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11月5日～11月7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教育管理学科专业委员会暨教育管理协作研究学术会议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我国各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等方面研究教育管理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本次会议“交流、协作、责任”的主题，就目前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关于教育行政
国家在通过行政部门对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权责分配、任务配置、资源调配等问题，它促发了研究者对教育行政发展的深入研究。与会代表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
1．教育行政专业化的问题日益凸显。有代表提出： 随着教师专业化和校长专业化的不断推进，教育行政专业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而且越来越具紧迫性。实现教育行政专业化的基础是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关键是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保障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教育行政专业化既要有一个教育标准，又要有一个行政标准；而且，教育标准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标准。从“教育”的标准看，把握正确的教育方向是好的教育行政的首要标准。当前，正确的主导价值观应该是让政府的公权力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为片面追求升学率服务。从“行政”标准看，好的教育行政的标准应该是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教育行政专业化的提法，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但经过交流与讨论，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一，教育行政人员专业化的标准问题，即教育行政人员的素质标准应该有哪些，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它的困难在于：各个岗位上教育行政人员的工作都带有综合性，而从事综合性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标准应该怎样定？是定在“通才”上，还是定在“专才”上？这需要深入研究。其二，是否应当考虑把行政人员专业化的问题，放到教育行政机关职能转换的环境中加以考虑？否则政府对学校教育管得太多太细，难以实现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其三，在现实中，教育行政人员“逆专业化”的问题严重。所谓“逆专业化”，是指一些教育行政人员本来是教育专业人员，而一旦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后，却身不由己，经常出现反专业化的行为，这个问题需要从制度和环境上加以研究。
2．教育行政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有代表认为：当前，政府在行使教育行政职能的过程中，存在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出现了角色偏离等问题，因此，教育行政的职能急需转变。有代表进一步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后应该扮演好6种角色：教育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公平的维护者、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和教育质量的监管者。
3．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需从公共管理的宏观背景出发。运用此观点，有代表在分析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特点和我国近年来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后，提出了教育体制重建的思路，如实行政校分开、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也有代表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由于教育活动本身具有特殊性，学校制度与企业制度存在一定区别，所以能否将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代表制度引入学校，并成为学校法人制度，还有待深入系统的研究。
4．教育督导制度应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而改革。有代表认为：中国教育督导机构的性质定位走向，应由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走向法定机构；职能定位走向，应实现由“行政控制”向“管理服务”的转变；督导队伍定位走向，应实现由“经验型”向“专业型”的转变；督导评估走向，应实现由奖惩性评估向发展性评估的转变。与会代表认为：现行督导制度必须作相应的改革。不过对教育督导机构性质定位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商榷。
关于教育政策
1．关注教育政策问题的建构。有代表提出：对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是教育政策问题建构的前提。教育政策问题建构的错误，是造成教育政策低效的重要原因。造成教育政策问题建构错误的原因，在于政策问题的不良结构、决策者心理上的近因效应及认知不协调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注重政策分析的技术研究，同时应该加强对教育政策制定者素质的培养。
有代表认为：教育政策评价，本质上是对教育政策价值的评价，其中的评价标准是教育政策评价的核心，它来源或依赖于教育政策价值的客观存在。教育政策价值的表现形式由低到高依次为：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人的价值，应该按照该层级建构评价标准。
