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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梅益，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第一位把前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者，这本书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梅益生前在广电系统工作长达28年。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广电事业在农村普及了有线广播网、建立并初步完善我国的对外广播系统、建立了第一座电视台和第一所培养广电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4年1月9日是梅益同志的百年诞辰，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刊发特约记者李晓光的专访《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赵玉明教授谈梅益同志对共和国广电事业的贡献》和陆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领导开拓 彪炳后世》，以此，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广电事业缔造者之一——梅益同志！
2014年1月9日是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的百年诞辰。梅益一生中与广播电视结缘时间长达28年，亲眼见证了共和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诞生和发展。为缅怀梅益同志，记者特地走访了他生前的忘年之交，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请他讲了梅益同志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对共和国广电事业的贡献。
问：梅老生前，您曾多次和他接触。在他逝世后，您又曾担任梅益同志纪念文集的副主编，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梅益同志的生平？
答：我和梅益同志的直接交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早在50年代初，我上中学时就对他有所耳闻。他翻译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曾看过多次。1959年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开学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梅益同志，并聆听了他勉励师生努力办好学院的讲话。此后我一直从事中国新闻史、中国广电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但真正地近距离接触他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此后20多年里，特别是因为参与主编他的纪念文集，我才对他革命的一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梅益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广电事业的缔造者之一。他原名陈少卿，生于广东潮安，2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持过上海《译报》。1942年调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工作，负责组建新四军的江淮大学和南通大学，并担任了两校的党委书记。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并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3月到新中国成立前，他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副总编辑，分工领导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1949年10月1日，梅益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第一部长的身份主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工作，后担任新成立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职务，1952年始任局长。1966年7月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到中央广播局在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彻底平反，改任中央广播局顾问。1978年，中央任命梅益为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后任社科院党组第一书记、社科院顾问等职，在他参与主持的几年内，社科院的研究机构和队伍发展很快，科研工作开始重新走上正轨。1986年，经胡乔木推荐，已72岁高龄的梅益从社科院调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兼出版社社长，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的主持下，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于1994年全部完成出版，填补了我国辞书出版方面的一大空白。1996年离任后，梅益仍继续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顾问直至逝世。2003年9月13日，梅益同志因患肺癌在京逝世，享年90岁。他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广电事业以及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梅益同志逝世前后，对他的追述和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梅益谈广播电视》一书，这本书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03年梅益去世后，我参与编辑出版了《八十年来家国——梅益纪念文集》；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庞亮就曾专门以梅益同志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论文，该论文后修订为《声屏世界里的思想者——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研究》一书，于2008年出版。
问：梅益生前在广电系统工作前后长达28年，您觉得他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最重要的贡献在哪里，能否简要谈谈？
答：梅益是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在革命年代，他就担任新华总社的编委和副总编辑，且主要负责延安（陕北）台的广播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起，他担任中央广播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由此开始领导和统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全面建设，直到“文革”爆发。梅益同志对我国广电事业的重要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广电事业的建设方面，另一个是广电实践的理论总结方面。在广电事业建设上的主要贡献总的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广播一穷二白的面貌，初步建立起了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使新中国的声音传向全世界，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建起以中央台为中心的全国广播网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播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时期，我国的城市居民有条件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但相对偏远和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却收听不到，只在各县设有专人负责收听的收音站。