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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医院原来是魅力花园
莫斯科的城市格局据说是“城市中有森林，森林里有城市”。比之肺科医院，恰巧也是类似的格局——只是小一号而已。
如果不是进入大门后新近启用的多栋赭色的高楼，初进肺科医院的人还真容易把医院和花园搅和在一起。
接待我们的肺科医院院长费苛自豪地说，在上海，类似的“寓园林于医院中”的浓荫成片，万紫千红的医院还真不多。
这里是上海市杨浦区西北部，旧名“叶家花园”。过桥，掠过数栋民初风格的别墅型办公楼和草坪，就是一片以明清传统遗绪为主导，兼以西式建筑点缀其间的江南园林。
园林中静静镶嵌着的一个湖泊叫“叶湖”。
绿荫中是罗马廊柱深拥的“小白楼”，叶湖边是紫藤松萝浅吻的“七星轩”——四眺古木葱茏，沿径奇石罗列，波光岛影，飞阁流丹，叶湖内有三个大岛环绕交错，岛与岛，均以亭桥勾连；岛与湖，水气氤氲遥望。湖泊假山、楼台亭阁、小溪流水、曲折蜿蜒，在20世纪初的上海私人园林中，可与西南的“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各擅胜场。
这座花园，就是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前身。如此美景的背后，有着叶氏家族的传奇故事。伴随着费苛院长的旁白，肺科医院的传奇径直走向我们。
花园竣工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叶家花园的“叶家”，即曾驰骋上海滩的传奇巨商叶澄衷家族。
叶澄衷是宁波人，出身贫寒，11岁给油坊打工，14岁来到上海，在黄浦江上摇小舢板。17岁那年的一天，一位外商乘他的小舟过渡到十六铺，上岸时把一只皮包忘在了船上。叶澄衷拉开皮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与支票，于是在十六铺等待失主一直到傍晚，那位外商才急忙来找回皮包。那位外商拉开皮包见一文不少，拿出厚厚一叠的钞票要叶澄衷收下以表酬谢，叶不肯要：“我如果要你的钱的话，就不会在这里等你了。”
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的中国部经理，他为叶澄衷的诚信深深感动，就让他去管理火油仓库并请来老师教他学习文化。22岁，在外商帮助下，叶澄衷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取得了火油经营专利权，凭借着清醒的头脑和天赋，开始发迹，逐步成为上海的巨商，产业涉及五金、钢铁、煤炭、缫丝、金融等，并热衷慈善。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20世纪30年代我国结核病猖獗，而当时上海还没有一所结核病医院。为填补这个空白，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医学专家颜福庆博士多方奔走呼吁，向社会各界名流募集资金。1933年2月，颜福庆向自己的学生、叶澄衷之子叶子衡谈及医学院还须筹建一所专门医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和父亲一样素来热心于教育与公益事业的叶子衡闻后，当即将自己的私人花园——“叶家花园”捐赠给上海医学院建立第二教学医院，专门收治肺科病人。
1933年6月15日，医院正式开业，颜福庆为首任院长。为纪念叶澄衷，医院命名为“澄衷医院”，又名“澄衷肺病疗养院”。
巧合的是，2000年，颜福庆创立的上海医学院（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并入复旦大学，而当年的叶家花园、现在的肺科医院则隶属于同济大学系统，与复旦邯郸校区仅一街之隔。
历经抗战与内战的炮火，新中国成立后，“叶家花园”仍按澄衷疗养院命名。
“几经沧桑，几经更名，‘叶家花园’不知怎么地总是和‘呼吸’有关，总是脱不开‘肺’的干系。”费苛笑着说，1984年11月，上海市第一结核病医院、上海市第二结核病医院、上海市结核病防治所联合成立了上海市结核病防治中心。同年，上海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分中心迁入，指导我国南方十六省、市自治区的结核防治工作。1989年12月，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
1995年医院申报第一批三级甲等医院并获批，这是肺科医院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通过等级评审，医院院的各项管理逐步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过渡。
