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是一位讲过“两个凡是”、还原华国锋、长期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他从毛泽东那段“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谈起，通过史料，分析1976年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想什么。
　　在毛泽东那段“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中，诸如“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说法，其实为不少入耳熟。不过，党史学界却对毛泽东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段话、何时说过这段话争议不断。
　　《世纪》杂志2014年第3期刊载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对于毛泽东这段话的质疑。这段话在201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20年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9页中如是记载：“6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趕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李海文认为，这段话其实缺乏进一步档案根据，也没有人拿出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她还提出，华国锋曾亲口对她表示毛泽东从来没对他说过那番话。
　　韩钢表示，有证据可以说明这段话在毛泽东去世前就流传开了。历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在1993年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提及，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那段谈话。“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可见，这段话流传已久，坊间也有流传。有意思的是，有关这段话的具体描述也众说纷纭。“这样的材料，我看到的就不下十数种，问题是，这些材料中，除了文字有差异外，毛泽东的谈话对象都不完全相同。”韩钢说，尤其对于毛泽东说这段话的时间也一直没有一致说法，“有的说是1976年元月13日，有的说是6月13日，还有的说6月15日或6月25日。”
　　韩钢从这段话的内容、语言风格特别是毛泽东当时的心态推断，毛泽东很可能说过这段话。“问题是，这话究竟是什么时候说的？”他的判断是，如果华国锋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最有可能是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到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1月28日）之间。具体理由还有两点，韩钢分别从毛泽东那年的身体和心理情况说起。
　　理由之一是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然非常不好。
　　对毛泽东晚年的身体情况，韩钢较看重三个人的说法。分别是毛泽东最后一任机要秘书、护理人员张玉凤，护理人员孟锦云和警卫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这三个人最贴近晚年的毛泽东”。
　　韩钢介绍，“文革”后，张玉凤在《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发表过正式回忆，她写道：“1975年10月下旬，毛泽东晚年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他吃饭已经需要有人来喂，因他得了一种脑神经病，吞咽很困难，他的手又抖得很厉害，常常是筷子都拿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小张来喂饭……”护理人员孟锦云的记忆和张玉凤的描述非常吻合。
　　韩钢介绍，根据官方披露的史料，从1976年1月9日到6月25日这段时间，毛泽东写过19件批示。最短的仅仅两个字，如“同意”、“可以”、“照办”；最长的是给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的回信，连标点符号加在一起也不过86个字。“可见1976年毛身体已非常虚弱。”
　　毛泽东的外事活动情况，在韩看来也是印证材料之一。据新华社报道，1975年，毛泽东会见外宾17次，而1976年只有6次。最长的一次是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长100分钟。随后时间则越来越短，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不过10分钟。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布托时，已显面容憔悴。此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
　　理由之二是1976年毛泽东心境充满苍凉。
　　韩钢以史料指出，从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直到1973年，毛泽东对于党内和军方元老重新解放有大量的批示。“但1975年发现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依然对‘文革’充满抱怨，这让他感觉沮丧。”1976年元月周恩来去世，在韩钢看来更是对毛泽东不小的打击。
　　韩钢说，有一个细节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当时的多愁善感。毛泽东对古词的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可到了晚年他却常读一些苍凉凄婉格调的词赋，如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孟锦云回忆，有一天，毛泽东与护士小李聊天，顺口念了两句清代诗人严遂的《三垂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毛泽东对小李说，“这是我借用的诗句，这两句诗正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
　　韩钢总结，从上述可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段话确实很可能来自毛泽东亲口述说。只是毛泽东说这话的具体时间应在周恩来去世之后、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之前；而确凿的根据，仍然有待于披露和发掘。
　　（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