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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是一种心理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感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诸如年龄、性别等自身因素，通货膨胀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及人文环境、体制环境等环境因素。本研究从收入水平、医疗条件和服务、安全感等14个方面构建了幸福感指标体系，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展开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启示为：影响幸福感因素随着所处物质生活阶段不同而不同；当下非经济因素正成为提高居民幸福感关键。提高居民幸福感靠发展并正确引导人们对幸福的认知。本文同时建议，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服务型政治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及构建和谐的安全环境多方面提升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幸福感；影响因素；提升途径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3-0114-07
[收稿日期]2014-03-18
[作者简介]“居民幸福感研究”课题组成员：组长邓祖龙，执笔人刘凡、周丽琴、雷劲松、胡瑛、范荣。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系统“居民幸福感研究”（项目批准号2013A59）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各界对幸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许多研究部门、调查机构以及大众媒体纷纷按照各自的指标体系、计分方法来测算并发布幸福指数，幸福的感受与测量受到热捧。多项调查和研究表明，幸福并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个人的幸福感还受到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深入了解居民的幸福感，更准确地测度居民的幸福感受，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在现有的资源环境条件下，最大程度上提升居民幸福感，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幸福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幸福感的内涵和结构在心理学研究中，幸福感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幸福感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绪，积极的情感有喜悦、满足、快乐等，消极的情绪有痛苦、悲伤等；二是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的综合判断，它是衡量幸福感的有效指标，包括一般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
通过对幸福感研究相关成果梳理，我们认为幸福感是一个大概念，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幸福快乐及满意感，其可能会受个人年龄、性别、宗教等自身因素影响；二是心理幸福感，主要包括了自尊、乐观、精神健康等方面，受个人性格影响；三是社会幸福感，包括社会接纳、社会实现等，主要受社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根据幸福感的涵义，我们认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三大类：一是自身因素，如个人年龄、性别、种族、教育、婚姻状况、身心健康等；二是经济因素，如个人收入、就业情况、通货膨胀等；三是环境因素，如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等。[1]
第3期“居民幸福感研究”课题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一）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和身心健康。很多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很大关系，如老年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良好的健康，在控制健康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研究者发现四十岁时的幸福感最低。在性别方面，有学者发现，女性更容易表现消极情绪，但是女性也比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幸福，在总体水平上，女性和男性对幸福感的体验相当。[2]
教育对幸福的影响存在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良好的教育能够提高人们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从而可能生活得更幸福；另一方面，较高的教育会提高人们的抱负和期望，因此较容易产生对现实不满，从而降低幸福感。因此，教育对居民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健康状况。当人们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生活各个方面时，健康状况往往被放在首位，良好健康是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人们往往将自身的健康状况与那些健康状况更差的人比较，因而他们对自己的健康往往呈现乐观的态度。虽然至今还没有专家对人们整个生命周期中健康、幸福和金钱之间的替代和收入效应做出科学的测量和判断，但是，实践表明，人们在年轻时拼命赚钱对健康的损害会很大程度上抵消收入增多带来的幸福感上升。
婚姻状况。婚姻是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生活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如缓解生活压力，得到情感与经济支持等，从而产生幸福感。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婚姻状况与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因素
影响人们幸福感的经济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上看，经济当前的景气度以及未来前景的好坏，国家人均收入所处的水平、社会失业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影响着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判断，对经济的看好或担忧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以失业为例，大部分人认为失业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国内外很多研究证明，失业者的幸福感是最低的，远低于其他人群。有工作能在生活中定位，没有工作就会导致孤立，孤立的生活状态很难使人感到幸福。因此，我们应该更关注就业，政府应该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仅仅向失业人员提供救济。再如通货膨胀，有研究显示，通胀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幸福水平就会降低0.01个满意度单位。可见，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幸福感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货膨胀确实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不管它是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