1998年12月根据卫生改革发展的需要，上海市卫生局决定组建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并将上海市结核病中心防治所、上海市职业病防治院（临床部分）的业务和功能整合入院。“这意味着，医院的社会责任大大加强了，公益性增强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SARS’、‘禽流感’、重大国际会议的安全保障都离不开肺科医院的重量级参与”费苛说，至此，医院名称正式变更为“上海市肺科医院”。
肺移植成功率国际领先
和筛查正面碰撞，和雾霾正面碰撞，肺科医院不仅在肺癌诊治领域成果斐然，它的胸外科、结核病、职业病科等发展水平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善于解决其他医院无法应对的疑难杂症。
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姜格宁介绍说，肺气肿和肺纤维化的晚期，因为病人自身的肺功能已经丧失，基本上只能靠肺移植手术救治，而肺移植手术成功的难度非常高。“整个身体里面两个器官的移植是最困难的，一个是肠道，另一个就是肺；因为它们跟体外是直接连通的，这样就会很容易感染。”
国内首例成功的活体肺移植手术就是在肺科医院完成的。2008年底，郑州的11岁男孩小杉被当地医院诊断为先天性肺发育不良，肺囊性纤维化终末期，双肺毁损，重度低氧血症。想救孩子，只有肺移植一条路可走。经过多方咨询，父母带着孩子来到了国内进行肺移植手术经验最丰富的上海市肺科医院。医院建议进行亲子间的肺移植手术，夫妻俩没有犹豫，同时决定捐肺救儿子。幸运的是，经过检查，一家三口的血型完全一致，配型比较理想。姜格宁说，成人一共有5片肺叶，考虑到父母俩今后的生活质量，当时医院决定从父亲和母亲身上各取下一片肺叶移植给孩子。2009年2月，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男孩术后的生命体征平稳，关键的双肺容积、造气量、呼吸频率等指标也都基本正常。按医学界的共识，手术之后一个月内，病人存活良好，就认为手术是成功的。
姜格宁说，尽管手术本身非常成功，但非常可惜的是，大概半年以后，由于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感冒后导致感染。感染之后又没有及时救治，从郑州再送到上海市肺科医院时，孩子已经是呼吸衰竭，医生无力回天了。“我们对所有的病人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会制定一个时间表，按时跟踪手术后病人的情况。这个孩子是在我们的随访间歇出了问题。” 姜格宁介绍，肺科医院目前已做过成功的肺移植手术60多例，成功率大约为76%。这个成功率并不是按一个月算的，而是按手术后之后5年，病人还存活，而且生活质量也不受影响，才能纳入统计，也就是5年存活率。这个成功率，比美国要高5个百分点。如果这些病人不做肺移植，那么他们的自然生存时间一般是不超过两年的，但是现在经过肺科医院的手术，就有70%的概率能多存活几年。
2007年，胸外科成功地为一例75岁高龄的老人施行再次肺移植手术，成为目前亚洲该类手术成功的最高年龄纪录。
肺科“独门”三绝技
如果肺科医院的“肺移植”算是一招“独门绝技”的话，那么除了肺移植，肺科医院的胸外科在针对疑难杂症方面，还身怀两招“独门绝技”。
例如气管手术，这在胸外科手术里面是最困难的。虽然说气管只是一根管道，但这个管道因为长度有限，如果切了一部分，再接回去，长度不够，“那我们只能修修补补，但是修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就跟下水道一样，你补得多了，里面就可能堵住了；少了就可能掉了又漏了。”
姜格宁介绍说，肺科医院针对气管手术做了大量的工作。“专业的说法是气管成形，就是把它原来的形状给改变了，但是功能不变。一般的医院一般的医生做不了这个事情，因为这里面的危险是很大的。就是这根管道，如果是没修补好，朝里面陷进去了，病人马上就窒息了；如果是朝外面翻开来了，那就是感染，细菌就直接进入到胸腔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命悬一线’，不允许我们反复修补。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机会，修得不好人就没了。”尽管难度很高，但肺科医院接诊在国内医院辗转多次的很多特殊病例后，都能成功实行手术修补。这些成功案例许多发表在了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上。
类似的例子还有对难治性脓胸的处理。所谓脓胸，就是在其他医院手术失败了，胸腔里留了一个洞，肺填不满。细菌长在这个洞里面，就导致感染、化脓、发烧。医生要做的是把这个洞填起来，不让细菌留在里面。以前的做法是拿一些辅料填充进去，但这不解决问题，因为是其他的材料，病人的身体会产生排斥。
