然遭受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活生生的生命被大火残忍地吞噬。这样的震惊抖落了蒙蔽在每个人心头的物欲的灰尘,人心猛然敞露出来。恻隐之心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人们走到一起。人们与死难者并不相识,但苏醒过来的恻隐之心让人们的心灵相通。在这里,市民们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感觉,产生了共同体感。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样的共同体感乃是最可珍贵的资源,因为,市民共同体就是靠此凝聚的。这样的情感可以让人们消除过于强烈的戒心,彼此愿意交往,共同生活,尤其是共同参与处理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市民共同体乃是城市通往优良治理的制度基础。市民们只有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才有可能处理他们共同的事务。只有这样具有自我治理能力的市民共同体,才能够成为城市的主人,让城市服务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