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探讨《莺莺传》中爱情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首先要立足文本本身，辅之以历史背景。这段爱情悲剧形成于多重矛盾冲突的挤压之下，即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矛盾冲突，形成双向矛盾冲突的多重性建构。正是在重重矛盾的挤压下，崔张之间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完结。
关键词：爱情悲剧 主客体 矛盾冲突 双向构建
从《莺莺传》产生开始，人们便对其中所演绎的爱情故事议论不绝，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学者，从社会史学角度出发，解读《莺莺传》，认为崔张爱情悲剧源于唐朝时期的门庭制度以及社会观念，张生被视为元稹本人的化身，是“舍弃寒女，而别高门”的无行小人。a其中更多的是元稹本事的投射；曹家琪在《崔莺莺·元稹·〈莺莺传〉》中则持“热衷巧宦”说b；霍松林则认为崔张爱情悲剧是情与礼的矛盾冲突作用下的产物c；曾祥麟认为莺莺抛弃张生在先。d 概言之，导致大家观点不一的焦点在于：崔张之间是否存在真爱，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学形象的解读。陈寅恪先生认为张生即元稹自寓e，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从元稹的生活经历着眼，探讨崔张爱情，使得崔张之恋完全附和于元稹与韦从的爱情故事，从而延伸出：张生垂涎美色，后为功名利禄抛弃莺莺的说法。以此断定张生对莺莺并无真情，遂而将张生定性为贪图名利的无性小人。过于重视作者本事研究，就会导致对文本意义的忽略，艺术形象固然源于现实生活，但只是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加工、创造，以增强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因此，文本中呈现更多的则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所有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矛盾冲突是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动力。在矛盾冲突的作用下，事物向着两个端点发展，趋于完善抑或是走向毁灭。崔张之间的爱情在矛盾冲突中萌生并发展，最终窒息于重重矛盾冲突之中。个体的心理斗争、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客观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一张交叠复杂的网，使得崔张之间的爱情走向悲剧。
一、人物心理的矛盾冲突
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将爱情故事中两位主人公形象摹写得生动真实。崔张之间的真挚感情在两者各自的心理矛盾中演进，更在两者性格冲突中完结。
（一）莺莺：情与礼的碰撞 文中莺莺与张生的交往并不频繁，且莺莺向来矜持少语。莺莺无法战胜内心礼教与自尊心的阻碍将自己内心情感说出。然而内心的情感难以抑制，只好将其诉诸笔端。书信来往成为崔张两人情感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体现了两人从为爱痴狂到为爱哀伤的情感走向。莺莺内心矛盾的挣扎在诗信中一览无余，作者又加之以细节神态的描写，莺莺内心的矛盾冲突更加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崔张爱情故事始于月夜西厢下的第一次见面。莺莺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张生十分震惊，几次想与之攀谈，都未能如愿。其实，莺莺心里已经对张生产生好感，只是碍于礼仪，没有理睬张生。但是真正为崔张爱情悲剧埋下伏笔的是莺莺这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这首诗标志着莺莺第一次冲出礼教牢笼，主动地直面爱情，同时，也是莺莺自我挣扎与心理斗争的开端。这首诗令人一读就能体会到诗的言外之意：幽会西厢下。但是张生逾墙而入，来到西厢下，美好的期待随着莺莺“端服肃容”而出化为泡影。这次没有初次见面时的慵懒娇柔，没有“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是穿戴整齐，表情严肃，更让张生沮丧的是莺莺义正词严的规劝。莺莺对这首诗的解釋是：这首词意隐晦的诗用意在于以礼规劝张生，劝其自重，不要逾礼行事。张生托红娘传情的事情不能私自隐瞒，又不能告诉母亲，又怕婢仆说不清，万般无奈只好亲自处理此事。这种解释听起来全然在理，没有丝毫破绽和漏洞。在道义与礼教的掩护下，每一条都说得合情合理，一番严词将张生无情地打入爱情的谷底。
（二）张生：舍与得的矛盾 在这段爱情中，张生的内心世界透过其人物本身的自述以及倾诉、托人传情等情节得以展现，然而最具表现力的是其最后那段“尤物之辞”和后来数次返回探望的举措，以此揭露张生欲罢不能、纠结矛盾的心理世界。长期以来，这段爱情故事中最受争议的是张生的“尤物之辞”。
在评论这段爱情悲剧时，许多人总是习惯性地庇护其中的弱者（或者说是受害者）——崔莺莺，认为张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渣男”。莺莺既为张生憔悴又被张生羞辱，惹得声名狼藉，苦不堪言。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且不负责任地将莺莺的书信公之于众。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无疑给莺莺扣上了不贞不洁的骂名，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历来为人所唾弃。“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f，鲁迅先生认为，这段“尤物之辞”和“忍情之说”只是张生的托词，以此掩饰自己另寻高就的卑劣行径，但是如果再细读张生的绝情之辞就会品读出另一番滋味。