姜格宁介绍说，肺科医院的创新技术就是从病人身体上其他地方取一块肉，填补过来，就不存在排斥反应了，这项技术是和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整形科联合研发的。完整专业的叫法是“难治性脓胸游离肌瓣填充修补术”。
他解释说，医生要在病人身上的其他合适的地方取一块肌肉，带皮带肉一起取下。“而且是游离的，不是说直接转过来就好了，是这一块肌肉取下来以后，要放在旁边修修剪剪，修完以后还要保证它活，活了以后再种到胸腔上去。自身的皮肉把胸腔的窟窿堵住了，今后长好了就真正成为病人身体的一部分了。”
肺科医院把这个项目在美国、欧洲、亚洲的胸外科医学会议上拿出去和同行分享，“人家都觉得这是很养眼的”。
“所以总的来讲，我们一是将现在普及的技术深挖；二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能把最后一道关卡防住；第三点就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尽量保证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姜格宁说，“医院鼓励大家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解决别人解决不了但是对病人而言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就需要动脑筋，还要承担风险，勇于去探索。而且这个探索要总结国外的、国内的、前人的所有经验教训，要把这个方案设计得万无一失，才能成功。”
公共卫生的“三角洲部队”
就算是“老上海人”也很少知道，大名鼎鼎的肺科医院除了“为大家的呼吸谋太平”外，还肩负着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殊使命。
现在的叫法是“公益”。
换句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静如处子”的肺科医院一旦遇到公共空间的非常事件，将立刻如军人一样，“动如脱兔”。
事实上，隶属于肺科医院的上海市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队，万一遇到核化紧急事故发生时，将像“三角洲部队”一样为上海这座特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挑起保驾护航的重任。
建于2005年的上海市核化救治中心，下辖核辐射事故及化学中毒事故两支医学应急救治队。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汽车、石油、化工、能源等支柱产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大力发展核能，建立核电站、各类核实验室等，其中涉及到的化学物及辐射物相当多。应急救治队的主责就是承担上海市及周边地区核辐射、化学中毒事故的现场处置、转运及医学救治工作。
“除了新近召开的‘亚信会议’的安全保障，2010年，核化救治中心还承担了上海世博会保障任务”。 肺科医院肺内科主任医师张哲民介绍说，尤其要强调的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肺科医院的救治人员立刻奔赴机场，为归国人员进行辐射检测；与此同时还在医院为民众提供核辐射应急救治等。
他还透露，有一次浙江义乌打击赌场，发现赌博机内有放射性物质，可能受到辐射的人员也都是送到肺科医院的核化救治中心来进行检测，并清除辐射影响。这类案例虽然不多，但是社会意义重大。
2013年11月，核化救治中心进行了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演练，模拟上海某化工厂一储气罐发生爆炸，处置35名工人化学中毒症状；以及上海某核设施发生可疑泄漏事件，现场救治伤员的两个场景。演练在两支队伍38名队员的努力下圆满完成，展示了救治中心的实战能力，做到了“战时能战，平战结合”。
2003年的非典，以及近年来的禽流感，肺科医院都是主要的防治单位，往往承担了“第一波”的防护救治。虽然自1998年更名为“上海市肺科医院”之时，肺科医院已经从结核病的防治开始转型为服务更多类型的患者人群；然而医院的公共卫生服务部分，并未因为改制而削弱，相反还得到了高速发展的机遇。
谈到原因，张哲民认为：“现在的真实情况是，转型之后，肺癌等病症的治疗变成了重点，但是‘结核’这样的公卫难题，我们要比人家专门看结核不看肺癌的机构要看得好，是因为我们在肺癌治疗方面的资源又可以投入到结核的研究上面来。这两块的‘同旁内角互补’，要比原来的单一结构优化。通过‘蝉蜕式”的转型，我们就成功地实现了内在实力的提升。”
从根子上说，肺科医院的中长期发展谋略是：集约化整合，扩大规模、拓展方向，通过某一个方向的专注投入，做成一个拳头品牌，一旦医院的整体名气上来了，也就带动了整体学科的发展。“这就跟叶澄衷一样，他的资金雄厚了就有能力做善事了；我们现在整个体量大了，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就可以更多。所以我们现在是秉承这样战略思考，继续往下走。”
