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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看，日本是教育费私人负担极重的国家。其教育费的家庭负担虽常说有限度，但随着大学升学率持续上升，家庭的教育费负担也大增。其家庭的教育费负担虽支撑日本较高的大学升学率，但有研究指出，日本现在经济低迷如继续下去，今后其家庭沉重的教育费负担将难以保证。这不仅会影响整体大学升学率，更会对低收入阶层的大学升学有影响，使教育机会均等严重化。
为应对这些预想事态，很有必要搞清最需要的教育费的家庭负担及减轻其压力的奖学金或学费减免等学费资助实际状况。因此，该研究利用文部省1996年“学生生活调查”数据，简要介绍支持大学升学的家庭教育费负担状况，研究教育费负担的问题。
一、教育费与学费的负担
该研究提出，教育所需费用即教育费一般由政府与家庭分担。与教育费相对，学费是教育费中学生及家庭支付的对教育的等价部分。最狭义的指学杂费(区分于学费和其他入学金及私立大学等设施配备费、实验实习费等)。广义的学费加上学杂费、书籍费等学习费用。更广义的学费含学生生活费。 与学费相对，教育费意味着学生及家庭要支付的费用，与学费也有同样的意义。但教育费的另一定义是指教育所需全部费用。学费一般不过是教育所需费用的一部分。两者的混同必须回避。特别是有必要明确政府要包含负担的费用、学生及家庭仅负担一部分费用。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学费多指教育所需费用中的私人负担部分。而教育所需全体费用多采用教育费。
为减轻教育费的家庭负担，需由政府提供低学费及奖学金等公共补助。但在日本目前公共财政紧迫状况下，对教育增加公共负担很困难。另方面，教育费的私人负担如果渐渐加重，对社会、经济也将产生较大问题。因此，围绕教育费的负担出现进退两难境地。
根据这些观点，首先从教育费的公共负担与私人负担的实际状况看，日本的教育费私人负担重达到何等程度的数据“经合组织”(OECD)教育指标显示，2001年高等教育费的家庭负担比例，日本占57％，仅次于韩国的58％(0EcD2004：243)。而欧洲各国仅占25％的程度。
另外，日本的家庭学费负担大增如图表1所示，最初年度平均缴纳金与家庭可处理收入比率的推移可见，既超出限度又持续大增。特别是国立大学一直大增。私立大学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有下降趋向，但其后一直增加。该推移是平均的学费与平均的家庭收入的比较，像私立大学医学部那样选择高学费的教育机会及低收入阶层，该比率明显高。
二、学费的家庭负担程度
日本学生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很大程度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费用即学生生活费支配。学费的大部分所占的学杂费因国立与私立尤其是私立的大学及专业不同有较大差异。另外，生活费特别是居住状态、自宅内外、学生宿舍或租房也有较大差别。另方面，学生的收入主要是家庭支付、勤工助学及奖学金。学生要经过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按不同的费用设法筹措收入及生活费。其他方面因收入不同，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受到很大制约。例如，有的学生只能报考国立大学或选择走读。因此，高等教育机会与学生生活费密切相关，这方面1996年文部省“学生生活调查”数据很明显(小林，2005近刊)。
学生虽在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上按不同费用不同收入来源设法筹措，但家庭支付发挥最重要作用。同样据1996年文部省“学生生活调查”，在大学全日制中，家庭支付占学生收入的平均比例国立约占70％、私立近占80％相当高。学生收入与家庭支付所占比率因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也有较大差异。不同专业不同居住状态中家庭支付占学生收入的比率最高是私立租房及医学口腔系的91％，最低是国立自宅教师教育系的57％，有极大的反差。但即使最低的家庭支付比例也接近60％。家庭负担重、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家庭负担重可想而知。
(一)家庭支付与家庭收入及家庭负担程度
如图表2所示，日本所得阶层与收入及家庭支付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反，奖学金呈负相关，越是低收入阶层越多。与此相对，勤工助学在国立是负相关，但私立却正相关。从比率上看，勤工助学与收入阶层呈负相关。在低收入阶层家庭负担重，家庭支付接近限度，不得不依靠奖学金及勤工助学来弥补。