从微观层面上，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业状况直接影响着个人幸福感的评价。我们认为个人收入水平是微观经济因素评价的主要手段，个人消费水平、就业状况通过个人收入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丹尼尔等人对美国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研究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有较好的正性情感，低收入者则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学者刑占军实证研究证明，当前收入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突出影响，中国发达和开放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较高。因此，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城市经济、增加收入仍然是提高广大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三）环境因素
影响幸福感水平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体制环境和文化因素等方面。
人文环境。反映一个人生活的和谐氛围，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和品位，主要包括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和归属感，提高自尊感和自信心。[2]工作环境主要是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内在环境是个人在工作中的感受、个人技能在工作中得到施展的成就感，外在环境是工作保障、工作条件、社会地位等。一方面工作内在环境有效地满足内在的需要，有助于人们幸福感提高，另一方面工作外在环境能够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提高幸福水平。如人们会觉得在高档写字楼办公会比在建筑工地上的蓝领要有更高的幸福感。人际关系来说，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拥有朋友、伙伴以及成为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等归属感会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得到朋友、邻里等支持并主动参与社会团体活动的个体经常体验到幸福感。社会支持是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重要体现。有研究表明，朋友、同事的支持及个人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增加个体的正向情绪，得到朋友、邻里等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能体验到幸福感。
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因素。社会发展对于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感，从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体制环境。国家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方面不完善会带来某种不稳定因素，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如城乡二元结构传统体制导致社会分化程度加大，贫富差距凸显，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据江苏常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在生活质量满意度、各项社会事业认可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人的价值观、期望目标、生活态度等。首先是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导向系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情绪体验与表达，进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水平。[2]其次是期望目标的影响。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当人们趋近并达到目标时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最后是生活态度的影响。一个拥有乐观开朗生活态度和性格的人，容易得到幸福感。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本质不同的价值观可能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情绪体验与表达，进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丹尼尔等人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他们依据个体判断幸福时的标准是诸如态度、信仰、情绪等的内在体验，还有诸如根据规范和别人期望等所表现的行为等外在过程，把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大类。他们研究发现，个人主义及自我中心者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他人中心者。而且，自我中心者较少受到他人知觉的影响，因而焦虑水平更低。[3]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证分析——以江西省景德镇市城镇居民为例（一）城镇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们将幸福设定为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两大类。主观幸福感由调查对象对自身幸福感受的评价直接打分，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加权平均得出。客观幸福感由衡量生活质量的一级和二级两个层次的指标组成，每个指标都赋予相应的权数值。一级指标为目标层，包括市民的物质生活幸福感、精神生活幸福感、社会生活幸福感和环境生活幸福感，组合成总体客观幸福指数。四个方面的生活幸福感又含有若干个具体指标构成指标层，作为计算幸福指数的基础指标。指标层的每项具体指标均有从1到5的五个具体选项，依次代表对幸福感受评价“很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被调查者需要从中作出选择，从而形成市民幸福指数测度量表。生活质量评价变量的度量值从0到100，度量值随着满意度的变化而变化，100为很满意，0为很不满意。幸福指数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主观幸福感测算，首先计算出被调查对象本人对幸福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值，然后加权平均全部调查对象对幸福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值，得出主观幸福指数。
客观幸福感的计算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计算出各具体指标的平均值，其次，运用加权平均法求出各目标层指标值，最后对目标层指标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客观幸福指数。
（二）实证分析
根据确定的城镇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景德镇市珠山、昌江两区中抽取500名社区居民开展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市民对自身物质、精神、社会、环境生活幸福感满意度的评价以及对提升幸福感的建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景德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为64.92，客观幸福值为62.38，两者数值基本接近，均处于基本幸福状态。根据调查对象对14个分项指标幸福满意度的选择，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测算显示，被调查对象总体客观幸福感的满意率为77.10%，其中感觉很幸福和幸福的调查对象分别占7.84%和42.25%，感觉基本幸福的占27.01%，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分别占15.12%和5.76%。
