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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行政价值观是海洋管理实践活动的先导。我国历代海洋管理活动是不同历史阶段政府海洋行政价值观的有力体现，对我国海洋行政价值观进行剖析是我国海洋行政管理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锲入点。本文正是着眼于此，在概述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基础上，分别对自然经济形态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的南海行政价值观进行探索与总结，以期对我国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为我国实施新的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认知和思想武器。
【关键词】南海 海洋行政价值观 发展 演变
海洋行政价值观是海洋行政实践活动的先导。海洋行政价值观凝练出国家开展海洋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取向，它影响并塑造着政府海洋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影响着政府海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历代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不同历史阶段政府海洋行政观念的有力体现。通过对自然经济形态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的南海行政价值观探索与总结，把握我国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我国海洋事务的新发展，为我国实施新的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认知和思想武器。
一、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人本观和“为君”的民本观。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在大自然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应该处于管理系统的中心地位，以人本观为基础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要求在海洋行政管理实践活动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努力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建立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关系，因此，它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思想。同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行政价值观最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并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统治阶级认为关键要做到“以民为本”因此，南海行政价值观念中包含着明显的“民为邦本”、“保民而王”的民本观。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还衍生出一套行政价值体系，具体包括：
1.“保境安民”的目的子系统。从秦汉在南海设郡到隋唐南海地区的“开放发展”，再到明清的“闭关锁国”，自然经济下的统治阶级无不把南海地区和平安定当做地区行政管理活动的根本目的。
2.“重陆轻海”的规则子系统。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毕竟起源于内陆，大陆与海洋中的内洋尚且存在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外洋基本被认作是一个外部世界，这种地理观使我们的祖先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海洋价值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在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中占据了主导。
3.“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手段子系统。自然经济形态下海洋行政价值观念中带有浓重的“大陆性”，历朝历代的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也主要局限在沿海地方建置、渔盐业管理、海上贸易管理、海洋人群管理以及海洋军事活动等。
（二）南海建置与贸易管理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中国南海地区行政管理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强大政治基础。随着自汉朝以来远航事业的发展壮大，这一时期的繁荣强盛也吸引了周边国家假道南海进入中国学习，由此促进了南海地区商业贸易、航运、宗教、政治外交等活动的繁荣发展。宋元继承了隋唐的开放政策，宋政府为了适应南海新的发展局势，设立了管辖海南岛，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琼管安抚司。元代制定了全国统一且系统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加强对进出口商船和商品管理、征税制度，在这一政策规范下，南海地区贸易空前繁荣。而当世界地理大发现后，面對海上日益增多的挑战，明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受侵扰，宣布实施海禁，强令军民遵守。明政府在贯彻执行海禁之时，继续实行“朝贡贸易”和“市舶司”管理制度，对海外贸易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清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和后来的迁海政策使中国南海地区还上贸易遭到沉重打击，海洋管理活动也深受影响。
（三）评价
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古代行政价值观的目的、手段与规则子系统在各个层面显示出不同的价值追求，其最终的价值使命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其政权的稳固。同时，自然经济形态下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奠定了中国行政价值观的“人本”基调，这一行政价值观有很多方面为后世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行政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同时，“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想在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内部根深蒂固，漠视海洋的存在，海洋观念很难被纳入统治者的视野，也不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除此之外，大陆性文化影响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运用传统农业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的土地管理方式管理海洋资源，造成了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也导致了工业时代近代海洋事業的衰落。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冲击，近代南海地区面临空前复杂的形式。面对复杂特殊的政治局面与历史环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中仍旧继承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人本观”和“为君”的民本观，但其衍生行政价值体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具体包括：
1.“安内而自强，自强而御辱”的目的子系统。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不少内容就是针对我国南海地区的。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也给统治者对南海地区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2.“中体西用”的规则子系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无论是清末的顽固派还是洋务派，以及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在南海行政管理活动中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3.“反帝反侵略”的手段子系统。伴随着南海周边地区殖民化，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是一种被动型的改变，其中也显现出强烈的反帝侵略斗争特点。
（二）孙中山海洋思想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作为中国南海海权思想的第一人，他从历史视野出发，总结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奋力抗争、保卫海权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借助西方成熟的海权思想维护中国海权，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与海军建设的构想。孙中山的海洋思想主要包括： 1.恢复中华海权。孙中山认为受传统“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海权意识十分匮乏，这就使得我们“有海无防”，从而招致历次海战的失利。他认为，无海权国家就无独立，更说不上兴盛，因此，大力提倡和捍卫中国海权是非常重要的。
