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出生在新闻世家,进入新闻行业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是阴差阳错。当年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却被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
　　“文革”期间,中国新闻业受到严重摧残,“两报一刊”事实上成了“政治娼妓”(列宁语)。“文革”结束后上大学,我最初不太想上新闻系,分配到新闻系,只有上,系无奈。不过我的大学生涯正与中国改革的启幕同步。4年学业完成后,我想,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改革是艰难的,经济改革既如此,中国新闻业的变迁只有更难。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驱动的中国进步,是时代的大趋势。我做职业新闻人27年,有过许多兴奋与沮丧,信心与失望。中间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下去,可总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放弃追求,因为希望总在,虽然通向希望的路并不是笔直宽阔的。这些年,兴奋与信心越来越多了。我想我的路是选对了,觉得自己是幸运者。
　　《财经》的创刊号,就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是大家所说的批评性报道。接下来,《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对于未来,我当然希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逐渐理顺,市场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公开、公正、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记者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我觉得,我和《财经》见证着中国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我觉得中国的记者需要独立的认识能力,需要理解转型中国的成熟的、有理论支撑的复杂认识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比我们杰出的外国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好我们的事情,不负记者的使命。但机会肯定是有的。
　　对中国的事情,我最不会做的就是预测。我经历过“文革”十年,从1966年的中学生停课到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我愿意承认,在当时的每一次跌宕之中,我都从未预测过将来如何。何况此后我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艰难挺进的30年。甚至11年前创办《财经》,我自己对《财经》也无甚预测,更谈不上长期预测,就是在一直努力做着,就到了今天。
　　现在年长了,见得多也想得多。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对今后进行长期预测,非我的能力可及,甚至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就在想,我们期望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每人心里有个梦,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译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向这个愿景靠近。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我只想,应当无愧于未来,其余的只有后人来说、来做了。
　　胡舒立 1953年出生,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自1998年创刊之日起,《财经》就带有鲜明的胡舒立的烙印,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一份普通的财经类媒体的范畴。胡舒立带领下的《财经》一直是新闻理想的践行者,它既秉持媒体的良知与勇气,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追求,成为中国当代新闻界的一种职业标准。
　　胡舒立还设立《财经》奖学金,资助国内优秀的财经新闻记者、编辑及财经新闻专业研究生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