外表的强大难以掩饰内心的脆弱。作品前面张生以“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流连于心”自解，后面又出现“尤物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的说辞，言语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而事实上，张生的“忍情之说”建立在爱而不能得的沮丧和遗憾情绪之上。细读这段话，便能够感受到张生酸溜溜的话意，大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流溢其中。爱而不能得是张生最大的悲剧，因此他的内心备受折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酸葡萄心理是在个体追求的目标受到阻碍无法实现时，以贬低原有目标的方法，来冲淡内心欲望的一种心理平衡战术，用于缓解内心的焦灼和痛苦情绪。类似于心理胜利法，张生用这种“合理化解释”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处境。那么，张生的忍情之说恐怕是另有隐情。
二、主体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
背景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事物或现象形成的原因。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与推动。莺莺与张生的性格是在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一定时代典型性，同时也受到其各自生活成长的具体环境的影响。莺莺出身望族，家教严格，家族规矩必然繁复，浓郁的诗书礼法氛围的熏陶下，塑造出莺莺端庄谨慎、自尊自爱的性格特征。张生则是一个有追求、自制力极强的男子，“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在认识彼此前，两人都是礼教道德的实际信奉者，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活环境的不同，莺莺的守礼是在大家庭氛围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莺莺心中；张生则是家境贫寒，自幼熟读诗书，但其生活场景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他时常“朋从游宴，扰杂其间”，其生活场所嘈杂纷乱。在当时，文人往来于这种喧闹之所并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相反，这成为当时文人骚客之间相互标榜之资。 环境塑造人物，也塑造性格。不同生活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性格、气质、心理特征等。因此，两位爱情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与家庭境遇的悬殊也成为其爱情悲剧的暗中推手。除了对人物性格等内在性因素影响之外，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还潜存着另一种对人性的客观外在的扼制，即人们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受到门庭观念的阻碍。这就促使主体情感与客观环境之间发生碰撞，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具体的矛盾冲突：即情与礼之间的冲突。
两人互相闯进彼此世界后，碰撞出愛情的火花，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本合理的事情与个人意愿相违背，变得不再合情合理。但是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分子，环境是不容改变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情感相互矛盾，在外部世界的压迫下，个人情感的力量显得非常薄弱。礼义是历史的沉淀，代表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在情感与礼义冲突时，情感必然会被挤压破碎。崔张之间的爱情在个体情感与整体时代产生矛盾冲突时走向毁灭。环境塑造性格，当客观环境与主体存在矛盾冲突时，环境就会制约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也作用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
爱情悲剧所演绎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挣扎和最后妥协的心理历程，是时代意志与个体情感之间较量的反射，崔张之间的爱情需要两人共同买单，社会意志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a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0—120页。
b 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光明日报》1954年9月13日。
c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光明日报》 1956年5月20日。
d 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e 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f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 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N].光明日报，1954-9-13.