2.建设强大海军。孙中山认为海上军事力量是国家海权的支柱与基石，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及其落后的局面，孙中山明确提出从培养海人才、建造军舰、建设军港入手建立一只强大的海军。
3.开发利用海洋。孙中山看到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的国家，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如果能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中华民族就可以以海兴国，造福人民。为此，他提出建设近代化海港、大力发展海运业、积极兴建造船厂、注意海洋资源的开发等措施。
（三）评价
这一时期的海洋行政价值观较之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体现出很多进步的因子，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打破了旧的“闭关自守”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在传统行政理念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开拓了中国统治者的视野，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逐步国际化的开端。同时，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海军力量与海洋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海权意识，顺应世界海洋发展潮流，为日后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晚清当局力求通过“西学”和洋务运动等方法加强对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仍是一种“为君”的民本观的反映。當面临“内忧外患”时，清政府以“安内”“联外”为手段，不惜“卖国”，其行政价值观中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滞后性，更显现出强烈的反动性、妥协性和隐蔽性。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发展，以及我们对海洋观念的深入理解，海洋行政价值观念也随之不断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海洋行政价值观在继承传统海洋价值观中将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本观”的同时显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念，因此，新时期南海海洋行政价以值观是一种从国家海洋战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的新型海洋行政价值观。具体包括：
1.从“近岸防御”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的子系统。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海防建设、海上防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都是以我国海洋现实为基础的战略选择。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规则子系统。面对海洋日益增多的摩擦与争端，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行政价值观念成为了解决国家间海洋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避免地区冲突的重要战略思想。
3.“建设强大海军”的手段子系统。为巩固政权并促进海洋事业发展，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是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必不可少的部分，建国以来，海军建设一直是践行海洋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与保障。
（二）海防思想与海洋战略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面对美国的武装挑衅与台湾的反攻叫嚣，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近岸防御”的海防思想，他认识到海军是一种“反封锁，反霸权”的重要国家实力，明确提出“一定要建设强大海军”的海军建设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国与国间的海权斗争日加激烈，我国的海洋安全危险也不断加深，据此，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时期的“近海防御”战略，并提出了建设以“精干”、“顶用”为标准的新型海军。同时，他还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原则的处理海上争端的战略途径。创造性地将国防战略思想运用于海洋，提出了崭新的海洋战略。随着海洋资源的的新发现，国际社会再次聚焦海洋，面对波谲云诡的海洋局势，江泽民为提出“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的重要理念和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同时还倡导建立海上合作安全发展的新模式，打破“零和”关系的局限，以”互助互信，共谋发展”的理念处理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问题、新形势，提出了建设“海洋大国”、“和谐海洋”和“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既与历代领导人的中国特色海洋观的理论一脉相承，又在实践上把中国特色海洋观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新时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际，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海洋发展新战略，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为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三）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海洋行政价值观也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逐步从传统的海洋观过度到新的海洋价值观，海洋行政价值观中的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海洋权益观不断加深，从而适应了“海洋时代”对我国提出的新要求。同时，历届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国际局势与环境采取的不同的海洋发展战略为我国周边海域的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方针，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海洋权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有利条件。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变革与发展也为海洋行政价值观念的新突破和海洋行政价值观念的再创新提供了宝贵借鉴，对新形势下维护面对新的海洋问题，维护我国海洋安全，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较之于传统的海洋强国，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其海洋發展战略的规划与海洋基本法律的出台都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由于我国海洋实践活动与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以及行政价值观发展的脱节，使得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研究中以海洋国防战略研究为主，海洋行政管理内部的体制机制研究及其运作与监督研究还相对滞后，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行政价值观中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还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四、结语
伴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我国海洋资源价值观的重新发展以及中国海洋事物尤其是海洋行政价值观中国家海洋战略层面的优化设计，使得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研究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国家海洋行政管理事业的成败，取决于政府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否，而政府海洋管理体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思想与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与创新。然而，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却远滞后于海洋管理活动，新阶段下，海洋行政管理和海洋行政价值观研究都需要不断更新进化，从而更好地适应海洋事务的新发展，为我国实施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认知和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孙立新，赵光强.中国海洋观的历史变迁[J].理论学刊，2012，（1）：92-96.
