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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美国芝加哥的现代期货市场，成为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全球金融创新的重要基础，是美国政府大国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崛起也需要大国金融的配套。
那么，中国期货市场在大国金融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如何鼓励期货市场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金融战略高地？
近20年成功与不足
中国期货市场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目前全国有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一家金融期货交易所和160余家期货公司，商品期货上市品种23个，涉及农产品、金属、能源和化工等多个领域，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大宗商品品种体系。随着今年4月股指期货的上市，中国金融期货体系建设也开始启动。
2009年中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全球占比43％，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继续保持骄人的增长势头，前十个月同比增长接近50％。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海外关注度不断提升，部分品种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定价的参考。有的商品交易所甚至被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作为中国市场化建设的典型来游说国会，反对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动的贸易冲突。
中国期货市场的活力，充分显示了市场化经济对期货市场发展的巨大需求。与成熟国家相比，新兴和转轨国家的产业链发展尚不成熟，为期货品种创新提供了更多机会。如塑料期货，在欧洲上市几乎没有交易量，在中国上市却获得巨大成功。
可以说，我们适逢历史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交汇的重要发展机遇，中国期货市场完全具备超越国际成熟市场的现实基础。
中国期货市场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最为突出的是，目前发展基本属于粗放型增长。品种层次、样式较为单一，制度规则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信息技术系统相对落后。
品种、制度、技术上的简约，决定了交易所、行业、市场只能停留在较为原始的发展层次上，无法汇集形成高端金融人才，难以具备引领世界潮流的实力，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发挥也因而受到较大制约。
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缺乏相应的战略定位高度。长期以来，我们把期货市场简单地作为普通生产服务的工具来看待，导致金融属性不强、机构参与不足、专业程度不高，因此难以被人们上升到大国金融层面来认识。
如前所述，期货是金融服务业里的服务业，本身并不掌握“资源”，这一特性决定了，它可以发展为高端行业，也很容易流于初级，可以是“凤凰”，也可以是“麻雀”，可以是“打工皇帝”，也可以是“农民工”。
其次是未能完全面向市场，缺乏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国际期货市场基础产品已从实物商品走向金融工具、并从金融工具走向抽象指标的环境下，我们的品种建设在很多领域仍属一片空白，品种开发没有产生一流的创造性突破，基本停留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同时，基础制度设计大多属于舶来品，因为认识、法制、监管方面的原因，在品种上市、交易规则、交割结算等方面，与目前国内市场习惯有所不符，且与当前国际市场趋势亦已存在较大脱节，所以我国的期货市场目前既是一个发展较快但又相对封闭的市场。
大国金融重要部分
以国际经验看，期货市场作为全球商品流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是美国政府全球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美国期货市场已成为全球各类大宗商品和主要金融工具的定价中心。
期货市场的不断创新对美国国力提升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仅助推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也加强了其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软实力。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原油价格逐步市场化，美国抓住机遇，上市了原油期货，建立起全球原油贸易的定价基准，在能源进口中牢牢掌握价格主动权。美国每年原油进口总额数千亿美元，微小的价格优势即可带来数十亿美元收益，石油期货的上市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利益实在难以估计。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提高经济效率，放开了各大战略性产业的管制。
期货市场在这一“去管制”进程中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以其杠杆效应及组合功能为私募基金、投行等创造更为灵便的投资渠道，促进各类企业和机构的壮大，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此外，期货市场还为美国企业在全球投资中提供了战略利器。
美国跨国公司利润有25％以上来自境外投资，目前海外留存资金已超过1万亿美元，期货市场不仅保障了海外投资收益的稳定性，还为美国企业提供规避境外管制的工具，使之能更加便畅地实现流动性的跨国配置，分享其他地区发展成果。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期货市场为美国确保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美国率先推出外汇期货，通过便捷的汇率投资、避险工具，增强了境外投资者持有美元的信心。
毫不夸张地说，期货市场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模式的国际扩张。金融期货被公认为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之一，美国期货市场创新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成就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现代金融制高点的占领，使美国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灌输其金融理念，强化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规则掌控权。
2008年由美国首先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曾使许多人对美国衍生品泛滥的批评祸及期货市场，但时间和实践证明，美国在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期货市场总体上是健康的，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受到削弱。
相反，期货市场在美国经济复苏和扩大美国经济影响力方面却呈现出强烈的扩张性。美国几家著名的期货交易所凭借其丰富的市场经验、雄厚的金融资本、先进的技术系统和机制优势，积极参股海外期货交易所。
在欧洲，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已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子公司。
在新兴国家，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10％以上的股权已为美国金融机构所控制；印度几家主要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最大股东里都有美国投行、基金的踪影；俄罗斯目前正在与美国商讨共同投资建立新的区域性期货交易所；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东、南非等国，美国交易所也与当地主要期货交易所签订了合作投资或技术输出等协议，致使全球期货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已不能置这一市场于度外，相反，应把这一市场的发展纳入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未来角色与现实挑战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如不考虑服务业，经济产值已与美国相差无几，大国崛起势在必然。在未来持续发展中，内有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物价上涨、资产泡沫等问题，外有资源瓶颈、人民币升值、外需下降、节能减排等压力，因此需要调结构、保增长。
金融危机后，各国超额发行钞票，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并将导致货币贬值，推升大宗商品价格。在全球市场联动的大环境下，为更好应对发达国家的遏制，避免被动补贴海外市场，保持更为灵活主动的调控政策，中国基础行业的市场化、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是大势所趋。