由此可见家庭支付与收入阶层明显相关。但家庭支付与家庭收入的单相关系数国立私立都是0.2程度并不高。而相反趋势是家庭支付额与收入阶层即使是同样的收入，但各个家庭开支的差异却较大。
图表3与图表4是家庭支付等级与不同收入组的各群体比例标绘图。特别是图的左上家庭与家庭收入相对家庭支付多，家庭负担重。这些家庭的比例在日本整体上虽少，但国立私立都是第1收入组约占10％不可忽视。如果加上家庭支付较多的阶层，国立私立的第1收入组都约占20％(2002年“学生生活调查”数据仍然如此)。
其家庭支付不同等级、不同收入阶层租房比率表明，学费负担重、勉强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学生居住状态租房多，国立占95％，私立占84％。由此可见租房的比率在收入组中虽无太大变化，但家庭支付不同却变化较大。另外，国立私立都有家庭负担比家庭收入分配重的群体，医学、口腔系多，在第1收入组的最高支付组中，国立的占10.5％、私立占5.7％相当多。因此，从居住状态及不同专业看，“勉强支付”的家庭状况更明确(图表省略)。
(二)家庭负担程度与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
以下将日本的家庭支付与家庭收入的关联为主分析教育费的家庭负担程度。其家庭负担程度定义为家庭支付/家庭收入。图表5显示以前家庭收入与家庭支付及家庭负担程度的关联。该图设想F=AY的关系(Y：家庭收入、F：家庭支付、A：家庭负担程度)。
该图越向左上，家庭收入相对的家庭支付比例越高。A(家庭负担程度)直线倾斜是家庭支付，家庭收入(A=F／Y)。
以此作为显示家庭的学生生活费负担程度指标作分析。
其家庭负担程度受家庭支付、家庭收入、国立私立大学与专业(学杂费)、居住状态、学生资助、勤工助学6个要素的影响成为复杂的指标。因此，对各个要素作简要比较，利用回归分析，综合对家庭负担程度的规定要因作研究。另外，该负担程度是比率，未显示支付及收入的绝对额的差异。为此，按家庭收入与家庭支付设立5个分组，特别以低收入高支付的家庭为焦点作分析。
其家庭负担程度的分布向右倾斜，如图表6所示，最大值极大。这虽然也考虑家庭收入以上的储蓄或贷款的家庭负担，但个体营业等自身收入不足也有问题。而大学的不同专业国立私立负担程度最高都是医学、口腔系。家庭负担程度低的是教师教育系及私立文科系等。而勤工助学及奖学金是减少家庭支付及家庭负担的途径。但学生收入靠勤工助学也影响学习时间也存在如何适当的问题。
三、对家庭负担的学费资助效果
该研究提出奖学金及学费减免等学费资助有减少家庭负担的效果。但学费资助也有未减少家庭负担的情况。学生虽有学费资助，但仍有未能减少家庭支付而不得不考虑设法增加收入的问题。但如图表7所示，日本育英会的奖学金获取人国立私立都是负担程度最低，奖学金如实显示要减轻学费负担。相反，家庭负担程度高的却出现奖学金“虽申请但不采用”、“有愿望但不申请”的很多。虽都需要学费资助，但因某些原因有的学生不采用或未申请，有的学生确实需要减轻学费负担。而日本现在的学费资助很不充分。另外，对有愿望但不申请的学生搞清原因也特别重要。日本育英会以外的奖学金及学费减免也有同样趋向。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家庭收入分配中存在家庭支付多的“勉强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如图表8所示，奖学金的获取率低。国立的第1收入组中家庭支付最低占72％的7成以上，而家庭负担最重的阶层奖学金获取率仅占18％的2成以下。私立的各占62％的6成以上及24％的4分之1。未获取的原因是未符合育英基准(学业成绩)等基准、考虑将来的负担未申请。这些家庭支付和家庭负担重的阶层如果无奖学金则需要更多的家庭支付或勤工助学。日本育英会奖学金月额走读生国立的3万8000日元(约每月基本伙食费)，私立的4万7000日元。年额各自约46万日元和56万日元。其他的育英会奖学金也近似。
与此相对，育英会奖学金的收入组国立平均约19万日元，私立平均约21万日元。奖学金的有无对勤工助学收入额无太大变化。即勤工助学的学生是在无奖学金情况下靠多打工来补充，对学生生活也有较大负担，升学本身也有难处。
四、家庭负担与升学可能性模拟实验