1.不同层级指标的幸福感差异。从一级指标（目标层指标）看：精神生活幸福感排第一位；在组成总体客观幸福指数的四大项指标中，精神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20.23，得分率为69.76%。其次是环境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8.06，得分率为67.17%；社会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10.94，得分率排第3位，为60.78%；物质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23.15，得分率为56.46%，排末位，主要原因是其包含的收入水平、教育状况、医疗条件和服务等具体指标得分率低，多数都在60%以下。
从二级指标（指标层指标）看：家庭关系、身体状况和安全感的幸福指数得分率列前三甲，分别为80.97%、70.88%和69.26%。得分率最低的三个项目分别是：收入水平50.88%，交通状况51.72%，医疗条件和服务55.24%。（详见下表）景德镇市城镇居民总体客观幸福指数
一级指标
（目标层）二级指标
（指标层）指数分值
（分）得分率（%）名次满意率（%）名次一、物质生活幸福感收入水平6.1150.881458.8714医疗条件和服务4.4255.241270.1610教育状况4.0858.281067.3711住房条件5.4367.74579.836交通状况3.1151.721359.2413二、精神生活幸福感身体状况7.1070.88291.933家庭关系6.4880.97195.161事业发展3.7161.69788.714业余生活2.9458.63973.399三、社会生活幸福感就业状况3.8955.481163.712人际关系3.4067.90493.552权力保障3.6560.73879.687四、环境生活幸福感居住环境3.2063.88675.038安全感4.8669.26382.765 2.调查对象的幸福感受因自身因素不同而有差异。从性别看，女性幸福感略高于男性。女性客观幸福指数为62.88，幸福满意率为77.83%，略高于男性61.73和76.16%的水平。主要原因：一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二是女性多忙于家务，对收入和事业的期望值较男性低。从年龄看，次老年组（56-65岁）幸福感最高。次老年组幸福指数为75.91，高于其他组56.79—63.47的水平，这与该年龄组不少人身体尚可，又办理了退休，可以领取养老金，在事业上的期望值不高，子女多已成家立业有较大关系。从所从事的职业看，军人、个体经营者、事业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幸福感高。由于工作和收入稳定、待遇好，军人、事业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幸福指数分别为75.27、67.02和66.38，排在前一、三、四名；个体经营者对家庭关系、基本权利保障、医疗条件和服务、安全感等幸福满意率高，幸福指数达68.86，高于事业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水平，名列第二。退休和企业工作人员幸福指数分别为59.39和58.46，列第五、六位。下岗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最低，分别为57.05和57.22，主要原因均是受到收入水平、医疗条件和服务、就业状况、业余生活、基本权利保障幸福指数低的影响。除此之外，外来务工人员还受到住房条件差的影响。从收入看，中高收入群体幸福感较高。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5000元月收入组的幸福指数分别为63.25、65.70和62.42；1000元及以下和5000—7000元月收入组分别为53.14和60.51。究其原因，最低收入组主要是收入水平的幸福指数低，仅为31.85，对收入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高达65.75%；最高收入组对医疗条件和服务、交通和教育状况、业余生活、身体状况等5个方面的不满意率达33%—66.67%，幸福指数得分率仅为35.84%—56.66%，从而导致最高和最低收入两组的幸福指数均低于中间收入三个组的水平。从文化程度看，幸福感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升。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越高，客观幸福感就越高，反之则低。初中及以下组幸福指数为57.67，高中或中专、大专和本科组分别在60.29—65.98之间，本科以上组为74.17，与初中及以下组的比例为1：0.78（以本科以上组为1），两者差率达22%。
3.“融洽的家庭关系”为影响幸福感的首因
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认为哪些因素最有可能提升您的幸福感”，有12项指标选择。结果表明，把“融洽的家庭关系”摆在首要位置的人占62.1%；选择“丰厚的收入”和“稳定的社会局势”最有可能提升自身幸福感的人，分列第二、三位，分别占59.68%和53.23%；而选择“丰富的业余生活”、“能实现自我价值”和“足够的休闲时间”的人数仅在10.48%至12.9%之间，列后3名。
4.结论
从以上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对幸福感的认知和感受，受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影响，相应的评价也需要更加科学和严谨。
（1）影响幸福感因素随着所处物质生活阶段不同而不同。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程度的持续提升，物质生活与幸福感的正相关性逐渐减弱，而非物质因素，如家庭情况、个人身心健康、社会认同感等对幸福感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会随着所处物质生活阶段不同而不同。
（2）非经济因素已成为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关键。从这些调查结果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百姓对幸福感追求不仅仅是对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更多地是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人们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软性因素，如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工作满意、社会公平、居住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为此，提升居民幸福感要更多关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软性因素。