[3]霍松林.略谈《莺莺传》[N].光明日报， 1956-5-20
[4] 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3）.
[5] 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1）.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作 者： 万娜，曲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语言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爱情悲剧 主客体 矛盾冲突 双向构建
从《莺莺传》产生开始，人们便对其中所演绎的爱情故事议论不绝，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学者，从社会史学角度出发，解读《莺莺传》，认为崔张爱情悲剧源于唐朝时期的门庭制度以及社会观念，张生被视为元稹本人的化身，是“舍弃寒女，而别高门”的无行小人。a其中更多的是元稹本事的投射；曹家琪在《崔莺莺·元稹·〈莺莺传〉》中则持“热衷巧宦”说b；霍松林则认为崔张爱情悲剧是情与礼的矛盾冲突作用下的产物c；曾祥麟认为莺莺抛弃张生在先。d 概言之，导致大家观点不一的焦点在于：崔张之间是否存在真爱，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学形象的解读。陈寅恪先生认为张生即元稹自寓e，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从元稹的生活经历着眼，探讨崔张爱情，使得崔张之恋完全附和于元稹与韦从的爱情故事，从而延伸出：张生垂涎美色，后为功名利禄抛弃莺莺的说法。以此断定张生对莺莺并无真情，遂而将张生定性为贪图名利的无性小人。过于重视作者本事研究，就会导致对文本意义的忽略，艺术形象固然源于现实生活，但只是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加工、创造，以增强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因此，文本中呈现更多的则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所有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矛盾冲突是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动力。在矛盾冲突的作用下，事物向着两个端点发展，趋于完善抑或是走向毁灭。崔张之间的爱情在矛盾冲突中萌生并发展，最终窒息于重重矛盾冲突之中。个体的心理斗争、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客观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一张交叠复杂的网，使得崔张之间的爱情走向悲剧。
一、人物心理的矛盾冲突
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将爱情故事中两位主人公形象摹写得生动真实。崔张之间的真挚感情在两者各自的心理矛盾中演进，更在两者性格冲突中完结。
（一）莺莺：情与礼的碰撞 文中莺莺与张生的交往并不频繁，且莺莺向来矜持少语。莺莺无法战胜内心礼教与自尊心的阻碍将自己内心情感说出。然而内心的情感难以抑制，只好将其诉诸笔端。书信来往成为崔张两人情感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体现了两人从为爱痴狂到为爱哀伤的情感走向。莺莺内心矛盾的挣扎在诗信中一览无余，作者又加之以细节神态的描写，莺莺内心的矛盾冲突更加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崔张爱情故事始于月夜西厢下的第一次见面。莺莺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张生十分震惊，几次想与之攀谈，都未能如愿。其实，莺莺心里已经对张生产生好感，只是碍于礼仪，没有理睬张生。但是真正为崔张爱情悲剧埋下伏笔的是莺莺这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这首诗标志着莺莺第一次冲出礼教牢笼，主动地直面爱情，同时，也是莺莺自我挣扎与心理斗争的开端。这首诗令人一读就能体会到诗的言外之意：幽会西厢下。但是张生逾墙而入，来到西厢下，美好的期待随着莺莺“端服肃容”而出化为泡影。这次没有初次见面时的慵懒娇柔，没有“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是穿戴整齐，表情严肃，更让张生沮丧的是莺莺义正词严的规劝。莺莺对这首诗的解釋是：这首词意隐晦的诗用意在于以礼规劝张生，劝其自重，不要逾礼行事。张生托红娘传情的事情不能私自隐瞒，又不能告诉母亲，又怕婢仆说不清，万般无奈只好亲自处理此事。这种解释听起来全然在理，没有丝毫破绽和漏洞。在道义与礼教的掩护下，每一条都说得合情合理，一番严词将张生无情地打入爱情的谷底。
（二）张生：舍与得的矛盾 在这段爱情中，张生的内心世界透过其人物本身的自述以及倾诉、托人传情等情节得以展现，然而最具表现力的是其最后那段“尤物之辞”和后来数次返回探望的举措，以此揭露张生欲罢不能、纠结矛盾的心理世界。长期以来，这段爱情故事中最受争议的是张生的“尤物之辞”。
在评论这段爱情悲剧时，许多人总是习惯性地庇护其中的弱者（或者说是受害者）——崔莺莺，认为张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渣男”。莺莺既为张生憔悴又被张生羞辱，惹得声名狼藉，苦不堪言。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且不负责任地将莺莺的书信公之于众。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无疑给莺莺扣上了不贞不洁的骂名，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历来为人所唾弃。“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f，鲁迅先生认为，这段“尤物之辞”和“忍情之说”只是张生的托词，以此掩饰自己另寻高就的卑劣行径，但是如果再细读张生的绝情之辞就会品读出另一番滋味。