作为贯穿于贸易、投资、金融各领域的全方位服务工具，期货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是金融技术进步的结果。掌握这一高端金融技术，“退”可抵御外来风险，“进”可抢占国际金融高地。
中国在迅速崛起中正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方面，市场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金融服务体系本身结构优化的配套；另一方面，逐步开放金融体系，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博弈中掌握主动，需要相应的金融实力做基础。
提升期货市场发展层次，内可增强企业、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拓展和深化，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外可培育顶尖人才，强化资源、金融定价能力，提高国际规则话语权，提升贸易、金融、文化软实力。
因此，如能发展运用得当，期货市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矛”与“盾”。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在大国崛起路程中，期货市场任重而道远。
要提升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层次，发挥其服务于大国金融的功能，实现超越，一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定位期货市场，未雨绸缪，对其长远发展统筹规划；二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创新氛围，打造“高端品牌”；三是要适时推进交易所的市场化进程，使之更加贴近市场，更具国际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关注中国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走向。
新兴市场的发展面临与旧体制割裂的阵痛与冲突，如何把握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难题。在强调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偏重于行政管制的力量也许是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较好选择，但考察俄罗斯、巴西的市场发展路径，我们不应该过多地陶醉在现在这个模式获得的成功，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是市场活力与市场主体的创新。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上述方面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与一些新兴市场相比，我们在有些方面还是落后的。
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我们可供投资者选择的金融产品还比较少。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中国的投资市场往往显得匮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后果是促使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进一步强化，这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对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市场的作用发挥还相当不够，对市场的管制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加不利。
笔者从事过市场监管工作，从监管理念上，更主张不应将市场管制满足于简略状态，而是要因势利导，让新产品、新事物沿着有益的方向发展，为市场的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促进产品的丰富和技术的提升。
从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和战略考虑，在推进期货市场稳步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尽快改变期货市场的法制环境，推进商品交易法的制定，加大期货金融知识的普及和运用，放松期货市场的管制，增加期货市场的交易商品，让更多的企业和机构能熟练地利用期货市场，实现期货市场质的飞跃，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实施期货金融战略所必须做的功课。而且，这些功课完成时间越短，期货金融对中国崛起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那么，中国期货市场在大国金融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如何鼓励期货市场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金融战略高地？
近20年成功与不足
中国期货市场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目前全国有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一家金融期货交易所和160余家期货公司，商品期货上市品种23个，涉及农产品、金属、能源和化工等多个领域，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大宗商品品种体系。随着今年4月股指期货的上市，中国金融期货体系建设也开始启动。
2009年中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全球占比43％，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继续保持骄人的增长势头，前十个月同比增长接近50％。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海外关注度不断提升，部分品种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定价的参考。有的商品交易所甚至被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作为中国市场化建设的典型来游说国会，反对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动的贸易冲突。
中国期货市场的活力，充分显示了市场化经济对期货市场发展的巨大需求。与成熟国家相比，新兴和转轨国家的产业链发展尚不成熟，为期货品种创新提供了更多机会。如塑料期货，在欧洲上市几乎没有交易量，在中国上市却获得巨大成功。
可以说，我们适逢历史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交汇的重要发展机遇，中国期货市场完全具备超越国际成熟市场的现实基础。
中国期货市场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最为突出的是，目前发展基本属于粗放型增长。品种层次、样式较为单一，制度规则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信息技术系统相对落后。
品种、制度、技术上的简约，决定了交易所、行业、市场只能停留在较为原始的发展层次上，无法汇集形成高端金融人才，难以具备引领世界潮流的实力，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发挥也因而受到较大制约。
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缺乏相应的战略定位高度。长期以来，我们把期货市场简单地作为普通生产服务的工具来看待，导致金融属性不强、机构参与不足、专业程度不高，因此难以被人们上升到大国金融层面来认识。
如前所述，期货是金融服务业里的服务业，本身并不掌握“资源”，这一特性决定了，它可以发展为高端行业，也很容易流于初级，可以是“凤凰”，也可以是“麻雀”，可以是“打工皇帝”，也可以是“农民工”。
其次是未能完全面向市场，缺乏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国际期货市场基础产品已从实物商品走向金融工具、并从金融工具走向抽象指标的环境下，我们的品种建设在很多领域仍属一片空白，品种开发没有产生一流的创造性突破，基本停留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同时，基础制度设计大多属于舶来品，因为认识、法制、监管方面的原因，在品种上市、交易规则、交割结算等方面，与目前国内市场习惯有所不符，且与当前国际市场趋势亦已存在较大脱节，所以我国的期货市场目前既是一个发展较快但又相对封闭的市场。
大国金融重要部分
以国际经验看，期货市场作为全球商品流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是美国政府全球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美国期货市场已成为全球各类大宗商品和主要金融工具的定价中心。