对以上分析可见，日本家庭收入分配中存在家庭支付多“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其结果却缩小了不同收入阶层升学机会的差距。因此，假如这些“勉强支付”的家庭不选择升学，不同收入阶层就学率的差距将扩大到何等程度该研究简要进行了模拟实验。如图表3所示，国立的第1收入组中家庭支付最多阶层占全体的1.6％，其次是家庭支付多的阶层也占2.7％。尤其是第Ⅱ收入组中，家庭支付最多阶层也占2.7％。假如这3个群体放弃升学，在此状况下，国立的不同收入阶层就学率如图表9所示，将从24％下降21％、第Ⅱ收入组从20％下降18％。其他收入组的就学率则相对上升。其结果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就学率差距在扩大。尤其将第1收入组的家庭支付的中等群体、第Ⅱ收入组的高等群体与第Ⅲ收入组的最高群体这3个群体相加，6个群体放弃升学。即假如从图表3的左下对角线上6个群体不能升学，再计算就学率。其结果第1收入组就学率将下降18％、第Ⅱ收入组的就学率将下降16％，而相对的中高收入阶层各增加20％和22％，收入阶层之间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私立方面如图表10所示，3个群体除外状况下，第1收入组就学率、第Ⅱ收入组就学率各自从15％下降12％、从17％下降15％即降至2～3％，6个群体除外状况下10％与13％将大幅度减少，与中高收入阶层的就学率差距将从2倍增至3倍大幅度扩大。
其模拟实验显示了与家庭收入相比，家庭负担重的阶层放弃了升学的假设状况。但重要的是低收入的高教育费负担阶层如放弃升学，不同收入阶层的就学率差距当然将扩大。相反，这些阶层“勉强支付”的教育费负担在缩小大学升学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高等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问题又难以见到。
五、学费的家庭负担与学费资助
据文部省1996年“学生生活调查”。在国立大学或公立大学的学生宿舍生活中，获取奖学金及学费减免或两方都得、勤工助学挣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的学生数也确实存在。1996年度国立大学的住宿学生家庭平均收入约640万日元明显低，学费减免占20％以上，获取奖学金半数以上。对这些阶层如果无奖学金学习将极困难。
目前，日本的家庭学费负担重并有加大的倾向。尤其低收入阶层家庭学费负担重。存在“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和勤工助学多的学生对“学习、生活难适应”。其结果。缩小了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问题，运用模拟实验已有显示。但这些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和学生掩盖了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之间差距的严重问题。
对这些家庭及学生的学费负担，学费资助有减轻其压力的效果。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效果大。相反，如果无学费资助，越来越多的学生将难升学，不好处理的适应问题可能上升，这显示出学费资助的有效性。但日本存在不申请或不采用的学生约20％也不少，显示了学费资助也有限度。对不申请的学生也提出有必要利用广告活动等让众所周知。但对不采用的学生也应说明只对必要资助者而并非是学费资助的普及。另外，不仅是获取率，其金额也仅是目前的奖学金及学费减免，对学生生活的适应方面仍有难处。
但日本现在主要靠公共负担的学费资助在目前财政状况下大幅度增加难指望。迫使重新估价公共补助应有举措。不太增加公共负担而减少私人负担的方法是用奖学金尤其是贷学金会有效。因利用奖学金并非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差距，能减少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及学生的负担。这对教育机构的公共补助相比虽明确制定以学生及家庭为目标，但更应考虑有助于教育机会的均等。不仅国公立大学，对私立大学的公共补助及其方法也期待再次研讨。
奖学金尤其助学贷款并非是万能良药。日本亦存在还贷违约、获取基准制定及获取手续繁杂等助学贷款方式许多难题。原有方式重新梳理也很必要。但含有这些观点对教育费的公共负担与私人负担、机构补助与个人补助的问题在财政制度审议会及中央审议会等争议中也包括在内，但依此制定的政策二战后几乎并未形成。目前，日本有关教育费负担的总结研讨已有强烈要求。
六、几点政策性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其当前我国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之际，探析1996年度日本国立大学最低收入阶层子女的学费减免状况、家庭负担最重的学生因未符合育英基准(学业成绩)奖学金获取率仅占18％、依法实行助学贷款的学生却违约等问题而反思我国相同难题，笔者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
1、应解决特困生资助不足难题。