2．切磋解决学者的研究与决策者意图相冲突的问题。有代表指出：很多研究者都在不同层面参与过各级政府教育政策的咨询和起草工作，学者与政府决策者的冲突，是时刻存在的。学者的苦恼在于：当决策者的想法与学者的研究建议不相符时，学者应该怎么办，是妥协，还是坚持原则？对此，有代表认为：原则性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一定要守住的底线。其他问题根据情况不妨先妥协，然后以渐进的方式对政策产生影响，这是处理冲突时的策略选择。有代表提出：政策研究的过程，就是咨询人员与政府官员的合作和切磋过程，但是主导权在官员手中。作为咨询人员的学者，应当耐得住寂寞，深入研究问题，这样才能使建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3．推动教育政策更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代表们提出以下见解：
第一，应该根据弱势群体的不同特点和特殊情况，建立教育救助机制。使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二，国家高级决策层应作出实质性的决定，并进行有效的体制改革，以解决农村教育“边缘化”的问题。第三，政府应该调整政策导向，调整各级政府的投资比例，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创新教育制度，完善与义务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于学校组织发展
针对学校组织变革、学校原生态环境变化对学校组织发展提出的挑战与要求，与会代表提出以下见解：
1．学校组织的变革是多元主体间多维互动的动态生成过程。有代表提出：学校变革蕴涵着包括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部门、周围社区、学生家庭、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学校变革实践就是不断解决当前问题，并发现新问题的过程，是学校变革空间不断拓展、不断生成的过程。此种复杂的变革过程，为校长提供了发挥独特作用的空间，使其在多重反馈中，明确自我地位与价值，积聚变革的力量，成为学校变革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也有代表认为：学校组织变革缺乏成效是一个普遍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目前我国学校组织变革仍然是以“自上而下、大规模、集体性”的变革行为为主，而缺乏学校组织变革的内在动力；学校组织变革重视“自上而下”正式组织的变革，而忽视“自下而上”的非正式组织的变革；学校组织变革缺乏连续性，缺乏对变革核心问题的整体性认识和策划。
2．学校组织发展策划是校长智慧的体现。有代表从校长所处的具体情境出发认为：学校发展策划，应该是校长审“时”（时机）、度“势”（形势）、用“术”（创意或策略）整合性的智慧活动过程。
3．以知识管理完善学校管理模式。基于教师组织是知识型组织的观点，有代表提出：构建学习型教师组织、建立教师组织的知识共享机制、营造有助于知识管理的教师组织氛围等，是教师组织管理的基本方略，用以改善学校管理现状，发挥教师组织的学习效能。
4．学校效能是学校组织管理追求的目标。学校效能的改进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首先，学校效能的改进，离不开国家层面要素的支持。其次，学校效能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校的整体层面，还要深入到班级层面，甚至要采用全天候观察法去研究每一个学生。这样的研究结论，才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关于校长专业发展
校长专业发展是校长专业素质整体提高的过程。如何促进校长发展？与会代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
1．创新专家型校长的培训模式。有代表针对专家型校长的层次、培训目标相对较高，研究的问题、方法及立场特殊，专业性强等特点，提出运用问题澄清与解决、“诊断—策划—追踪指导”连续体、先呈现后评讲、案例教学、体验式培训、网络培训等校长培训模式的设想，以期适应现代校长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2．中小学校长胜任模型研究。校长胜任特征模型，是由特定职位要求的优异表现组合起来的，包括多种胜任特征结构的校长测评工具，它是校长遴选、培训、评估、薪酬等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以提高校长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目的，有代表建议：吸取西方开放应用校长胜任特征模型的成熟经验，着手组建我国中小学校长胜任模型研发中心，建立我国中小学校长胜任特征模型，并将其运用于校长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中。
3．校长专业发展的行动研究。有代表倡导研究者要站在为现实服务、为实践工作者服务的立场上，并最终站在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立场上，进入一种“奋不顾身”的开放式的研究状态，用质的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法，投身于实践，和校长一起去研究和解决那些学校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行动研究的取向较鲜明。
关于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1．关注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代表认为：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水平与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直接相关。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是和人们如何认识与理解研究者、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之间的“三角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当下，我国教育管理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还需加强，对观察学校组织的方式和视角还需要反思与重构，而相应的学术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伦理取向，也亟待澄清和明确表达。
2．探讨教育管理人性观。有代表提出：教育管理中的人性观问题，是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本性。教育管理要重视“智慧”在人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人获得自由发展。