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收听广播难的问题，1955年，国务院发布指示，规定在全国建立一万个收音站。同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把“发展农村广播网”列入文化教育规划之中。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2条指出：“从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根据上述指示，1952年至1956年间，在梅益的主持下，中央广播局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这四次会议确定的重要建设方针有“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等。在重点建设中央台的同时，也把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网纳入广电事业建设规划之中。为了解决广播设备和收音机的生产问题，梅益领导中央广播局专门创办了广播器材厂。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56年底有线广播网在我国农村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农村有线广播网作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基础，它的普及是我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重大跨越，广大农村偏远地区也能够通过广播得知国内外大事，欣赏喜爱的广播节目。这样，以中央台为中心的全国广播网初步成形。 二、积极发展我国的国际广播
我国人民的对外广播即今天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虽然始于1941年12月在延安开始的日语广播，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广播的规模仍然很小。1953年，根据毛主席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指示，梅益领导的中央广播局制定的第一个广播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确定了“先中央后地方，先对外后对内”的重点发展方针，积极发展对外广播。此后我国的对外广播有了较快的发展，但1957年以后受到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广播一度停滞不前。1961年1月，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广播系统也开展了大规模的自身整顿，在努力提高对内广播节目质量的同时，大力改进对外广播的形式和内容，增强宣传效果。梅益亲自和国际广播的编辑人员一起探讨改进我国对外广播的办法和措施，从而扭转了我国国际广播的不利局面，节目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广播的针对性也进一步加强。到1964年，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经过不断扩大，其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苏联和美国。总之，“文革”以前，我国的对外广播在梅益同志的筹划和领导下，得到了可喜的发展和壮大。
三、创办新中国的电视事业
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有要办电视的重要指示。1955年，周恩来批示将筹建电视台之事列入文教五年计划。1956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听取了梅益的工作汇报后对广播工作作了指示，要求尽快创办电视。关于我国电视事业的创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中央广播局原计划在1959年建立电视台，但梅益偶然在《参考消息》上得知台湾也准备在这一年建立电视台，于是梅益决定无论如何要抢先台湾建成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在中央广播局的主持下，北京广播器材厂和清华大学的专家、技术人员齐心协力攻克难关，终于在1958年春提前试制成功一套黑白电视广播设备。同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开播，而此时台湾的电视台尚未建成。
四、筹建北京广播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广播电视专业教育是从训练班起步的，最早是在1954年3月中央广播局开办了一个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开始自行培养相关的中级广播技术人才。为了提高原有技术人员的素质和培养新的广电专业人才，1956年刘少奇建议设立培养广播干部的高等学校。同年8月，梅益主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1958年9月，中央广播局在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此后，为尽快发展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经国务院批准，中央广播局于1959年9月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扩建为北京广播学院。该院设有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在开学典礼上，梅益同志讲话，介绍了近十年来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及国内外的影响，强调了党和国家对广电事业的重视，并表示一定要把广播学院办好。会后，他还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北京广播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梅益同志的大力支持。
问：梅益同志在20多年的广播电视工作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您能否简要地评述一下梅益同志对我国广电事业的理论贡献？
答：关于这个问题，在指导庞亮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们两人作了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是：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全面展开的社会大背景下，对我国早期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升华，为我国的广播电视新闻宣传思想和实践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为广电系统的领导者，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凝聚着中央广播局整个领导班子的集体心血和智慧。具体来讲，他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具体运用到新中国的广播电视宣传实践当中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梅益认为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是通过声音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因此必须要重视和利用广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体现了梅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闻宣传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另外，他对新中国广播电视宣传业务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内容涵盖了广播电视节目、对外广播、宣传质量、对象性广播和播音工作等诸多方面，为我们今后做好广播电视宣传和业务工作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其次，梅益的广电宣传思想自身有一定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在梅益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都对报刊的新闻工作做了大量的论述，且体系完整，但具体到广播则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只是偶有涉及。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涉及广电的性质作用、广电事业的建设、广电工作业务的总结以及广电事业的管理等各个层面，许多理论概括和思想观点都是前人所未及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系统性。