[2]王琪.海洋行政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1.
[3]戴胜德.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M].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符振峰（1990-），男，陕西宝鸡人，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海洋管理与政策。
【关键词】南海 海洋行政价值观 发展 演变
海洋行政价值观是海洋行政实践活动的先导。海洋行政价值观凝练出国家开展海洋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取向，它影响并塑造着政府海洋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影响着政府海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历代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不同历史阶段政府海洋行政观念的有力体现。通过对自然经济形态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的南海行政价值观探索与总结，把握我国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我国海洋事务的新发展，为我国实施新的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认知和思想武器。
一、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人本观和“为君”的民本观。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在大自然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应该处于管理系统的中心地位，以人本观为基础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要求在海洋行政管理实践活动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努力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建立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关系，因此，它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思想。同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行政价值观最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并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统治阶级认为关键要做到“以民为本”因此，南海行政价值观念中包含着明显的“民为邦本”、“保民而王”的民本观。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还衍生出一套行政价值体系，具体包括：
1.“保境安民”的目的子系统。从秦汉在南海设郡到隋唐南海地区的“开放发展”，再到明清的“闭关锁国”，自然经济下的统治阶级无不把南海地区和平安定当做地区行政管理活动的根本目的。
2.“重陆轻海”的规则子系统。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毕竟起源于内陆，大陆与海洋中的内洋尚且存在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外洋基本被认作是一个外部世界，这种地理观使我们的祖先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海洋价值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在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中占据了主导。
3.“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手段子系统。自然经济形态下海洋行政价值观念中带有浓重的“大陆性”，历朝历代的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也主要局限在沿海地方建置、渔盐业管理、海上贸易管理、海洋人群管理以及海洋军事活动等。
（二）南海建置与贸易管理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中国南海地区行政管理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强大政治基础。随着自汉朝以来远航事业的发展壮大，这一时期的繁荣强盛也吸引了周边国家假道南海进入中国学习，由此促进了南海地区商业贸易、航运、宗教、政治外交等活动的繁荣发展。宋元继承了隋唐的开放政策，宋政府为了适应南海新的发展局势，设立了管辖海南岛，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琼管安抚司。元代制定了全国统一且系统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加强对进出口商船和商品管理、征税制度，在这一政策规范下，南海地区贸易空前繁荣。而当世界地理大发现后，面對海上日益增多的挑战，明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受侵扰，宣布实施海禁，强令军民遵守。明政府在贯彻执行海禁之时，继续实行“朝贡贸易”和“市舶司”管理制度，对海外贸易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清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和后来的迁海政策使中国南海地区还上贸易遭到沉重打击，海洋管理活动也深受影响。
（三）评价
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古代行政价值观的目的、手段与规则子系统在各个层面显示出不同的价值追求，其最终的价值使命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其政权的稳固。同时，自然经济形态下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奠定了中国行政价值观的“人本”基调，这一行政价值观有很多方面为后世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行政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同时，“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想在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内部根深蒂固，漠视海洋的存在，海洋观念很难被纳入统治者的视野，也不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除此之外，大陆性文化影响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运用传统农业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的土地管理方式管理海洋资源，造成了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也导致了工业时代近代海洋事業的衰落。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冲击，近代南海地区面临空前复杂的形式。面对复杂特殊的政治局面与历史环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中仍旧继承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人本观”和“为君”的民本观，但其衍生行政价值体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具体包括：
1.“安内而自强，自强而御辱”的目的子系统。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不少内容就是针对我国南海地区的。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也给统治者对南海地区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2.“中体西用”的规则子系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无论是清末的顽固派还是洋务派，以及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在南海行政管理活动中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3.“反帝反侵略”的手段子系统。伴随着南海周边地区殖民化，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是一种被动型的改变，其中也显现出强烈的反帝侵略斗争特点。
（二）孙中山海洋思想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作为中国南海海权思想的第一人，他从历史视野出发，总结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奋力抗争、保卫海权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借助西方成熟的海权思想维护中国海权，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与海军建设的构想。孙中山的海洋思想主要包括： 1.恢复中华海权。孙中山认为受传统“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海权意识十分匮乏，这就使得我们“有海无防”，从而招致历次海战的失利。他认为，无海权国家就无独立，更说不上兴盛，因此，大力提倡和捍卫中国海权是非常重要的。
2.建设强大海军。孙中山认为海上军事力量是国家海权的支柱与基石，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及其落后的局面，孙中山明确提出从培养海人才、建造军舰、建设军港入手建立一只强大的海军。