（3）提高居民幸福感仍必须靠发展。从调查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居民幸福感普遍高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家庭收入高，居民幸福感也相对较高，城市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所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仍需靠发展，发展经济为提高居民幸福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正确引导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幸福感作为主观感受，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影响，特别是内在认知和感受。所以，要提升幸福感，除了要积极改善外部客观条件，还要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通过正确引导提高人们对幸福的认知，通过各种实践经历增加人们对幸福的体验。四、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途径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发展成果应该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现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其他各种自然、社会因素对人们幸福感产生的强烈影响，从生态、政治、社会、安全等等方面制定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一）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居民幸福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改善卫生状况，提高空气、饮用水质量；要围绕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创造更加宜居的环境。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政治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服务型政府。[4]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4]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要进一步扩大对符合民生需求的公共支出，要围绕教育、医疗、消费等重大民生领域，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不断优化医保服务，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领导服务能力，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行政行为公正规范，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伸张，百姓生活质量就更有保障。 在改善干部作风，提高工作推进能力中提升居民幸福感。干部作风建设是与百姓幸福感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干部应站在群众立场上，改善工作作风，改进方式方法，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需求，千方百计及时解决群众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谦虚面对群众意见，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生活作风和高尚的生活情趣，以优良的形象和踏实的工作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4]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4]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4]及时排解安全隐患、化解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建设令群众认可的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加快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努力缓解城乡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让全体人民更均衡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四）构建和谐的安全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4]提高食品安全满意度，针对当前对食品和药品安全感满意度较低的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大监管工作力度，逐步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确保人民身心健康，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于影响到居民安全感的因素，如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应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居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1]刘凡.漫谈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A].无处不在的统计（二）[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李素君.影响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J].实践与探索，2012（5）.
[3]陈有真等.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6）.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5.
[关键词]幸福感；影响因素；提升途径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3-0114-07
[收稿日期]2014-03-18
[作者简介]“居民幸福感研究”课题组成员：组长邓祖龙，执笔人刘凡、周丽琴、雷劲松、胡瑛、范荣。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系统“居民幸福感研究”（项目批准号2013A59）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各界对幸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许多研究部门、调查机构以及大众媒体纷纷按照各自的指标体系、计分方法来测算并发布幸福指数，幸福的感受与测量受到热捧。多项调查和研究表明，幸福并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个人的幸福感还受到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深入了解居民的幸福感，更准确地测度居民的幸福感受，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在现有的资源环境条件下，最大程度上提升居民幸福感，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幸福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幸福感的内涵和结构在心理学研究中，幸福感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幸福感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绪，积极的情感有喜悦、满足、快乐等，消极的情绪有痛苦、悲伤等；二是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的综合判断，它是衡量幸福感的有效指标，包括一般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
通过对幸福感研究相关成果梳理，我们认为幸福感是一个大概念，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幸福快乐及满意感，其可能会受个人年龄、性别、宗教等自身因素影响；二是心理幸福感，主要包括了自尊、乐观、精神健康等方面，受个人性格影响；三是社会幸福感，包括社会接纳、社会实现等，主要受社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根据幸福感的涵义，我们认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三大类：一是自身因素，如个人年龄、性别、种族、教育、婚姻状况、身心健康等；二是经济因素，如个人收入、就业情况、通货膨胀等；三是环境因素，如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等。[1]