3．内容分析法的运用。有代表尝试用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对近1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仅从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
（编辑张 葳）
关于教育行政
国家在通过行政部门对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权责分配、任务配置、资源调配等问题，它促发了研究者对教育行政发展的深入研究。与会代表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
1．教育行政专业化的问题日益凸显。有代表提出： 随着教师专业化和校长专业化的不断推进，教育行政专业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而且越来越具紧迫性。实现教育行政专业化的基础是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关键是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保障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教育行政专业化既要有一个教育标准，又要有一个行政标准；而且，教育标准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标准。从“教育”的标准看，把握正确的教育方向是好的教育行政的首要标准。当前，正确的主导价值观应该是让政府的公权力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为片面追求升学率服务。从“行政”标准看，好的教育行政的标准应该是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教育行政专业化的提法，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但经过交流与讨论，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一，教育行政人员专业化的标准问题，即教育行政人员的素质标准应该有哪些，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它的困难在于：各个岗位上教育行政人员的工作都带有综合性，而从事综合性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标准应该怎样定？是定在“通才”上，还是定在“专才”上？这需要深入研究。其二，是否应当考虑把行政人员专业化的问题，放到教育行政机关职能转换的环境中加以考虑？否则政府对学校教育管得太多太细，难以实现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其三，在现实中，教育行政人员“逆专业化”的问题严重。所谓“逆专业化”，是指一些教育行政人员本来是教育专业人员，而一旦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后，却身不由己，经常出现反专业化的行为，这个问题需要从制度和环境上加以研究。
2．教育行政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有代表认为：当前，政府在行使教育行政职能的过程中，存在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出现了角色偏离等问题，因此，教育行政的职能急需转变。有代表进一步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后应该扮演好6种角色：教育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公平的维护者、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和教育质量的监管者。
3．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需从公共管理的宏观背景出发。运用此观点，有代表在分析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特点和我国近年来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后，提出了教育体制重建的思路，如实行政校分开、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也有代表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由于教育活动本身具有特殊性，学校制度与企业制度存在一定区别，所以能否将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代表制度引入学校，并成为学校法人制度，还有待深入系统的研究。
4．教育督导制度应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而改革。有代表认为：中国教育督导机构的性质定位走向，应由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走向法定机构；职能定位走向，应实现由“行政控制”向“管理服务”的转变；督导队伍定位走向，应实现由“经验型”向“专业型”的转变；督导评估走向，应实现由奖惩性评估向发展性评估的转变。与会代表认为：现行督导制度必须作相应的改革。不过对教育督导机构性质定位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商榷。
关于教育政策
1．关注教育政策问题的建构。有代表提出：对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是教育政策问题建构的前提。教育政策问题建构的错误，是造成教育政策低效的重要原因。造成教育政策问题建构错误的原因，在于政策问题的不良结构、决策者心理上的近因效应及认知不协调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注重政策分析的技术研究，同时应该加强对教育政策制定者素质的培养。
有代表认为：教育政策评价，本质上是对教育政策价值的评价，其中的评价标准是教育政策评价的核心，它来源或依赖于教育政策价值的客观存在。教育政策价值的表现形式由低到高依次为：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人的价值，应该按照该层级建构评价标准。
2．切磋解决学者的研究与决策者意图相冲突的问题。有代表指出：很多研究者都在不同层面参与过各级政府教育政策的咨询和起草工作，学者与政府决策者的冲突，是时刻存在的。学者的苦恼在于：当决策者的想法与学者的研究建议不相符时，学者应该怎么办，是妥协，还是坚持原则？对此，有代表认为：原则性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一定要守住的底线。其他问题根据情况不妨先妥协，然后以渐进的方式对政策产生影响，这是处理冲突时的策略选择。有代表提出：政策研究的过程，就是咨询人员与政府官员的合作和切磋过程，但是主导权在官员手中。作为咨询人员的学者，应当耐得住寂寞，深入研究问题，这样才能使建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3．推动教育政策更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代表们提出以下见解：