因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约2500万人(超过美国学生数)，毛入学率占22％。为促进教育公平，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2007年对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学校等全年投入经费达154亿元左右，空前加大。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总数20％的贫困生得到每人每年2000元的助学金。但10％左右的特困生仍存在学费拖欠问题。这也反映出重要的教育转移支付中财政转移支付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专项转移支付的高等教育特困生资助仍未落实。
为解决特困生资助不足这一难题，应依据高等教育财 政运行公平原则(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代际公平)中的纵向公平对不同社会群体给予不同的对待。因此，尽管2007年我国教育部和财政部提出《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着重考虑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对贫困农民、进城民工、下岗职工、不同地区的其他低收入人群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的弱势群体的特困生实行学费减免。
2、应促进学费与奖学金配套政策的公平性。
现在日本的国立私立大学都成了高学费、低奖学金体系。其奖学金的金额绝对额虽增加，但与学费大增相比，其比重年年减少。而学生资助制度未能大幅度扩充。但从大学独自奖学金制度发展看，日本已有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类型。全体大学的79％有此制度，普及率较高。但奖励学生人数在调查对象全体大学中仅5万人以下太少。供给奖学金的平均额也是优秀生约32万日元，生活困难生约12万日元。成绩优秀生及竞技体育优秀生供给奖学金多，但生活困难生贷学金多。另外，对生活困难生还有监护人死亡、事故、失业等特定限制事例多。
对比之中，我国1997年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受教育者或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之后，从2004年起，一般院校出现“高收费+低资助”现象，资助供给与需求相比缺口比较大。笔者认为，为改变这些资助不足推动教育财政的公平和效率性应参考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马丁·卡诺伊(C arnoy，2006)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模型，即对私人收益率高的学科和高等院校，实行高收费和学生贷款项目对节约成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更有效；对私人收益率低但具有高外部性的学科和高等院校，实行低收费和高的直接财政资助对节约成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更有效。因此，我国公共财政更应投资于私人收益率低但外部性高的领域。
3、应实行连锁型贷学金的最佳还贷方式。
连锁型贷学金含按贷款人的收入决定还款额、贷款人的收入在最低基准以下可以延期还贷、一定期间后或一定年龄以上最终可以免还贷款以减少负担感三方面。但对比可见，日本的还贷期限是从大学毕业6个月开始到20年以内。拖欠一年以上的还贷者法院将强制执行没收工资等来解决。因此，日本还贷效率高常被称道。但2004年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还贷回收率为92％左右。而违约的25万人中约有一半是不满一年的拖欠者。即该支援机构虽用电话通告、催促连带担保人、通过法院强制扣工资等，但费用与效果很差。因此，从2004年度又开始实行机关保证制度取消申请助学贷款时必须有保证人的规定等。
我国2004年6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政策上也延长还贷年限6年、申请比例占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总数20％，但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底，全国累计申请贷款学生数112.5万人，仅占全部在校生数的12.5％。而银行审批的贷款人数仅占申请贷款学生312％的35.1万人。分析日本还贷违约、我国银行惜贷及澳大利亚助学贷款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以法律保障为前提、再按照上述连锁型贷学金的步骤运行才能真正发挥助学贷款的最佳作用。