这样的发展思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莫斯科的城市格局据说是“城市中有森林，森林里有城市”。比之肺科医院，恰巧也是类似的格局——只是小一号而已。
如果不是进入大门后新近启用的多栋赭色的高楼，初进肺科医院的人还真容易把医院和花园搅和在一起。
接待我们的肺科医院院长费苛自豪地说，在上海，类似的“寓园林于医院中”的浓荫成片，万紫千红的医院还真不多。
这里是上海市杨浦区西北部，旧名“叶家花园”。过桥，掠过数栋民初风格的别墅型办公楼和草坪，就是一片以明清传统遗绪为主导，兼以西式建筑点缀其间的江南园林。
园林中静静镶嵌着的一个湖泊叫“叶湖”。
绿荫中是罗马廊柱深拥的“小白楼”，叶湖边是紫藤松萝浅吻的“七星轩”——四眺古木葱茏，沿径奇石罗列，波光岛影，飞阁流丹，叶湖内有三个大岛环绕交错，岛与岛，均以亭桥勾连；岛与湖，水气氤氲遥望。湖泊假山、楼台亭阁、小溪流水、曲折蜿蜒，在20世纪初的上海私人园林中，可与西南的“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各擅胜场。
这座花园，就是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前身。如此美景的背后，有着叶氏家族的传奇故事。伴随着费苛院长的旁白，肺科医院的传奇径直走向我们。
花园竣工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叶家花园的“叶家”，即曾驰骋上海滩的传奇巨商叶澄衷家族。
叶澄衷是宁波人，出身贫寒，11岁给油坊打工，14岁来到上海，在黄浦江上摇小舢板。17岁那年的一天，一位外商乘他的小舟过渡到十六铺，上岸时把一只皮包忘在了船上。叶澄衷拉开皮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与支票，于是在十六铺等待失主一直到傍晚，那位外商才急忙来找回皮包。那位外商拉开皮包见一文不少，拿出厚厚一叠的钞票要叶澄衷收下以表酬谢，叶不肯要：“我如果要你的钱的话，就不会在这里等你了。”
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的中国部经理，他为叶澄衷的诚信深深感动，就让他去管理火油仓库并请来老师教他学习文化。22岁，在外商帮助下，叶澄衷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取得了火油经营专利权，凭借着清醒的头脑和天赋，开始发迹，逐步成为上海的巨商，产业涉及五金、钢铁、煤炭、缫丝、金融等，并热衷慈善。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20世纪30年代我国结核病猖獗，而当时上海还没有一所结核病医院。为填补这个空白，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医学专家颜福庆博士多方奔走呼吁，向社会各界名流募集资金。1933年2月，颜福庆向自己的学生、叶澄衷之子叶子衡谈及医学院还须筹建一所专门医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和父亲一样素来热心于教育与公益事业的叶子衡闻后，当即将自己的私人花园——“叶家花园”捐赠给上海医学院建立第二教学医院，专门收治肺科病人。
1933年6月15日，医院正式开业，颜福庆为首任院长。为纪念叶澄衷，医院命名为“澄衷医院”，又名“澄衷肺病疗养院”。
巧合的是，2000年，颜福庆创立的上海医学院（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并入复旦大学，而当年的叶家花园、现在的肺科医院则隶属于同济大学系统，与复旦邯郸校区仅一街之隔。
历经抗战与内战的炮火，新中国成立后，“叶家花园”仍按澄衷疗养院命名。
“几经沧桑，几经更名，‘叶家花园’不知怎么地总是和‘呼吸’有关，总是脱不开‘肺’的干系。”费苛笑着说，1984年11月，上海市第一结核病医院、上海市第二结核病医院、上海市结核病防治所联合成立了上海市结核病防治中心。同年，上海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分中心迁入，指导我国南方十六省、市自治区的结核防治工作。1989年12月，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
1995年医院申报第一批三级甲等医院并获批，这是肺科医院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通过等级评审，医院院的各项管理逐步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过渡。