再次，他对社会主义广播工作本质的认识以及广电事业建设规律的揭示和总结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梅益提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广播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观点，都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广播事业性质和任务深刻而又成熟的思考。而他关于“重点建设，稳步发展”以及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完善对外广播而提出的诸多被实践证明的正确主张，更是源于他对广播事业发展与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
梅益对广电理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贡献即他的理论对新中国广电事业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始终都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新中国的广电事业在梅益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业绩：在农村普及有线广播网；建立并初步完善我国的对外广播系统；第一座电视台的建立和第一所培养广电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北京广播学院的建立。这些事实已经证明了梅益广电宣传思想对我国广电事业建设的指导意义，并且在今后的广电事业改革和建设中依然发挥作用。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和实践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不可否认，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特别是1957年以后，也受到“左”的影响，产生过一些不好的后果和影响。作为中央广播局局长，他对广电事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决定了他对广电事业的规划和领导首先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宣传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这也就使得广电系统的宣传的好坏只能取决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正误，很难发挥其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监督作用。中央广播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广电宣传的严重失误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在这方面，梅益显然未能例外。 问：梅益同志离开广电工作领导岗位后，对广电工作仍然继续关注和支持，您能不能就此问题给我们仔细地谈谈呢？
答：据我所知，1977年以后，梅益虽然离开了广电系统，但他的广电情缘仍然未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广播局决定征集以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主的解放区广播回忆录。梅益应约写了《在西柏坡战斗岗位上》一文，深情回忆了新华社和陕北台当年在平山工作的具体事例。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有关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广电工作的回忆录，诸如《少奇同志和广播事业》《广播事业在党中央关怀下成长》和《缅怀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周恩来同志》等文章。
梅益在长期领导广电事业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经验，为此，广电部在1983年初决定组织力量收集、整理梅益有关广播电视文稿。经过多方努力，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将梅益审定过的书稿以《梅益谈广播电视》为书名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晚年的他还同许多广电老人一直保持深厚的友情，并经常参加各种聚会活动。90年代初，原中央广播局副局长，他的老战友周新武同志组织编写了《华东人民之声》一书，梅益欣然为之作序。《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从1986年开始编辑出版，梅益应邀担任顾问，为《年鉴》的出版工作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指导。2002年，在梅益90岁大寿上，原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时期同梅益一起工作的“老广播”们还一起为他祝寿，诗酒话当年。
就我个人来讲，由于我一直从事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并曾一度主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日常工作，所以和梅益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几乎每年春节期间，我都和他的老部下杨兆麟同志一起去探望他。1983年，我在整理陕北台的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平山时期陕北台编辑部与播音组之间的几十封往来书信，其中就有当年作为分管语言广播工作的新华社副总编辑梅益的手迹。我选取了两封梅益同志的手书，按原样抄录下来，请他审校，并就注释中的有关问题一一请教。《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从1985年开始筹办，梅益即应邀担任顾问。我主持《年鉴》工作以来，每年的夏末初秋，我都会将新版《年鉴》的样书专程送给梅益同志和与他同住木樨地22号楼的温济泽同志，并简要汇报一下《年鉴》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1995年为纪念《年鉴》创办十周年，《年鉴》编辑部发函敬请原中央广播局的老领导为《年鉴》题词，以作纪念。次年3月，我们收到了梅益同志的题词：“总结过去，着眼未来”，并在1996年版的《年鉴》上予以彩印刊登。2002年夏天，梅益同志为了写一篇关于回忆吴冷西同志的文章，特地写信给我，要我给他提供冷西同志在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新闻广播工作的意见、建议的材料。几天之后，我将手头与之相关的仅有的两本书《忆毛主席》（吴冷西著）和《方向与实践——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文件和典型材料选编》送到他家中。2003年春节之际，我和杨兆麟同志多次到他家，一是祝贺春节，二是应约合影留念，三是约谈口述广电历史。第三件事因“非典”肆虐，未能进行。不久，梅益同志因病住院，竟成无法弥补的遗憾。最后一次见到梅益同志是在2003年9月6日，那天下午我和杨兆麟同志一同前往北京医院探望重病中的梅益。当时他已处在昏迷状态、无法言语。他的女儿还向我们提及梅益抱病重校他几十年前的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还将新版《钢铁》的封面设计给我们看。
在我和梅益同志断断续续20多年的交往中，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向我问起北京广播学院的情况，他对广播学院也是寄予了深情厚望。此外，他对我三四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关心，多次说起一定要有人搞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工作，还询问过有无经费。我主编并执笔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出版后，也曾送请他指正。梅益同志生前因为各种原因未曾撰写回忆录，这也使得我们对他在广电部门工作时的一些情况和感受难有更多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03年9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室里，我们向梅益同志的遗体鞠躬致意，沉痛送别了这位老共产党员、老广播电视工作者。今天在梅老诞辰百年之际，这次采访又让我回忆起梅老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斯人已去，但他为共和国的革命事业、广电事业和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同时他在革命的一生中所展现出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对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比执著的追求，也是今天我们广播电视工作者所应汲取和发扬的！