为应对这些预想事态，很有必要搞清最需要的教育费的家庭负担及减轻其压力的奖学金或学费减免等学费资助实际状况。因此，该研究利用文部省1996年“学生生活调查”数据，简要介绍支持大学升学的家庭教育费负担状况，研究教育费负担的问题。
一、教育费与学费的负担
该研究提出，教育所需费用即教育费一般由政府与家庭分担。与教育费相对，学费是教育费中学生及家庭支付的对教育的等价部分。最狭义的指学杂费(区分于学费和其他入学金及私立大学等设施配备费、实验实习费等)。广义的学费加上学杂费、书籍费等学习费用。更广义的学费含学生生活费。 与学费相对，教育费意味着学生及家庭要支付的费用，与学费也有同样的意义。但教育费的另一定义是指教育所需全部费用。学费一般不过是教育所需费用的一部分。两者的混同必须回避。特别是有必要明确政府要包含负担的费用、学生及家庭仅负担一部分费用。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学费多指教育所需费用中的私人负担部分。而教育所需全体费用多采用教育费。
为减轻教育费的家庭负担，需由政府提供低学费及奖学金等公共补助。但在日本目前公共财政紧迫状况下，对教育增加公共负担很困难。另方面，教育费的私人负担如果渐渐加重，对社会、经济也将产生较大问题。因此，围绕教育费的负担出现进退两难境地。
根据这些观点，首先从教育费的公共负担与私人负担的实际状况看，日本的教育费私人负担重达到何等程度的数据“经合组织”(OECD)教育指标显示，2001年高等教育费的家庭负担比例，日本占57％，仅次于韩国的58％(0EcD2004：243)。而欧洲各国仅占25％的程度。
另外，日本的家庭学费负担大增如图表1所示，最初年度平均缴纳金与家庭可处理收入比率的推移可见，既超出限度又持续大增。特别是国立大学一直大增。私立大学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有下降趋向，但其后一直增加。该推移是平均的学费与平均的家庭收入的比较，像私立大学医学部那样选择高学费的教育机会及低收入阶层，该比率明显高。
二、学费的家庭负担程度
日本学生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很大程度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费用即学生生活费支配。学费的大部分所占的学杂费因国立与私立尤其是私立的大学及专业不同有较大差异。另外，生活费特别是居住状态、自宅内外、学生宿舍或租房也有较大差别。另方面，学生的收入主要是家庭支付、勤工助学及奖学金。学生要经过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按不同的费用设法筹措收入及生活费。其他方面因收入不同，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受到很大制约。例如，有的学生只能报考国立大学或选择走读。因此，高等教育机会与学生生活费密切相关，这方面1996年文部省“学生生活调查”数据很明显(小林，2005近刊)。
学生虽在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上按不同费用不同收入来源设法筹措，但家庭支付发挥最重要作用。同样据1996年文部省“学生生活调查”，在大学全日制中，家庭支付占学生收入的平均比例国立约占70％、私立近占80％相当高。学生收入与家庭支付所占比率因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也有较大差异。不同专业不同居住状态中家庭支付占学生收入的比率最高是私立租房及医学口腔系的91％，最低是国立自宅教师教育系的57％，有极大的反差。但即使最低的家庭支付比例也接近60％。家庭负担重、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家庭负担重可想而知。
(一)家庭支付与家庭收入及家庭负担程度
如图表2所示，日本所得阶层与收入及家庭支付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反，奖学金呈负相关，越是低收入阶层越多。与此相对，勤工助学在国立是负相关，但私立却正相关。从比率上看，勤工助学与收入阶层呈负相关。在低收入阶层家庭负担重，家庭支付接近限度，不得不依靠奖学金及勤工助学来弥补。
由此可见家庭支付与收入阶层明显相关。但家庭支付与家庭收入的单相关系数国立私立都是0.2程度并不高。而相反趋势是家庭支付额与收入阶层即使是同样的收入，但各个家庭开支的差异却较大。