3.开发利用海洋。孙中山看到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的国家，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如果能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中华民族就可以以海兴国，造福人民。为此，他提出建设近代化海港、大力发展海运业、积极兴建造船厂、注意海洋资源的开发等措施。
（三）评价
这一时期的海洋行政价值观较之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体现出很多进步的因子，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打破了旧的“闭关自守”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在传统行政理念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开拓了中国统治者的视野，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逐步国际化的开端。同时，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海军力量与海洋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海权意识，顺应世界海洋发展潮流，为日后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晚清当局力求通过“西学”和洋务运动等方法加强对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仍是一种“为君”的民本观的反映。當面临“内忧外患”时，清政府以“安内”“联外”为手段，不惜“卖国”，其行政价值观中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滞后性，更显现出强烈的反动性、妥协性和隐蔽性。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发展，以及我们对海洋观念的深入理解，海洋行政价值观念也随之不断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海洋行政价值观在继承传统海洋价值观中将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本观”的同时显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念，因此，新时期南海海洋行政价以值观是一种从国家海洋战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的新型海洋行政价值观。具体包括：
1.从“近岸防御”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的子系统。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海防建设、海上防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都是以我国海洋现实为基础的战略选择。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规则子系统。面对海洋日益增多的摩擦与争端，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行政价值观念成为了解决国家间海洋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避免地区冲突的重要战略思想。
3.“建设强大海军”的手段子系统。为巩固政权并促进海洋事业发展，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是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必不可少的部分，建国以来，海军建设一直是践行海洋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与保障。
（二）海防思想与海洋战略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面对美国的武装挑衅与台湾的反攻叫嚣，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近岸防御”的海防思想，他认识到海军是一种“反封锁，反霸权”的重要国家实力，明确提出“一定要建设强大海军”的海军建设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国与国间的海权斗争日加激烈，我国的海洋安全危险也不断加深，据此，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时期的“近海防御”战略，并提出了建设以“精干”、“顶用”为标准的新型海军。同时，他还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原则的处理海上争端的战略途径。创造性地将国防战略思想运用于海洋，提出了崭新的海洋战略。随着海洋资源的的新发现，国际社会再次聚焦海洋，面对波谲云诡的海洋局势，江泽民为提出“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的重要理念和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同时还倡导建立海上合作安全发展的新模式，打破“零和”关系的局限，以”互助互信，共谋发展”的理念处理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问题、新形势，提出了建设“海洋大国”、“和谐海洋”和“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既与历代领导人的中国特色海洋观的理论一脉相承，又在实践上把中国特色海洋观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新时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际，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海洋发展新战略，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为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三）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海洋行政价值观也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逐步从传统的海洋观过度到新的海洋价值观，海洋行政价值观中的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海洋权益观不断加深，从而适应了“海洋时代”对我国提出的新要求。同时，历届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国际局势与环境采取的不同的海洋发展战略为我国周边海域的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方针，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海洋权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有利条件。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变革与发展也为海洋行政价值观念的新突破和海洋行政价值观念的再创新提供了宝贵借鉴，对新形势下维护面对新的海洋问题，维护我国海洋安全，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较之于传统的海洋强国，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其海洋發展战略的规划与海洋基本法律的出台都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由于我国海洋实践活动与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以及行政价值观发展的脱节，使得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研究中以海洋国防战略研究为主，海洋行政管理内部的体制机制研究及其运作与监督研究还相对滞后，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行政价值观中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还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四、结语
伴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我国海洋资源价值观的重新发展以及中国海洋事物尤其是海洋行政价值观中国家海洋战略层面的优化设计，使得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研究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国家海洋行政管理事业的成败，取决于政府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否，而政府海洋管理体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思想与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与创新。然而，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却远滞后于海洋管理活动，新阶段下，海洋行政管理和海洋行政价值观研究都需要不断更新进化，从而更好地适应海洋事务的新发展，为我国实施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认知和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孙立新，赵光强.中国海洋观的历史变迁[J].理论学刊，2012，（1）：92-96.
[2]王琪.海洋行政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1.
[3]戴胜德.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M].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符振峰（1990-），男，陕西宝鸡人，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海洋管理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