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总统竞选过程中还是当选后，拜登不断重申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承诺在基础设施、汽车产业、交通运输、电力部门、家住住房、农业环境保护的一揽子投资计划，以创造更有弹性、可持续的和不可逆转的经济模式来抵御气候变化。拜登之所以将气候变化当作执政后着手处理的重要议题，背后一大动因在于，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政治传统的破坏是深刻而全方位的。拜登政府需要一个抓手来进行政治布局和政策规划，在重塑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再次树立美国在国际上的战略领导力。
　　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几年间保持了强硬的反气候协议措施，但共和党党内一部分人的言论已经有所缓和，两党在参议院就气候和环境问题逐渐展示出某些合作的迹象。2020年9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一项削减氢氟碳化合物（HFCs）使用的法案达成共识。作为曾六次当选参议员的老牌政客，拜登对于如何在两党间左右逢源，在政治对立相对温和的议题上促成朝野合作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
　　拜登已任命前国务卿克里担任气候大使，克里同时还将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这凸显了拜登政府对于气候问题的重视。应当看到，这其中的象征意义超过实际意义。气候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其是最好的“政治杠杆”。虽然拜登团队宣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计划，计划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但除了短期内计划增加联邦政府购买清洁能源车辆的订单和制定严格的燃油标准之外，其余大多是10年以上的中长期目标。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的那样，有鉴于《巴黎协定》下的自愿承诺与应对气候挑战相距甚远，达成气候政策的目标需要很长时间和一揽子后续政策，美国重回气候谈判更多蕴含的是政治正确的象征意义。
　　从外交视角而言，美国与盟国关系出现裂痕，美中关系和美俄关系都处于低点。拜登政府为了赢得有利于调和国内政治矛盾的国际环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更张，营造一个至少看上去更加趋向合作的国际氛围。不妨可以将气候大使视作拜登政府的“第二国务卿”。

　　可以预见，美国将会尽快重返《巴黎协定》，并借用这一多边平台积极开展活动，一方面实现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形象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在不引人注意且更加宽松的环境下展开对欧洲盟国和中俄的大国外交。拜登的气候政策除了带来中美两国重启合作和协商的可能前景之外，仍包含着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政策目标和含义。尽管不能期望拜登上台能为降到“冰点”的中美关系带来本质的改变，但中国仍应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契机提前布局，与拜登政府进行沟通，一方面以“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来切实推动碳减排、碳市场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话缓解美国的战略焦虑，避免重大战略误判。
　　通过《巴黎协定》这样的多边机制，中美可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治理议程，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做好溢出准备，以有利于将来把这种共识向诸如国际安全、国际贸易等领域推广，并昭示中国的发展对于全世界的繁荣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美可在进行有效管控分歧的同时推动务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