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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两岸直航开通不久，安利（中国）组织了一次12000多名营销精英参与的台湾游。大家都没料到，一次企业的海外拓展培训成为海峡两岸各个层面关注的焦点。时隔四年，依旧是12000人的安利大团赴台游，但引起的轰动效应减弱了，媒体也显得很淡定，因为两岸交流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人多了，闪光灯少了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久居大陆的台湾人去买水果，为了不被摊主“宰生”，用一口纯熟的普通话跟他讨价还价，但是摊主马上问，你是台湾人吧？这人觉得很惊奇，难道自己的普通话还有台湾腔？摊主指着一堆猕猴桃问他这叫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奇异果。
如今，除了猕猴桃和奇异果之类的称呼问题，两岸之间几乎没什么信息差了。内地综艺节目里总能看到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台湾面孔；超市里四季摆着来自台湾的菠萝蜜、莲雾和榴莲；60后眼中“龙应台的台湾”，70后眼中“侯孝贤的台湾”，还有80后眼中“周杰伦的台湾”，现在是一个在大陆二十多个城市能直航到达的地方。
而早在四年之前，情况还不是这样。2009年安利带到台湾的那支“万人团”，是自2008年7月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实施以后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旅游团，也是两岸之间第一个直航邮轮旅游团。一位参与者记录道：每次靠港，码头上都有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当地官员热情致辞，盛装的礼仪小姐向每一位来宾送上当地特产，随行的电视转播车排起长队。
第一个吃螃蟹的安利团受到了很多“特事特办”的照顾。所到之处，旅游大巴前有警车开道；为了减少游客通关耽搁的时间，台湾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事先飞到上海，与游客同船出发，然后在船上提前查核证件……
安利（中国）公共事务副总监李君说，今年赴台的“万人团”受到的关注比四年前少了，作为负责企业公共事务的人员，觉得略微有些失落，但也说明两岸交流愈加频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组织者来说，这一次赴台的准备工作也比四年前“挑战小很多”。
2007年，安利公司就已宣布了2009年营销精英的海外研修目的地是日本与韩国，大量准备工作也早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们有去台湾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陈水扁执政，我们就‘赌’马英九会上台，结果马英九真的上台了。我们2008年底递交了申请，‘赌’大陆国台办会批准，‘赌’台湾方面会批准，结果都‘赌’赢了。”安利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明雄说。
2008年底，两岸“大三通”基本实现，这让萌发了临时“转场”念头的刘明雄信心倍增。但是，在具体的手续办理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诸多挑战。“万人团”是2009年3月中旬出发的，而安利直到2月底才拿到批文。
时过境迁，这次的情形明朗得多。安利的组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参与者们也很容易就拿到了赴台的相关证件。从3月12日到4月1日，12000多人分5个批次，从大陆 19个口岸就近直飞台湾。
这两次台湾行在安利的营销精英研修史上也是个特例。安利每年都会组织业绩突出的营销人员海外旅游和研讨，但时隔这么短去同一个地点还是第一次。这与活动“总策划”刘明雄有关，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是一个热爱家乡的台湾人。
原本在安利台湾工作多年的刘明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被派到安利（中国）工作。刚到广州时，有一天他在街上见到几个穿军服的年轻人，像是部队放假出来逛街，打闹说笑着从他面前走过。这些青春的面孔让他想到了台湾的“阿兵哥”。刘明雄年轻时在台湾当过兵，所以对部队里那些黝黑而英气逼人的脸庞非常熟悉。他想到，这些孩子如果有一天要在战场上相见，那就太残酷了。这些情结在他心里植根很久，所以他两次组织安利营销人员去台湾，就是想让两岸民众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
刘明雄说：“这次台湾行和2009年那次相比，活动安排更开放，气氛更加融洽。”2009年那次邮轮之旅，两岸的媒体和公众都盯着这支“万人团”，游客白天上岸活动，晚上要回邮轮住，每个船舱都要点名，确保游客都住在船上。台湾怕有人“跳船”，大陆也怕游客滞留不归。旅游团在台湾水湳机场开惜别晚宴时，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当地人进不去。
但这次，大家住在台湾的五星级酒店，音乐会、野营会等很多活动都有当地人参与，游客和当地人在路上错身而过时，会互相打招呼。安利做了一个统计，2009年，团员们行程中23.3%的时间在台湾当地，而这次在台时间高达96.4%。2009年只有3条旅游线8个景点供团员选择，这次有10条线22个景点。
“如果说四年前是破冰之旅，那这次就是春暖花开。”刘明雄言道。随着两岸民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常态化，官方介入的力量渐渐消退，民众自发的交流成为主力。