第3期“居民幸福感研究”课题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一）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和身心健康。很多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很大关系，如老年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良好的健康，在控制健康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研究者发现四十岁时的幸福感最低。在性别方面，有学者发现，女性更容易表现消极情绪，但是女性也比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幸福，在总体水平上，女性和男性对幸福感的体验相当。[2]
教育对幸福的影响存在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良好的教育能够提高人们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从而可能生活得更幸福；另一方面，较高的教育会提高人们的抱负和期望，因此较容易产生对现实不满，从而降低幸福感。因此，教育对居民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健康状况。当人们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生活各个方面时，健康状况往往被放在首位，良好健康是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人们往往将自身的健康状况与那些健康状况更差的人比较，因而他们对自己的健康往往呈现乐观的态度。虽然至今还没有专家对人们整个生命周期中健康、幸福和金钱之间的替代和收入效应做出科学的测量和判断，但是，实践表明，人们在年轻时拼命赚钱对健康的损害会很大程度上抵消收入增多带来的幸福感上升。
婚姻状况。婚姻是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生活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如缓解生活压力，得到情感与经济支持等，从而产生幸福感。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婚姻状况与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因素
影响人们幸福感的经济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上看，经济当前的景气度以及未来前景的好坏，国家人均收入所处的水平、社会失业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影响着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判断，对经济的看好或担忧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以失业为例，大部分人认为失业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国内外很多研究证明，失业者的幸福感是最低的，远低于其他人群。有工作能在生活中定位，没有工作就会导致孤立，孤立的生活状态很难使人感到幸福。因此，我们应该更关注就业，政府应该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仅仅向失业人员提供救济。再如通货膨胀，有研究显示，通胀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幸福水平就会降低0.01个满意度单位。可见，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幸福感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货膨胀确实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不管它是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
从微观层面上，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业状况直接影响着个人幸福感的评价。我们认为个人收入水平是微观经济因素评价的主要手段，个人消费水平、就业状况通过个人收入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丹尼尔等人对美国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研究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有较好的正性情感，低收入者则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学者刑占军实证研究证明，当前收入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突出影响，中国发达和开放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较高。因此，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城市经济、增加收入仍然是提高广大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三）环境因素
影响幸福感水平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体制环境和文化因素等方面。
人文环境。反映一个人生活的和谐氛围，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和品位，主要包括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和归属感，提高自尊感和自信心。[2]工作环境主要是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内在环境是个人在工作中的感受、个人技能在工作中得到施展的成就感，外在环境是工作保障、工作条件、社会地位等。一方面工作内在环境有效地满足内在的需要，有助于人们幸福感提高，另一方面工作外在环境能够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提高幸福水平。如人们会觉得在高档写字楼办公会比在建筑工地上的蓝领要有更高的幸福感。人际关系来说，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拥有朋友、伙伴以及成为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等归属感会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得到朋友、邻里等支持并主动参与社会团体活动的个体经常体验到幸福感。社会支持是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重要体现。有研究表明，朋友、同事的支持及个人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增加个体的正向情绪，得到朋友、邻里等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能体验到幸福感。
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因素。社会发展对于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感，从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体制环境。国家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方面不完善会带来某种不稳定因素，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如城乡二元结构传统体制导致社会分化程度加大，贫富差距凸显，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据江苏常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在生活质量满意度、各项社会事业认可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人的价值观、期望目标、生活态度等。首先是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导向系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情绪体验与表达，进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水平。[2]其次是期望目标的影响。