（本文编辑：裴建平）
2014年1月9日是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的百年诞辰。梅益一生中与广播电视结缘时间长达28年，亲眼见证了共和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诞生和发展。为缅怀梅益同志，记者特地走访了他生前的忘年之交，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请他讲了梅益同志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对共和国广电事业的贡献。
问：梅老生前，您曾多次和他接触。在他逝世后，您又曾担任梅益同志纪念文集的副主编，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梅益同志的生平？
答：我和梅益同志的直接交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早在50年代初，我上中学时就对他有所耳闻。他翻译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曾看过多次。1959年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开学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梅益同志，并聆听了他勉励师生努力办好学院的讲话。此后我一直从事中国新闻史、中国广电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但真正地近距离接触他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此后20多年里，特别是因为参与主编他的纪念文集，我才对他革命的一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梅益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广电事业的缔造者之一。他原名陈少卿，生于广东潮安，2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持过上海《译报》。1942年调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工作，负责组建新四军的江淮大学和南通大学，并担任了两校的党委书记。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并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3月到新中国成立前，他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副总编辑，分工领导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1949年10月1日，梅益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第一部长的身份主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工作，后担任新成立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职务，1952年始任局长。1966年7月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到中央广播局在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彻底平反，改任中央广播局顾问。1978年，中央任命梅益为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后任社科院党组第一书记、社科院顾问等职，在他参与主持的几年内，社科院的研究机构和队伍发展很快，科研工作开始重新走上正轨。1986年，经胡乔木推荐，已72岁高龄的梅益从社科院调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兼出版社社长，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的主持下，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于1994年全部完成出版，填补了我国辞书出版方面的一大空白。1996年离任后，梅益仍继续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顾问直至逝世。2003年9月13日，梅益同志因患肺癌在京逝世，享年90岁。他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广电事业以及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梅益同志逝世前后，对他的追述和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梅益谈广播电视》一书，这本书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03年梅益去世后，我参与编辑出版了《八十年来家国——梅益纪念文集》；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庞亮就曾专门以梅益同志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论文，该论文后修订为《声屏世界里的思想者——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研究》一书，于2008年出版。
问：梅益生前在广电系统工作前后长达28年，您觉得他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最重要的贡献在哪里，能否简要谈谈？
答：梅益是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在革命年代，他就担任新华总社的编委和副总编辑，且主要负责延安（陕北）台的广播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起，他担任中央广播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由此开始领导和统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全面建设，直到“文革”爆发。梅益同志对我国广电事业的重要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广电事业的建设方面，另一个是广电实践的理论总结方面。在广电事业建设上的主要贡献总的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广播一穷二白的面貌，初步建立起了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使新中国的声音传向全世界，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建起以中央台为中心的全国广播网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播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时期，我国的城市居民有条件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但相对偏远和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却收听不到，只在各县设有专人负责收听的收音站。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收听广播难的问题，1955年，国务院发布指示，规定在全国建立一万个收音站。同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把“发展农村广播网”列入文化教育规划之中。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2条指出：“从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根据上述指示，1952年至1956年间，在梅益的主持下，中央广播局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这四次会议确定的重要建设方针有“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等。在重点建设中央台的同时，也把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网纳入广电事业建设规划之中。为了解决广播设备和收音机的生产问题，梅益领导中央广播局专门创办了广播器材厂。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56年底有线广播网在我国农村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农村有线广播网作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基础，它的普及是我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重大跨越，广大农村偏远地区也能够通过广播得知国内外大事，欣赏喜爱的广播节目。这样，以中央台为中心的全国广播网初步成形。 二、积极发展我国的国际广播
