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直到那时，在很多美国人眼里，我还是一个来自神秘东方国度的人，所有的研究者均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奇迹充满好奇，但同时又没有一本能够让他们整体了解这段变革历程的著作，于是，在那一年离开美国之前，我与肯尼迪学院达成了创作中国企业史的研究项目意向，由此也开始了探索这段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历史的过程，最终诞生了《激荡三十年》这本书。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对我而言意味着投入巨大的精力查阅海量的信息，而在写作当中，困难随处都是，从体例的设立到资料的收集整理，从逻辑的梳理到艰辛的写作，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在大雾中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行。
　　而对于历史而言，更是如此。那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特殊历史，其丰富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国近现代企业的百年成长，遭遇了两次劫难，一是1949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劫，这使得从1978年开始的企业发展处在一种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荒芜起点。很多的事件，由此成为唯一的标本。
　　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其中尤以经济改革为甚。如果作一个比喻，中国便仿佛是一个从贫穷到富有的城镇，在变富的过程中，市场和资源不断在重新配置。其中还充斥着国有、民间和跨国三种资本的博弈，但也正是这种市场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国的国营企业变革也历经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它经历了20年的放权式机制改革。
　　相较于宏观经济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人物的命运更加耐人寻味。从现在来看，改革其实是被一种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推动的，而推动这段历史的，包括一个个力量弱小的个人。在我看来，与今日广为人知的陈天桥、黄光裕相比，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牟其中、储时健，以及李经纬、顾雏军的故事更应该被记住，他们是中国企业史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在以往，我们一直忽视或不肯承认杰出的个人和领袖对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力，特别是在利益取向十分功利的企业界，一个人决策的准确或失误，完全能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这其间有选择的科学性，操作的得当性，主观和客观的影响与干扰，甚至还有运气的成分。但在这样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人物的命运变迁始终应该处于关注的焦点，《激荡三十年》在做的，就是记录这些经常被忽视的个人。
　　事实上，早在2002年，国内就出版过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企业史》，但那是由多人合作、编撰而成的一个资料性著作。与其相比，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试图去完成一部教科书或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我是想做一个商业时代的细节记录者。门肯说，新闻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有时候，历史也是。往往一个细节的发现，会让整段貌似定案的历史翻天覆地。也便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言：无数时间无谓的流逝，只为了衬托那一瞬间的闪耀，光只一瞬，便可为历史永远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