1998年12月根据卫生改革发展的需要，上海市卫生局决定组建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并将上海市结核病中心防治所、上海市职业病防治院（临床部分）的业务和功能整合入院。“这意味着，医院的社会责任大大加强了，公益性增强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SARS’、‘禽流感’、重大国际会议的安全保障都离不开肺科医院的重量级参与”费苛说，至此，医院名称正式变更为“上海市肺科医院”。
肺移植成功率国际领先
和筛查正面碰撞，和雾霾正面碰撞，肺科医院不仅在肺癌诊治领域成果斐然，它的胸外科、结核病、职业病科等发展水平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善于解决其他医院无法应对的疑难杂症。
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姜格宁介绍说，肺气肿和肺纤维化的晚期，因为病人自身的肺功能已经丧失，基本上只能靠肺移植手术救治，而肺移植手术成功的难度非常高。“整个身体里面两个器官的移植是最困难的，一个是肠道，另一个就是肺；因为它们跟体外是直接连通的，这样就会很容易感染。”
国内首例成功的活体肺移植手术就是在肺科医院完成的。2008年底，郑州的11岁男孩小杉被当地医院诊断为先天性肺发育不良，肺囊性纤维化终末期，双肺毁损，重度低氧血症。想救孩子，只有肺移植一条路可走。经过多方咨询，父母带着孩子来到了国内进行肺移植手术经验最丰富的上海市肺科医院。医院建议进行亲子间的肺移植手术，夫妻俩没有犹豫，同时决定捐肺救儿子。幸运的是，经过检查，一家三口的血型完全一致，配型比较理想。姜格宁说，成人一共有5片肺叶，考虑到父母俩今后的生活质量，当时医院决定从父亲和母亲身上各取下一片肺叶移植给孩子。2009年2月，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男孩术后的生命体征平稳，关键的双肺容积、造气量、呼吸频率等指标也都基本正常。按医学界的共识，手术之后一个月内，病人存活良好，就认为手术是成功的。
姜格宁说，尽管手术本身非常成功，但非常可惜的是，大概半年以后，由于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感冒后导致感染。感染之后又没有及时救治，从郑州再送到上海市肺科医院时，孩子已经是呼吸衰竭，医生无力回天了。“我们对所有的病人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会制定一个时间表，按时跟踪手术后病人的情况。这个孩子是在我们的随访间歇出了问题。” 姜格宁介绍，肺科医院目前已做过成功的肺移植手术60多例，成功率大约为76%。这个成功率并不是按一个月算的，而是按手术后之后5年，病人还存活，而且生活质量也不受影响，才能纳入统计，也就是5年存活率。这个成功率，比美国要高5个百分点。如果这些病人不做肺移植，那么他们的自然生存时间一般是不超过两年的，但是现在经过肺科医院的手术，就有70%的概率能多存活几年。
2007年，胸外科成功地为一例75岁高龄的老人施行再次肺移植手术，成为目前亚洲该类手术成功的最高年龄纪录。
肺科“独门”三绝技
如果肺科医院的“肺移植”算是一招“独门绝技”的话，那么除了肺移植，肺科医院的胸外科在针对疑难杂症方面，还身怀两招“独门绝技”。
例如气管手术，这在胸外科手术里面是最困难的。虽然说气管只是一根管道，但这个管道因为长度有限，如果切了一部分，再接回去，长度不够，“那我们只能修修补补，但是修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就跟下水道一样，你补得多了，里面就可能堵住了；少了就可能掉了又漏了。”
姜格宁介绍说，肺科医院针对气管手术做了大量的工作。“专业的说法是气管成形，就是把它原来的形状给改变了，但是功能不变。一般的医院一般的医生做不了这个事情，因为这里面的危险是很大的。就是这根管道，如果是没修补好，朝里面陷进去了，病人马上就窒息了；如果是朝外面翻开来了，那就是感染，细菌就直接进入到胸腔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命悬一线’，不允许我们反复修补。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机会，修得不好人就没了。”尽管难度很高，但肺科医院接诊在国内医院辗转多次的很多特殊病例后，都能成功实行手术修补。这些成功案例许多发表在了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上。
类似的例子还有对难治性脓胸的处理。所谓脓胸，就是在其他医院手术失败了，胸腔里留了一个洞，肺填不满。细菌长在这个洞里面，就导致感染、化脓、发烧。医生要做的是把这个洞填起来，不让细菌留在里面。以前的做法是拿一些辅料填充进去，但这不解决问题，因为是其他的材料，病人的身体会产生排斥。
姜格宁介绍说，肺科医院的创新技术就是从病人身体上其他地方取一块肉，填补过来，就不存在排斥反应了，这项技术是和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整形科联合研发的。完整专业的叫法是“难治性脓胸游离肌瓣填充修补术”。