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当人们趋近并达到目标时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最后是生活态度的影响。一个拥有乐观开朗生活态度和性格的人，容易得到幸福感。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本质不同的价值观可能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情绪体验与表达，进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丹尼尔等人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他们依据个体判断幸福时的标准是诸如态度、信仰、情绪等的内在体验，还有诸如根据规范和别人期望等所表现的行为等外在过程，把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大类。他们研究发现，个人主义及自我中心者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他人中心者。而且，自我中心者较少受到他人知觉的影响，因而焦虑水平更低。[3]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证分析——以江西省景德镇市城镇居民为例（一）城镇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们将幸福设定为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两大类。主观幸福感由调查对象对自身幸福感受的评价直接打分，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加权平均得出。客观幸福感由衡量生活质量的一级和二级两个层次的指标组成，每个指标都赋予相应的权数值。一级指标为目标层，包括市民的物质生活幸福感、精神生活幸福感、社会生活幸福感和环境生活幸福感，组合成总体客观幸福指数。四个方面的生活幸福感又含有若干个具体指标构成指标层，作为计算幸福指数的基础指标。指标层的每项具体指标均有从1到5的五个具体选项，依次代表对幸福感受评价“很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被调查者需要从中作出选择，从而形成市民幸福指数测度量表。生活质量评价变量的度量值从0到100，度量值随着满意度的变化而变化，100为很满意，0为很不满意。幸福指数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主观幸福感测算，首先计算出被调查对象本人对幸福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值，然后加权平均全部调查对象对幸福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值，得出主观幸福指数。
客观幸福感的计算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计算出各具体指标的平均值，其次，运用加权平均法求出各目标层指标值，最后对目标层指标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客观幸福指数。
（二）实证分析
根据确定的城镇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景德镇市珠山、昌江两区中抽取500名社区居民开展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市民对自身物质、精神、社会、环境生活幸福感满意度的评价以及对提升幸福感的建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景德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为64.92，客观幸福值为62.38，两者数值基本接近，均处于基本幸福状态。根据调查对象对14个分项指标幸福满意度的选择，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测算显示，被调查对象总体客观幸福感的满意率为77.10%，其中感觉很幸福和幸福的调查对象分别占7.84%和42.25%，感觉基本幸福的占27.01%，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分别占15.12%和5.76%。
1.不同层级指标的幸福感差异。从一级指标（目标层指标）看：精神生活幸福感排第一位；在组成总体客观幸福指数的四大项指标中，精神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20.23，得分率为69.76%。其次是环境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8.06，得分率为67.17%；社会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10.94，得分率排第3位，为60.78%；物质生活幸福感指数分值为23.15，得分率为56.46%，排末位，主要原因是其包含的收入水平、教育状况、医疗条件和服务等具体指标得分率低，多数都在60%以下。
从二级指标（指标层指标）看：家庭关系、身体状况和安全感的幸福指数得分率列前三甲，分别为80.97%、70.88%和69.26%。得分率最低的三个项目分别是：收入水平50.88%，交通状况51.72%，医疗条件和服务55.24%。（详见下表）景德镇市城镇居民总体客观幸福指数
一级指标
（目标层）二级指标
（指标层）指数分值
（分）得分率（%）名次满意率（%）名次一、物质生活幸福感收入水平6.1150.881458.8714医疗条件和服务4.4255.241270.1610教育状况4.0858.281067.3711住房条件5.4367.74579.836交通状况3.1151.721359.2413二、精神生活幸福感身体状况7.1070.88291.933家庭关系6.4880.97195.161事业发展3.7161.69788.714业余生活2.9458.63973.399三、社会生活幸福感就业状况3.8955.481163.712人际关系3.4067.90493.552权力保障3.6560.73879.687四、环境生活幸福感居住环境3.2063.88675.038安全感4.8669.26382.765 2.调查对象的幸福感受因自身因素不同而有差异。从性别看，女性幸福感略高于男性。女性客观幸福指数为62.88，幸福满意率为77.83%，略高于男性61.73和76.16%的水平。主要原因：一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二是女性多忙于家务，对收入和事业的期望值较男性低。从年龄看，次老年组（56-65岁）幸福感最高。次老年组幸福指数为75.91，高于其他组56.79—63.47的水平，这与该年龄组不少人身体尚可，又办理了退休，可以领取养老金，在事业上的期望值不高，子女多已成家立业有较大关系。从所从事的职业看，军人、个体经营者、事业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幸福感高。由于工作和收入稳定、待遇好，军人、事业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幸福指数分别为75.27、67.02和66.38，排在前一、三、四名；个体经营者对家庭关系、基本权利保障、医疗条件和服务、安全感等幸福满意率高，幸福指数达68.86，高于事业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水平，名列第二。退休和企业工作人员幸福指数分别为59.39和58.46，列第五、六位。下岗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最低，分别为57.05和57.22，主要原因均是受到收入水平、医疗条件和服务、就业状况、业余生活、基本权利保障幸福指数低的影响。除此之外，外来务工人员还受到住房条件差的影响。从收入看，中高收入群体幸福感较高。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5000元月收入组的幸福指数分别为63.25、65.70和62.42；1000元及以下和5000—7000元月收入组分别为53.14和60.51。究其原因，最低收入组主要是收入水平的幸福指数低，仅为31.85，对收入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高达65.75%；最高收入组对医疗条件和服务、交通和教育状况、业余生活、身体状况等5个方面的不满意率达33%—66.67%，幸福指数得分率仅为35.84%—56.66%，从而导致最高和最低收入两组的幸福指数均低于中间收入三个组的水平。从文化程度看，幸福感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升。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越高，客观幸福感就越高，反之则低。初中及以下组幸福指数为57.67，高中或中专、大专和本科组分别在60.29—65.98之间，本科以上组为74.17，与初中及以下组的比例为1：0.78（以本科以上组为1），两者差率达22%。