第一，应该根据弱势群体的不同特点和特殊情况，建立教育救助机制。使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二，国家高级决策层应作出实质性的决定，并进行有效的体制改革，以解决农村教育“边缘化”的问题。第三，政府应该调整政策导向，调整各级政府的投资比例，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创新教育制度，完善与义务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于学校组织发展
针对学校组织变革、学校原生态环境变化对学校组织发展提出的挑战与要求，与会代表提出以下见解：
1．学校组织的变革是多元主体间多维互动的动态生成过程。有代表提出：学校变革蕴涵着包括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部门、周围社区、学生家庭、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学校变革实践就是不断解决当前问题，并发现新问题的过程，是学校变革空间不断拓展、不断生成的过程。此种复杂的变革过程，为校长提供了发挥独特作用的空间，使其在多重反馈中，明确自我地位与价值，积聚变革的力量，成为学校变革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也有代表认为：学校组织变革缺乏成效是一个普遍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目前我国学校组织变革仍然是以“自上而下、大规模、集体性”的变革行为为主，而缺乏学校组织变革的内在动力；学校组织变革重视“自上而下”正式组织的变革，而忽视“自下而上”的非正式组织的变革；学校组织变革缺乏连续性，缺乏对变革核心问题的整体性认识和策划。
2．学校组织发展策划是校长智慧的体现。有代表从校长所处的具体情境出发认为：学校发展策划，应该是校长审“时”（时机）、度“势”（形势）、用“术”（创意或策略）整合性的智慧活动过程。
3．以知识管理完善学校管理模式。基于教师组织是知识型组织的观点，有代表提出：构建学习型教师组织、建立教师组织的知识共享机制、营造有助于知识管理的教师组织氛围等，是教师组织管理的基本方略，用以改善学校管理现状，发挥教师组织的学习效能。
4．学校效能是学校组织管理追求的目标。学校效能的改进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首先，学校效能的改进，离不开国家层面要素的支持。其次，学校效能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校的整体层面，还要深入到班级层面，甚至要采用全天候观察法去研究每一个学生。这样的研究结论，才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关于校长专业发展
校长专业发展是校长专业素质整体提高的过程。如何促进校长发展？与会代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
1．创新专家型校长的培训模式。有代表针对专家型校长的层次、培训目标相对较高，研究的问题、方法及立场特殊，专业性强等特点，提出运用问题澄清与解决、“诊断—策划—追踪指导”连续体、先呈现后评讲、案例教学、体验式培训、网络培训等校长培训模式的设想，以期适应现代校长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2．中小学校长胜任模型研究。校长胜任特征模型，是由特定职位要求的优异表现组合起来的，包括多种胜任特征结构的校长测评工具，它是校长遴选、培训、评估、薪酬等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以提高校长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目的，有代表建议：吸取西方开放应用校长胜任特征模型的成熟经验，着手组建我国中小学校长胜任模型研发中心，建立我国中小学校长胜任特征模型，并将其运用于校长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中。
3．校长专业发展的行动研究。有代表倡导研究者要站在为现实服务、为实践工作者服务的立场上，并最终站在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立场上，进入一种“奋不顾身”的开放式的研究状态，用质的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法，投身于实践，和校长一起去研究和解决那些学校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行动研究的取向较鲜明。
关于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1．关注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代表认为：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水平与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直接相关。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是和人们如何认识与理解研究者、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之间的“三角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当下，我国教育管理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还需加强，对观察学校组织的方式和视角还需要反思与重构，而相应的学术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伦理取向，也亟待澄清和明确表达。
2．探讨教育管理人性观。有代表提出：教育管理中的人性观问题，是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本性。教育管理要重视“智慧”在人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人获得自由发展。
3．内容分析法的运用。有代表尝试用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对近1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仅从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
（编辑张 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