图表3与图表4是家庭支付等级与不同收入组的各群体比例标绘图。特别是图的左上家庭与家庭收入相对家庭支付多，家庭负担重。这些家庭的比例在日本整体上虽少，但国立私立都是第1收入组约占10％不可忽视。如果加上家庭支付较多的阶层，国立私立的第1收入组都约占20％(2002年“学生生活调查”数据仍然如此)。
其家庭支付不同等级、不同收入阶层租房比率表明，学费负担重、勉强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学生居住状态租房多，国立占95％，私立占84％。由此可见租房的比率在收入组中虽无太大变化，但家庭支付不同却变化较大。另外，国立私立都有家庭负担比家庭收入分配重的群体，医学、口腔系多，在第1收入组的最高支付组中，国立的占10.5％、私立占5.7％相当多。因此，从居住状态及不同专业看，“勉强支付”的家庭状况更明确(图表省略)。
(二)家庭负担程度与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
以下将日本的家庭支付与家庭收入的关联为主分析教育费的家庭负担程度。其家庭负担程度定义为家庭支付/家庭收入。图表5显示以前家庭收入与家庭支付及家庭负担程度的关联。该图设想F=AY的关系(Y：家庭收入、F：家庭支付、A：家庭负担程度)。
该图越向左上，家庭收入相对的家庭支付比例越高。A(家庭负担程度)直线倾斜是家庭支付，家庭收入(A=F／Y)。
以此作为显示家庭的学生生活费负担程度指标作分析。
其家庭负担程度受家庭支付、家庭收入、国立私立大学与专业(学杂费)、居住状态、学生资助、勤工助学6个要素的影响成为复杂的指标。因此，对各个要素作简要比较，利用回归分析，综合对家庭负担程度的规定要因作研究。另外，该负担程度是比率，未显示支付及收入的绝对额的差异。为此，按家庭收入与家庭支付设立5个分组，特别以低收入高支付的家庭为焦点作分析。
其家庭负担程度的分布向右倾斜，如图表6所示，最大值极大。这虽然也考虑家庭收入以上的储蓄或贷款的家庭负担，但个体营业等自身收入不足也有问题。而大学的不同专业国立私立负担程度最高都是医学、口腔系。家庭负担程度低的是教师教育系及私立文科系等。而勤工助学及奖学金是减少家庭支付及家庭负担的途径。但学生收入靠勤工助学也影响学习时间也存在如何适当的问题。
三、对家庭负担的学费资助效果
该研究提出奖学金及学费减免等学费资助有减少家庭负担的效果。但学费资助也有未减少家庭负担的情况。学生虽有学费资助，但仍有未能减少家庭支付而不得不考虑设法增加收入的问题。但如图表7所示，日本育英会的奖学金获取人国立私立都是负担程度最低，奖学金如实显示要减轻学费负担。相反，家庭负担程度高的却出现奖学金“虽申请但不采用”、“有愿望但不申请”的很多。虽都需要学费资助，但因某些原因有的学生不采用或未申请，有的学生确实需要减轻学费负担。而日本现在的学费资助很不充分。另外，对有愿望但不申请的学生搞清原因也特别重要。日本育英会以外的奖学金及学费减免也有同样趋向。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家庭收入分配中存在家庭支付多的“勉强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如图表8所示，奖学金的获取率低。国立的第1收入组中家庭支付最低占72％的7成以上，而家庭负担最重的阶层奖学金获取率仅占18％的2成以下。私立的各占62％的6成以上及24％的4分之1。未获取的原因是未符合育英基准(学业成绩)等基准、考虑将来的负担未申请。这些家庭支付和家庭负担重的阶层如果无奖学金则需要更多的家庭支付或勤工助学。日本育英会奖学金月额走读生国立的3万8000日元(约每月基本伙食费)，私立的4万7000日元。年额各自约46万日元和56万日元。其他的育英会奖学金也近似。
与此相对，育英会奖学金的收入组国立平均约19万日元，私立平均约21万日元。奖学金的有无对勤工助学收入额无太大变化。即勤工助学的学生是在无奖学金情况下靠多打工来补充，对学生生活也有较大负担，升学本身也有难处。
四、家庭负担与升学可能性模拟实验
对以上分析可见，日本家庭收入分配中存在家庭支付多“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其结果却缩小了不同收入阶层升学机会的差距。因此，假如这些“勉强支付”的家庭不选择升学，不同收入阶层就学率的差距将扩大到何等程度该研究简要进行了模拟实验。如图表3所示，国立的第1收入组中家庭支付最多阶层占全体的1.6％，其次是家庭支付多的阶层也占2.7％。尤其是第Ⅱ收入组中，家庭支付最多阶层也占2.7％。假如这3个群体放弃升学，在此状况下，国立的不同收入阶层就学率如图表9所示，将从24％下降21％、第Ⅱ收入组从20％下降18％。其他收入组的就学率则相对上升。其结果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就学率差距在扩大。尤其将第1收入组的家庭支付的中等群体、第Ⅱ收入组的高等群体与第Ⅲ收入组的最高群体这3个群体相加，6个群体放弃升学。即假如从图表3的左下对角线上6个群体不能升学，再计算就学率。其结果第1收入组就学率将下降18％、第Ⅱ收入组的就学率将下降16％，而相对的中高收入阶层各增加20％和22％，收入阶层之间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私立方面如图表10所示，3个群体除外状况下，第1收入组就学率、第Ⅱ收入组就学率各自从15％下降12％、从17％下降15％即降至2～3％，6个群体除外状况下10％与13％将大幅度减少，与中高收入阶层的就学率差距将从2倍增至3倍大幅度扩大。