里长伯眼里的新“陆客”
最开始台湾人对陆客的印象，可能是台北故宫里听到的东北话“这怎么卖啊？”，或是国父纪念馆里士兵交接仪式时的催促：“怎么还不开始？”因为最初旅行社推出的台湾游项目多是些低价团，游客疲于奔波于各个景点，走马观花逛一圈，不觉得台湾好玩，台湾人也不觉得陆客可亲，这样的见面只能给双方造成误解。“真正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双方深入而真诚的交流之上。”刘明雄认为。
活动细节的安排足见刘明雄的良苦用心。安利在台北华中露营场的草地上举办的一次野营中，邀请台湾当地人一起参加。主办方给团员和当地人分别安排了座位，但是谁都没有按指定的位子坐，大家很自然地坐到了一起，围着圆桌喝咖啡，好奇地互相打听一海之隔的事。
来凑热闹的当地人里面有一位“里长伯”，里长是负责管理某一片社区的芝麻官，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就像大陆的居委会必然是“大妈”坐镇，里长约定俗成是位老伯伯，所以经常被街坊亲昵地称为“里长伯”。
这位里长伯“绿”得很，60多年没出过台湾，对大陆的所有印象均来自官方宣传。旅行团里的一位安利营销精英颇有中医根基，见到满面通红的里长伯就问，您大概有“三高”吧？里长伯说，哪止“三高”啊，我有“五高”啦。这位团员给里长伯把了一下脉，动笔开了个方子，并给他留下自己在杭州的地址，约他有机会来大陆时找他。里长伯很感动，“陆客”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这样的交流不是个例。安利团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上，当地的小孩子被父母牵过来玩，团员们把荧光棒和鼓掌器送给小孩子，孩子们的可爱面孔是不分地域的。
台湾人也给游客留下了热情礼貌的印象。有安利团员在微博上分享，第一天上岛遇到一户台湾人在搬新家，他们看到大陆游客觉得很新鲜，热情地邀请他们去新家坐坐，喝杯茶“唠唠嗑”。也有游客对台湾计程车司机的周到细致赞不绝口，他们为乘客准备了手机插槽、饮用水和杂志。一名团员在国父纪念馆遇上一头银发的义工奶奶，认真细致地为游客讲解，没有任何报酬，让人心生敬意。台湾的服务人员都很温和，不会在你进门时就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迅速对你的财力做出判断，然后决定要拿几分热情接待。
一些台湾媒体的心态也从“制造误解”转为“寻求理解”。2009年那次旅行，台湾媒体笔下的陆客出手阔绰，很张扬。刘明雄说，当时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台湾指望大陆游客带来的商机可以刺激经济，所以媒体很在意陆客的消费能力。但这次当地媒体更关心大陆人喜欢吃什么、玩什么，他们更希望了解陆客的喜好，如何能够长期吸引陆客。例如大量媒体报道描述了安利团对骑自行车游台北的项目感兴趣，对颇有民俗味道的“办桌宴”赞不绝口……
四年前，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在安利的惜別晚宴上真诚致辞：“人民之间的互动超过任何互动！”如今，再次创造了两岸人民互动良机的刘明雄被媒体人戏称“做着海协会、海基会的工作”。
人多了，闪光灯少了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久居大陆的台湾人去买水果，为了不被摊主“宰生”，用一口纯熟的普通话跟他讨价还价，但是摊主马上问，你是台湾人吧？这人觉得很惊奇，难道自己的普通话还有台湾腔？摊主指着一堆猕猴桃问他这叫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奇异果。
如今，除了猕猴桃和奇异果之类的称呼问题，两岸之间几乎没什么信息差了。内地综艺节目里总能看到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台湾面孔；超市里四季摆着来自台湾的菠萝蜜、莲雾和榴莲；60后眼中“龙应台的台湾”，70后眼中“侯孝贤的台湾”，还有80后眼中“周杰伦的台湾”，现在是一个在大陆二十多个城市能直航到达的地方。
而早在四年之前，情况还不是这样。2009年安利带到台湾的那支“万人团”，是自2008年7月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实施以后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旅游团，也是两岸之间第一个直航邮轮旅游团。一位参与者记录道：每次靠港，码头上都有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当地官员热情致辞，盛装的礼仪小姐向每一位来宾送上当地特产，随行的电视转播车排起长队。
第一个吃螃蟹的安利团受到了很多“特事特办”的照顾。所到之处，旅游大巴前有警车开道；为了减少游客通关耽搁的时间，台湾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事先飞到上海，与游客同船出发，然后在船上提前查核证件……
安利（中国）公共事务副总监李君说，今年赴台的“万人团”受到的关注比四年前少了，作为负责企业公共事务的人员，觉得略微有些失落，但也说明两岸交流愈加频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组织者来说，这一次赴台的准备工作也比四年前“挑战小很多”。
2007年，安利公司就已宣布了2009年营销精英的海外研修目的地是日本与韩国，大量准备工作也早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们有去台湾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陈水扁执政，我们就‘赌’马英九会上台，结果马英九真的上台了。我们2008年底递交了申请，‘赌’大陆国台办会批准，‘赌’台湾方面会批准，结果都‘赌’赢了。”安利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明雄说。