我国人民的对外广播即今天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虽然始于1941年12月在延安开始的日语广播，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广播的规模仍然很小。1953年，根据毛主席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指示，梅益领导的中央广播局制定的第一个广播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确定了“先中央后地方，先对外后对内”的重点发展方针，积极发展对外广播。此后我国的对外广播有了较快的发展，但1957年以后受到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广播一度停滞不前。1961年1月，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广播系统也开展了大规模的自身整顿，在努力提高对内广播节目质量的同时，大力改进对外广播的形式和内容，增强宣传效果。梅益亲自和国际广播的编辑人员一起探讨改进我国对外广播的办法和措施，从而扭转了我国国际广播的不利局面，节目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广播的针对性也进一步加强。到1964年，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经过不断扩大，其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苏联和美国。总之，“文革”以前，我国的对外广播在梅益同志的筹划和领导下，得到了可喜的发展和壮大。
三、创办新中国的电视事业
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有要办电视的重要指示。1955年，周恩来批示将筹建电视台之事列入文教五年计划。1956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听取了梅益的工作汇报后对广播工作作了指示，要求尽快创办电视。关于我国电视事业的创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中央广播局原计划在1959年建立电视台，但梅益偶然在《参考消息》上得知台湾也准备在这一年建立电视台，于是梅益决定无论如何要抢先台湾建成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在中央广播局的主持下，北京广播器材厂和清华大学的专家、技术人员齐心协力攻克难关，终于在1958年春提前试制成功一套黑白电视广播设备。同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开播，而此时台湾的电视台尚未建成。
四、筹建北京广播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广播电视专业教育是从训练班起步的，最早是在1954年3月中央广播局开办了一个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开始自行培养相关的中级广播技术人才。为了提高原有技术人员的素质和培养新的广电专业人才，1956年刘少奇建议设立培养广播干部的高等学校。同年8月，梅益主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1958年9月，中央广播局在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此后，为尽快发展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经国务院批准，中央广播局于1959年9月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扩建为北京广播学院。该院设有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在开学典礼上，梅益同志讲话，介绍了近十年来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及国内外的影响，强调了党和国家对广电事业的重视，并表示一定要把广播学院办好。会后，他还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北京广播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梅益同志的大力支持。
问：梅益同志在20多年的广播电视工作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您能否简要地评述一下梅益同志对我国广电事业的理论贡献？
答：关于这个问题，在指导庞亮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们两人作了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是：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全面展开的社会大背景下，对我国早期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升华，为我国的广播电视新闻宣传思想和实践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为广电系统的领导者，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凝聚着中央广播局整个领导班子的集体心血和智慧。具体来讲，他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具体运用到新中国的广播电视宣传实践当中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梅益认为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是通过声音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因此必须要重视和利用广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体现了梅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闻宣传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另外，他对新中国广播电视宣传业务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内容涵盖了广播电视节目、对外广播、宣传质量、对象性广播和播音工作等诸多方面，为我们今后做好广播电视宣传和业务工作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其次，梅益的广电宣传思想自身有一定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在梅益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都对报刊的新闻工作做了大量的论述，且体系完整，但具体到广播则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只是偶有涉及。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涉及广电的性质作用、广电事业的建设、广电工作业务的总结以及广电事业的管理等各个层面，许多理论概括和思想观点都是前人所未及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系统性。
再次，他对社会主义广播工作本质的认识以及广电事业建设规律的揭示和总结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梅益提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广播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观点，都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广播事业性质和任务深刻而又成熟的思考。而他关于“重点建设，稳步发展”以及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完善对外广播而提出的诸多被实践证明的正确主张，更是源于他对广播事业发展与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