外表的强大难以掩饰内心的脆弱。作品前面张生以“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流连于心”自解，后面又出现“尤物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的说辞，言语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而事实上，张生的“忍情之说”建立在爱而不能得的沮丧和遗憾情绪之上。细读这段话，便能够感受到张生酸溜溜的话意，大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流溢其中。爱而不能得是张生最大的悲剧，因此他的内心备受折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酸葡萄心理是在个体追求的目标受到阻碍无法实现时，以贬低原有目标的方法，来冲淡内心欲望的一种心理平衡战术，用于缓解内心的焦灼和痛苦情绪。类似于心理胜利法，张生用这种“合理化解释”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处境。那么，张生的忍情之说恐怕是另有隐情。
二、主体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
背景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事物或现象形成的原因。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与推动。莺莺与张生的性格是在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一定时代典型性，同时也受到其各自生活成长的具体环境的影响。莺莺出身望族，家教严格，家族规矩必然繁复，浓郁的诗书礼法氛围的熏陶下，塑造出莺莺端庄谨慎、自尊自爱的性格特征。张生则是一个有追求、自制力极强的男子，“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在认识彼此前，两人都是礼教道德的实际信奉者，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活环境的不同，莺莺的守礼是在大家庭氛围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莺莺心中；张生则是家境贫寒，自幼熟读诗书，但其生活场景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他时常“朋从游宴，扰杂其间”，其生活场所嘈杂纷乱。在当时，文人往来于这种喧闹之所并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相反，这成为当时文人骚客之间相互标榜之资。 环境塑造人物，也塑造性格。不同生活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性格、气质、心理特征等。因此，两位爱情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与家庭境遇的悬殊也成为其爱情悲剧的暗中推手。除了对人物性格等内在性因素影响之外，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还潜存着另一种对人性的客观外在的扼制，即人们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受到门庭观念的阻碍。这就促使主体情感与客观环境之间发生碰撞，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具体的矛盾冲突：即情与礼之间的冲突。
两人互相闯进彼此世界后，碰撞出愛情的火花，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本合理的事情与个人意愿相违背，变得不再合情合理。但是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分子，环境是不容改变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情感相互矛盾，在外部世界的压迫下，个人情感的力量显得非常薄弱。礼义是历史的沉淀，代表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在情感与礼义冲突时，情感必然会被挤压破碎。崔张之间的爱情在个体情感与整体时代产生矛盾冲突时走向毁灭。环境塑造性格，当客观环境与主体存在矛盾冲突时，环境就会制约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也作用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
爱情悲剧所演绎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挣扎和最后妥协的心理历程，是时代意志与个体情感之间较量的反射，崔张之间的爱情需要两人共同买单，社会意志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a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0—120页。
b 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光明日报》1954年9月13日。
c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光明日报》 1956年5月20日。
d 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e 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f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 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N].光明日报，1954-9-13.
[3]霍松林.略谈《莺莺传》[N].光明日报， 1956-5-20
[4] 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3）.
[5] 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1）.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作 者： 万娜，曲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语言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