3.“融洽的家庭关系”为影响幸福感的首因
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认为哪些因素最有可能提升您的幸福感”，有12项指标选择。结果表明，把“融洽的家庭关系”摆在首要位置的人占62.1%；选择“丰厚的收入”和“稳定的社会局势”最有可能提升自身幸福感的人，分列第二、三位，分别占59.68%和53.23%；而选择“丰富的业余生活”、“能实现自我价值”和“足够的休闲时间”的人数仅在10.48%至12.9%之间，列后3名。
4.结论
从以上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对幸福感的认知和感受，受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影响，相应的评价也需要更加科学和严谨。
（1）影响幸福感因素随着所处物质生活阶段不同而不同。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程度的持续提升，物质生活与幸福感的正相关性逐渐减弱，而非物质因素，如家庭情况、个人身心健康、社会认同感等对幸福感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会随着所处物质生活阶段不同而不同。
（2）非经济因素已成为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关键。从这些调查结果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百姓对幸福感追求不仅仅是对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更多地是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人们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软性因素，如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工作满意、社会公平、居住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为此，提升居民幸福感要更多关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软性因素。
（3）提高居民幸福感仍必须靠发展。从调查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居民幸福感普遍高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家庭收入高，居民幸福感也相对较高，城市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所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仍需靠发展，发展经济为提高居民幸福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正确引导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幸福感作为主观感受，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影响，特别是内在认知和感受。所以，要提升幸福感，除了要积极改善外部客观条件，还要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通过正确引导提高人们对幸福的认知，通过各种实践经历增加人们对幸福的体验。四、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途径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发展成果应该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现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其他各种自然、社会因素对人们幸福感产生的强烈影响，从生态、政治、社会、安全等等方面制定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一）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居民幸福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改善卫生状况，提高空气、饮用水质量；要围绕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创造更加宜居的环境。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政治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服务型政府。[4]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4]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要进一步扩大对符合民生需求的公共支出，要围绕教育、医疗、消费等重大民生领域，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不断优化医保服务，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领导服务能力，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行政行为公正规范，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伸张，百姓生活质量就更有保障。 在改善干部作风，提高工作推进能力中提升居民幸福感。干部作风建设是与百姓幸福感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干部应站在群众立场上，改善工作作风，改进方式方法，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需求，千方百计及时解决群众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谦虚面对群众意见，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生活作风和高尚的生活情趣，以优良的形象和踏实的工作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4]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4]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4]及时排解安全隐患、化解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建设令群众认可的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加快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努力缓解城乡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让全体人民更均衡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四）构建和谐的安全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4]提高食品安全满意度，针对当前对食品和药品安全感满意度较低的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大监管工作力度，逐步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确保人民身心健康，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于影响到居民安全感的因素，如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应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居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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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