其模拟实验显示了与家庭收入相比，家庭负担重的阶层放弃了升学的假设状况。但重要的是低收入的高教育费负担阶层如放弃升学，不同收入阶层的就学率差距当然将扩大。相反，这些阶层“勉强支付”的教育费负担在缩小大学升学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高等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问题又难以见到。
五、学费的家庭负担与学费资助
据文部省1996年“学生生活调查”。在国立大学或公立大学的学生宿舍生活中，获取奖学金及学费减免或两方都得、勤工助学挣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的学生数也确实存在。1996年度国立大学的住宿学生家庭平均收入约640万日元明显低，学费减免占20％以上，获取奖学金半数以上。对这些阶层如果无奖学金学习将极困难。
目前，日本的家庭学费负担重并有加大的倾向。尤其低收入阶层家庭学费负担重。存在“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和勤工助学多的学生对“学习、生活难适应”。其结果。缩小了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问题，运用模拟实验已有显示。但这些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和学生掩盖了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之间差距的严重问题。
对这些家庭及学生的学费负担，学费资助有减轻其压力的效果。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效果大。相反，如果无学费资助，越来越多的学生将难升学，不好处理的适应问题可能上升，这显示出学费资助的有效性。但日本存在不申请或不采用的学生约20％也不少，显示了学费资助也有限度。对不申请的学生也提出有必要利用广告活动等让众所周知。但对不采用的学生也应说明只对必要资助者而并非是学费资助的普及。另外，不仅是获取率，其金额也仅是目前的奖学金及学费减免，对学生生活的适应方面仍有难处。
但日本现在主要靠公共负担的学费资助在目前财政状况下大幅度增加难指望。迫使重新估价公共补助应有举措。不太增加公共负担而减少私人负担的方法是用奖学金尤其是贷学金会有效。因利用奖学金并非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收入阶层差距，能减少勉强支付高等教育费的家庭及学生的负担。这对教育机构的公共补助相比虽明确制定以学生及家庭为目标，但更应考虑有助于教育机会的均等。不仅国公立大学，对私立大学的公共补助及其方法也期待再次研讨。
奖学金尤其助学贷款并非是万能良药。日本亦存在还贷违约、获取基准制定及获取手续繁杂等助学贷款方式许多难题。原有方式重新梳理也很必要。但含有这些观点对教育费的公共负担与私人负担、机构补助与个人补助的问题在财政制度审议会及中央审议会等争议中也包括在内，但依此制定的政策二战后几乎并未形成。目前，日本有关教育费负担的总结研讨已有强烈要求。
六、几点政策性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其当前我国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之际，探析1996年度日本国立大学最低收入阶层子女的学费减免状况、家庭负担最重的学生因未符合育英基准(学业成绩)奖学金获取率仅占18％、依法实行助学贷款的学生却违约等问题而反思我国相同难题，笔者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
1、应解决特困生资助不足难题。