他解释说，医生要在病人身上的其他合适的地方取一块肌肉，带皮带肉一起取下。“而且是游离的，不是说直接转过来就好了，是这一块肌肉取下来以后，要放在旁边修修剪剪，修完以后还要保证它活，活了以后再种到胸腔上去。自身的皮肉把胸腔的窟窿堵住了，今后长好了就真正成为病人身体的一部分了。”
肺科医院把这个项目在美国、欧洲、亚洲的胸外科医学会议上拿出去和同行分享，“人家都觉得这是很养眼的”。
“所以总的来讲，我们一是将现在普及的技术深挖；二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能把最后一道关卡防住；第三点就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尽量保证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姜格宁说，“医院鼓励大家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解决别人解决不了但是对病人而言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就需要动脑筋，还要承担风险，勇于去探索。而且这个探索要总结国外的、国内的、前人的所有经验教训，要把这个方案设计得万无一失，才能成功。”
公共卫生的“三角洲部队”
就算是“老上海人”也很少知道，大名鼎鼎的肺科医院除了“为大家的呼吸谋太平”外，还肩负着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殊使命。
现在的叫法是“公益”。
换句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静如处子”的肺科医院一旦遇到公共空间的非常事件，将立刻如军人一样，“动如脱兔”。
事实上，隶属于肺科医院的上海市核化应急医学救援队，万一遇到核化紧急事故发生时，将像“三角洲部队”一样为上海这座特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挑起保驾护航的重任。
建于2005年的上海市核化救治中心，下辖核辐射事故及化学中毒事故两支医学应急救治队。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汽车、石油、化工、能源等支柱产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大力发展核能，建立核电站、各类核实验室等，其中涉及到的化学物及辐射物相当多。应急救治队的主责就是承担上海市及周边地区核辐射、化学中毒事故的现场处置、转运及医学救治工作。
“除了新近召开的‘亚信会议’的安全保障，2010年，核化救治中心还承担了上海世博会保障任务”。 肺科医院肺内科主任医师张哲民介绍说，尤其要强调的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肺科医院的救治人员立刻奔赴机场，为归国人员进行辐射检测；与此同时还在医院为民众提供核辐射应急救治等。
他还透露，有一次浙江义乌打击赌场，发现赌博机内有放射性物质，可能受到辐射的人员也都是送到肺科医院的核化救治中心来进行检测，并清除辐射影响。这类案例虽然不多，但是社会意义重大。
2013年11月，核化救治中心进行了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演练，模拟上海某化工厂一储气罐发生爆炸，处置35名工人化学中毒症状；以及上海某核设施发生可疑泄漏事件，现场救治伤员的两个场景。演练在两支队伍38名队员的努力下圆满完成，展示了救治中心的实战能力，做到了“战时能战，平战结合”。
2003年的非典，以及近年来的禽流感，肺科医院都是主要的防治单位，往往承担了“第一波”的防护救治。虽然自1998年更名为“上海市肺科医院”之时，肺科医院已经从结核病的防治开始转型为服务更多类型的患者人群；然而医院的公共卫生服务部分，并未因为改制而削弱，相反还得到了高速发展的机遇。
谈到原因，张哲民认为：“现在的真实情况是，转型之后，肺癌等病症的治疗变成了重点，但是‘结核’这样的公卫难题，我们要比人家专门看结核不看肺癌的机构要看得好，是因为我们在肺癌治疗方面的资源又可以投入到结核的研究上面来。这两块的‘同旁内角互补’，要比原来的单一结构优化。通过‘蝉蜕式”的转型，我们就成功地实现了内在实力的提升。”
从根子上说，肺科医院的中长期发展谋略是：集约化整合，扩大规模、拓展方向，通过某一个方向的专注投入，做成一个拳头品牌，一旦医院的整体名气上来了，也就带动了整体学科的发展。“这就跟叶澄衷一样，他的资金雄厚了就有能力做善事了；我们现在整个体量大了，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就可以更多。所以我们现在是秉承这样战略思考，继续往下走。”
这样的发展思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