2008年底，两岸“大三通”基本实现，这让萌发了临时“转场”念头的刘明雄信心倍增。但是，在具体的手续办理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诸多挑战。“万人团”是2009年3月中旬出发的，而安利直到2月底才拿到批文。
时过境迁，这次的情形明朗得多。安利的组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参与者们也很容易就拿到了赴台的相关证件。从3月12日到4月1日，12000多人分5个批次，从大陆 19个口岸就近直飞台湾。
这两次台湾行在安利的营销精英研修史上也是个特例。安利每年都会组织业绩突出的营销人员海外旅游和研讨，但时隔这么短去同一个地点还是第一次。这与活动“总策划”刘明雄有关，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是一个热爱家乡的台湾人。
原本在安利台湾工作多年的刘明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被派到安利（中国）工作。刚到广州时，有一天他在街上见到几个穿军服的年轻人，像是部队放假出来逛街，打闹说笑着从他面前走过。这些青春的面孔让他想到了台湾的“阿兵哥”。刘明雄年轻时在台湾当过兵，所以对部队里那些黝黑而英气逼人的脸庞非常熟悉。他想到，这些孩子如果有一天要在战场上相见，那就太残酷了。这些情结在他心里植根很久，所以他两次组织安利营销人员去台湾，就是想让两岸民众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
刘明雄说：“这次台湾行和2009年那次相比，活动安排更开放，气氛更加融洽。”2009年那次邮轮之旅，两岸的媒体和公众都盯着这支“万人团”，游客白天上岸活动，晚上要回邮轮住，每个船舱都要点名，确保游客都住在船上。台湾怕有人“跳船”，大陆也怕游客滞留不归。旅游团在台湾水湳机场开惜别晚宴时，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当地人进不去。
但这次，大家住在台湾的五星级酒店，音乐会、野营会等很多活动都有当地人参与，游客和当地人在路上错身而过时，会互相打招呼。安利做了一个统计，2009年，团员们行程中23.3%的时间在台湾当地，而这次在台时间高达96.4%。2009年只有3条旅游线8个景点供团员选择，这次有10条线22个景点。
“如果说四年前是破冰之旅，那这次就是春暖花开。”刘明雄言道。随着两岸民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常态化，官方介入的力量渐渐消退，民众自发的交流成为主力。
里长伯眼里的新“陆客”
最开始台湾人对陆客的印象，可能是台北故宫里听到的东北话“这怎么卖啊？”，或是国父纪念馆里士兵交接仪式时的催促：“怎么还不开始？”因为最初旅行社推出的台湾游项目多是些低价团，游客疲于奔波于各个景点，走马观花逛一圈，不觉得台湾好玩，台湾人也不觉得陆客可亲，这样的见面只能给双方造成误解。“真正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双方深入而真诚的交流之上。”刘明雄认为。
活动细节的安排足见刘明雄的良苦用心。安利在台北华中露营场的草地上举办的一次野营中，邀请台湾当地人一起参加。主办方给团员和当地人分别安排了座位，但是谁都没有按指定的位子坐，大家很自然地坐到了一起，围着圆桌喝咖啡，好奇地互相打听一海之隔的事。
来凑热闹的当地人里面有一位“里长伯”，里长是负责管理某一片社区的芝麻官，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就像大陆的居委会必然是“大妈”坐镇，里长约定俗成是位老伯伯，所以经常被街坊亲昵地称为“里长伯”。
这位里长伯“绿”得很，60多年没出过台湾，对大陆的所有印象均来自官方宣传。旅行团里的一位安利营销精英颇有中医根基，见到满面通红的里长伯就问，您大概有“三高”吧？里长伯说，哪止“三高”啊，我有“五高”啦。这位团员给里长伯把了一下脉，动笔开了个方子，并给他留下自己在杭州的地址，约他有机会来大陆时找他。里长伯很感动，“陆客”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这样的交流不是个例。安利团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上，当地的小孩子被父母牵过来玩，团员们把荧光棒和鼓掌器送给小孩子，孩子们的可爱面孔是不分地域的。
台湾人也给游客留下了热情礼貌的印象。有安利团员在微博上分享，第一天上岛遇到一户台湾人在搬新家，他们看到大陆游客觉得很新鲜，热情地邀请他们去新家坐坐，喝杯茶“唠唠嗑”。也有游客对台湾计程车司机的周到细致赞不绝口，他们为乘客准备了手机插槽、饮用水和杂志。一名团员在国父纪念馆遇上一头银发的义工奶奶，认真细致地为游客讲解，没有任何报酬，让人心生敬意。台湾的服务人员都很温和，不会在你进门时就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迅速对你的财力做出判断，然后决定要拿几分热情接待。
一些台湾媒体的心态也从“制造误解”转为“寻求理解”。2009年那次旅行，台湾媒体笔下的陆客出手阔绰，很张扬。刘明雄说，当时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台湾指望大陆游客带来的商机可以刺激经济，所以媒体很在意陆客的消费能力。但这次当地媒体更关心大陆人喜欢吃什么、玩什么，他们更希望了解陆客的喜好，如何能够长期吸引陆客。例如大量媒体报道描述了安利团对骑自行车游台北的项目感兴趣，对颇有民俗味道的“办桌宴”赞不绝口……
四年前，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在安利的惜別晚宴上真诚致辞：“人民之间的互动超过任何互动！”如今，再次创造了两岸人民互动良机的刘明雄被媒体人戏称“做着海协会、海基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