因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约2500万人(超过美国学生数)，毛入学率占22％。为促进教育公平，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2007年对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学校等全年投入经费达154亿元左右，空前加大。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总数20％的贫困生得到每人每年2000元的助学金。但10％左右的特困生仍存在学费拖欠问题。这也反映出重要的教育转移支付中财政转移支付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专项转移支付的高等教育特困生资助仍未落实。
为解决特困生资助不足这一难题，应依据高等教育财 政运行公平原则(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代际公平)中的纵向公平对不同社会群体给予不同的对待。因此，尽管2007年我国教育部和财政部提出《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着重考虑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对贫困农民、进城民工、下岗职工、不同地区的其他低收入人群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的弱势群体的特困生实行学费减免。
2、应促进学费与奖学金配套政策的公平性。
现在日本的国立私立大学都成了高学费、低奖学金体系。其奖学金的金额绝对额虽增加，但与学费大增相比，其比重年年减少。而学生资助制度未能大幅度扩充。但从大学独自奖学金制度发展看，日本已有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类型。全体大学的79％有此制度，普及率较高。但奖励学生人数在调查对象全体大学中仅5万人以下太少。供给奖学金的平均额也是优秀生约32万日元，生活困难生约12万日元。成绩优秀生及竞技体育优秀生供给奖学金多，但生活困难生贷学金多。另外，对生活困难生还有监护人死亡、事故、失业等特定限制事例多。
对比之中，我国1997年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受教育者或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培养成本)之后，从2004年起，一般院校出现“高收费+低资助”现象，资助供给与需求相比缺口比较大。笔者认为，为改变这些资助不足推动教育财政的公平和效率性应参考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马丁·卡诺伊(C arnoy，2006)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模型，即对私人收益率高的学科和高等院校，实行高收费和学生贷款项目对节约成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更有效；对私人收益率低但具有高外部性的学科和高等院校，实行低收费和高的直接财政资助对节约成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更有效。因此，我国公共财政更应投资于私人收益率低但外部性高的领域。
3、应实行连锁型贷学金的最佳还贷方式。
连锁型贷学金含按贷款人的收入决定还款额、贷款人的收入在最低基准以下可以延期还贷、一定期间后或一定年龄以上最终可以免还贷款以减少负担感三方面。但对比可见，日本的还贷期限是从大学毕业6个月开始到20年以内。拖欠一年以上的还贷者法院将强制执行没收工资等来解决。因此，日本还贷效率高常被称道。但2004年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还贷回收率为92％左右。而违约的25万人中约有一半是不满一年的拖欠者。即该支援机构虽用电话通告、催促连带担保人、通过法院强制扣工资等，但费用与效果很差。因此，从2004年度又开始实行机关保证制度取消申请助学贷款时必须有保证人的规定等。
我国2004年6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政策上也延长还贷年限6年、申请比例占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总数20％，但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底，全国累计申请贷款学生数112.5万人，仅占全部在校生数的12.5％。而银行审批的贷款人数仅占申请贷款学生312％的35.1万人。分析日本还贷违约、我国银行惜贷及澳大利亚助学贷款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以法律保障为前提、再按照上述连锁型贷学金的步骤运行才能真正发挥助学贷款的最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