梅益对广电理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贡献即他的理论对新中国广电事业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始终都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新中国的广电事业在梅益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业绩：在农村普及有线广播网；建立并初步完善我国的对外广播系统；第一座电视台的建立和第一所培养广电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北京广播学院的建立。这些事实已经证明了梅益广电宣传思想对我国广电事业建设的指导意义，并且在今后的广电事业改革和建设中依然发挥作用。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和实践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不可否认，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特别是1957年以后，也受到“左”的影响，产生过一些不好的后果和影响。作为中央广播局局长，他对广电事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决定了他对广电事业的规划和领导首先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宣传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这也就使得广电系统的宣传的好坏只能取决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正误，很难发挥其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监督作用。中央广播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广电宣传的严重失误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在这方面，梅益显然未能例外。 问：梅益同志离开广电工作领导岗位后，对广电工作仍然继续关注和支持，您能不能就此问题给我们仔细地谈谈呢？
答：据我所知，1977年以后，梅益虽然离开了广电系统，但他的广电情缘仍然未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广播局决定征集以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主的解放区广播回忆录。梅益应约写了《在西柏坡战斗岗位上》一文，深情回忆了新华社和陕北台当年在平山工作的具体事例。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有关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广电工作的回忆录，诸如《少奇同志和广播事业》《广播事业在党中央关怀下成长》和《缅怀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周恩来同志》等文章。
梅益在长期领导广电事业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经验，为此，广电部在1983年初决定组织力量收集、整理梅益有关广播电视文稿。经过多方努力，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将梅益审定过的书稿以《梅益谈广播电视》为书名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晚年的他还同许多广电老人一直保持深厚的友情，并经常参加各种聚会活动。90年代初，原中央广播局副局长，他的老战友周新武同志组织编写了《华东人民之声》一书，梅益欣然为之作序。《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从1986年开始编辑出版，梅益应邀担任顾问，为《年鉴》的出版工作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指导。2002年，在梅益90岁大寿上，原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时期同梅益一起工作的“老广播”们还一起为他祝寿，诗酒话当年。
就我个人来讲，由于我一直从事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并曾一度主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日常工作，所以和梅益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几乎每年春节期间，我都和他的老部下杨兆麟同志一起去探望他。1983年，我在整理陕北台的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平山时期陕北台编辑部与播音组之间的几十封往来书信，其中就有当年作为分管语言广播工作的新华社副总编辑梅益的手迹。我选取了两封梅益同志的手书，按原样抄录下来，请他审校，并就注释中的有关问题一一请教。《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从1985年开始筹办，梅益即应邀担任顾问。我主持《年鉴》工作以来，每年的夏末初秋，我都会将新版《年鉴》的样书专程送给梅益同志和与他同住木樨地22号楼的温济泽同志，并简要汇报一下《年鉴》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1995年为纪念《年鉴》创办十周年，《年鉴》编辑部发函敬请原中央广播局的老领导为《年鉴》题词，以作纪念。次年3月，我们收到了梅益同志的题词：“总结过去，着眼未来”，并在1996年版的《年鉴》上予以彩印刊登。2002年夏天，梅益同志为了写一篇关于回忆吴冷西同志的文章，特地写信给我，要我给他提供冷西同志在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新闻广播工作的意见、建议的材料。几天之后，我将手头与之相关的仅有的两本书《忆毛主席》（吴冷西著）和《方向与实践——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文件和典型材料选编》送到他家中。2003年春节之际，我和杨兆麟同志多次到他家，一是祝贺春节，二是应约合影留念，三是约谈口述广电历史。第三件事因“非典”肆虐，未能进行。不久，梅益同志因病住院，竟成无法弥补的遗憾。最后一次见到梅益同志是在2003年9月6日，那天下午我和杨兆麟同志一同前往北京医院探望重病中的梅益。当时他已处在昏迷状态、无法言语。他的女儿还向我们提及梅益抱病重校他几十年前的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还将新版《钢铁》的封面设计给我们看。
在我和梅益同志断断续续20多年的交往中，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向我问起北京广播学院的情况，他对广播学院也是寄予了深情厚望。此外，他对我三四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关心，多次说起一定要有人搞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工作，还询问过有无经费。我主编并执笔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出版后，也曾送请他指正。梅益同志生前因为各种原因未曾撰写回忆录，这也使得我们对他在广电部门工作时的一些情况和感受难有更多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03年9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室里，我们向梅益同志的遗体鞠躬致意，沉痛送别了这位老共产党员、老广播电视工作者。今天在梅老诞辰百年之际，这次采访又让我回忆起梅老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斯人已去，但他为共和国的革命事业、广电事业和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同时他在革命的一生中所展现出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对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比执著的追求，也是今天我们广播电视工作者所应汲取和发扬的！
（本文编辑：裴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