期货市场的不断创新对美国国力提升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仅助推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也加强了其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软实力。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原油价格逐步市场化，美国抓住机遇，上市了原油期货，建立起全球原油贸易的定价基准，在能源进口中牢牢掌握价格主动权。美国每年原油进口总额数千亿美元，微小的价格优势即可带来数十亿美元收益，石油期货的上市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利益实在难以估计。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提高经济效率，放开了各大战略性产业的管制。
期货市场在这一“去管制”进程中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以其杠杆效应及组合功能为私募基金、投行等创造更为灵便的投资渠道，促进各类企业和机构的壮大，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此外，期货市场还为美国企业在全球投资中提供了战略利器。
美国跨国公司利润有25％以上来自境外投资，目前海外留存资金已超过1万亿美元，期货市场不仅保障了海外投资收益的稳定性，还为美国企业提供规避境外管制的工具，使之能更加便畅地实现流动性的跨国配置，分享其他地区发展成果。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期货市场为美国确保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美国率先推出外汇期货，通过便捷的汇率投资、避险工具，增强了境外投资者持有美元的信心。
毫不夸张地说，期货市场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模式的国际扩张。金融期货被公认为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之一，美国期货市场创新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成就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现代金融制高点的占领，使美国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灌输其金融理念，强化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规则掌控权。
2008年由美国首先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曾使许多人对美国衍生品泛滥的批评祸及期货市场，但时间和实践证明，美国在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期货市场总体上是健康的，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受到削弱。
相反，期货市场在美国经济复苏和扩大美国经济影响力方面却呈现出强烈的扩张性。美国几家著名的期货交易所凭借其丰富的市场经验、雄厚的金融资本、先进的技术系统和机制优势，积极参股海外期货交易所。
在欧洲，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已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子公司。
在新兴国家，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10％以上的股权已为美国金融机构所控制；印度几家主要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最大股东里都有美国投行、基金的踪影；俄罗斯目前正在与美国商讨共同投资建立新的区域性期货交易所；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东、南非等国，美国交易所也与当地主要期货交易所签订了合作投资或技术输出等协议，致使全球期货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已不能置这一市场于度外，相反，应把这一市场的发展纳入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未来角色与现实挑战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如不考虑服务业，经济产值已与美国相差无几，大国崛起势在必然。在未来持续发展中，内有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物价上涨、资产泡沫等问题，外有资源瓶颈、人民币升值、外需下降、节能减排等压力，因此需要调结构、保增长。
金融危机后，各国超额发行钞票，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并将导致货币贬值，推升大宗商品价格。在全球市场联动的大环境下，为更好应对发达国家的遏制，避免被动补贴海外市场，保持更为灵活主动的调控政策，中国基础行业的市场化、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是大势所趋。
作为贯穿于贸易、投资、金融各领域的全方位服务工具，期货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是金融技术进步的结果。掌握这一高端金融技术，“退”可抵御外来风险，“进”可抢占国际金融高地。
中国在迅速崛起中正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方面，市场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金融服务体系本身结构优化的配套；另一方面，逐步开放金融体系，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博弈中掌握主动，需要相应的金融实力做基础。
提升期货市场发展层次，内可增强企业、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拓展和深化，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外可培育顶尖人才，强化资源、金融定价能力，提高国际规则话语权，提升贸易、金融、文化软实力。
因此，如能发展运用得当，期货市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矛”与“盾”。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在大国崛起路程中，期货市场任重而道远。
要提升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层次，发挥其服务于大国金融的功能，实现超越，一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定位期货市场，未雨绸缪，对其长远发展统筹规划；二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创新氛围，打造“高端品牌”；三是要适时推进交易所的市场化进程，使之更加贴近市场，更具国际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关注中国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走向。
新兴市场的发展面临与旧体制割裂的阵痛与冲突，如何把握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难题。在强调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偏重于行政管制的力量也许是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较好选择，但考察俄罗斯、巴西的市场发展路径，我们不应该过多地陶醉在现在这个模式获得的成功，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是市场活力与市场主体的创新。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上述方面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与一些新兴市场相比，我们在有些方面还是落后的。
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我们可供投资者选择的金融产品还比较少。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中国的投资市场往往显得匮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后果是促使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进一步强化，这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对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市场的作用发挥还相当不够，对市场的管制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加不利。
笔者从事过市场监管工作，从监管理念上，更主张不应将市场管制满足于简略状态，而是要因势利导，让新产品、新事物沿着有益的方向发展，为市场的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促进产品的丰富和技术的提升。
从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和战略考虑，在推进期货市场稳步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尽快改变期货市场的法制环境，推进商品交易法的制定，加大期货金融知识的普及和运用，放松期货市场的管制，增加期货市场的交易商品，让更多的企业和机构能熟练地利用期货市场，实现期货市场质的飞跃，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实施期货金融战略所必须做的功课。而且，这些功课完成时间越短，期货金融对中国崛起的推动作用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