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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安事变、鲁迅逝世，等等。《中国的一日》大型征文活动，也是发生在这一年并为后人一再提到的事情。事实上，类似的征文活动并非“史无前例”，也并非“后无来者”，它能在历史上留下较重的一笔，与时代背景、发起者的创意、编辑者的劳动，都不无关系。
邀请茅盾担当主编
1936年春天，高尔基在苏联发起和主编《世界的一日》的消息传到国内，上海生活书店的创办者邹韬奋受到启发，想袭用这个思路编一本《中国的一日》。
4月下旬，邹韬奋找到茅盾，提出这个想法，并请茅盾担任《中国的一日》的主编。茅盾起初推辞说：“你应该请鲁迅来编。”邹韬奋以鲁迅身体不好、不便烦扰为由，面露难色。茅盾便不再推辞，担当下来。
随后，他们开始讨论编辑方案。邹韬奋显然有备而来，茅盾后来回忆，谈到活动的目的时，邹韬奋提出：这是一种很活泼的形式，可以通过它来反映全国各地民众抗日的要求，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作一对照；也可以向读者介绍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全国的黑暗面和光明面。为对付国民党当局，邹韬奋还拿出了一个11人的编委会名单：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邹韬奋。茅盾表示赞同：“各方面的人都有了，只是颜色还是红了一点。”他提出还应请蔡元培写一篇序言。他们商定，文体不拘，小说、散文、书信、日记、短剧、游记、报告以至绘画、摄影都可以，篇幅在1000字以内。
茅盾问：计划编多少字呢？邹韬奋答：从书店的财力考虑，最好50万至70万字。茅盾说：70万字的定稿恐怕要看3倍以上的稿件。邹韬奋说：我知道你看稿子的速度，几百万字是不在乎的。一来一去之间，事情就初步定下来了：《中国的一日》的编辑包给茅盾，人手不够，由茅盾自己去想办法，如超过70万字，编辑费相应增加。
选定5月21日这一天
他们还确定“中国的一日”，选择在一个月以后的5月21日，“因为这一天是极平常的一天（如选在某个节日上，来稿内容就可能千篇一律），距今尚有一个月，估计再偏僻的城镇在5月21日前也能见到征文启事”。
5月21日这天看似平常，实则也值得纪念。1927年的这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中国的一日》的助理编辑孔另境曾透露说：“5月21日，就是‘马日’（以韵目代日），用以纪念震惊世界的‘马日事变’的。”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湖南军阀何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在4月底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死党叶琪、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随后，何键委托其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乱主力。5月17日，叛乱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推定许克祥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21日晚11时许，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也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百余人，被捕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已无法计算。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史称“马日事变”。
可见，茅盾和邹韬奋把“一日”选择在5月21日，是动了心思的。
一两天后，上面11位编委在一家餐厅聚会，进一步讨论《中国的一日》的编辑体例。据茅盾回忆：“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可按文章内容来编排，也有的主张文体加以分类，最后有人提出：既然是‘中国’的一日，就应该按各省来分编，上海等几个特别市可单独成编。大家认为这个意见最好。”餐会上还决定除征稿外，再通过私人关系去联系和约稿。
不久，《中国的一日》征文启事在全国各大报刊相继登出，上海的一家报纸上登出的征文启事说：“恳请全国各界人士留心自己在5·21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记录下来，作为全中国在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横断面。”
3000篇来稿筛选出490篇
到6月初，应征稿件便源源而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二三百篇。茅盾把内弟孔另境请来当帮手，负责登记、初读、分类，并把他认为不适用的稿件作内容摘要，茅盾则根据摘要进行抽查。7月初，他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来稿达3000多篇，约600万字。远远超过了邹韬奋和茅盾当初的预计。应征者覆盖了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内蒙之外的全国各省；也覆盖了除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和职业；侨居南洋、泰国、日本等地的赞助者也纷纷写来稿件。
接下来，就是茅盾称之为“日以继夜”的紧张的选编过程，他甚至为此累得小病了一场。到7月中旬，他们从3000多篇来稿里选出800多篇，130万字，但仍超过了预定字数的一倍，显然还需要继续压缩、割爱。
茅盾和孔另境制定了这样一个严格选文的标准：“同一地区投稿多的，要严格选取；同一地区来稿中内容相同的也要严格选取；第一看内容，第二看文字的工拙，内容好而文字拙的，要想法选用；内容必须是记的5月21日发生的事，而且须有社会意义或至少能表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或能与另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作一对比；要照顾到地区的差别，边远省份来稿极少者，即使质量再低也要选用；一些特殊的稿件也要采用。”在这个标准下，茅盾又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做了一次从严选取，最后筛出490篇，80万字。生活书店也认可了这个篇幅。
鲁迅帮助挑选木刻画 9月15日，80万字的《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从4月底邹韬奋和茅盾初议此事，到书稿的出版，总共不到5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可谓“神速”了。
期间，除了《中国的一日》的倡导者、主编及十来个编委，还有不少名家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来。黄炎培、陈独秀等提供了稿件，蔡元培及时送来了序言，鲁迅也热心地帮助挑选木刻画，提了许多中肯的建议。《鲁迅日记》1936年9月27日写道，“……午后得生活书店寄赠之《中国的一日》三本”。
书稿的设计者是书籍艺术家叶灵风，他后来回忆说：“此书篇幅很厚，用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装订。书脊用双线连环组成了图案，表示团结，书名写美术字，布面的烫金，纸面的印黑色字；封面图案都轧硬印。”
茅盾也为《中国的一日》写了一篇代替前言的总结式的文章——《关于编辑的经过》。这篇文章说：
这本书所收的，是向来从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人们的作品为最多。因为他们的稿子最适合于我们的标准，因为是赖有他们，这本书的材料才不单调，而展示了中国一日人生之多种的面目。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大多数向不写稿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等，他们的来稿即在描写技巧方面讲，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真的！从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楼和草棚，从小城镇的冷落仄隘的市尘，从农村的断垣破屋，从学校，从失业者的公寓，从军营，从监狱，从公司公署，从工厂，从市场，从小商店，从家法森严的旧家庭……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勤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魂的交响乐！然而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最后的两句话，是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名言，鲁迅也十分赞赏这两句话。
在编辑《中国的一日》的同时，孔另境还编辑了生活书店临时增加的两个选题——《一日间的报纸》和《一日间的娱乐》。时间也是选择在5月21日。生活书店替编者搜集了全国各地近百种报纸，孔另境给每种报纸写一个简单的“提要”，列出社论、重要新闻和副刊文章的标题，摘录某些重要的社论和文章，此为《一日间的报纸》。《一日间的娱乐》是摘抄5月21日这天各省重要城市中娱乐活动的内容，如电影、戏剧、广播节目等。
我们不妨从洋洋80万字的《中国的一日》中，摘录一篇里的几段，作为本文的结尾，也让今天的读者看看70多年前江南小城镇的风情。这是一位署名诸君的作者写的《嘉兴城之一日》，文中的内容和茅盾的总结大体呼应。值得一提的是，征文里写到的南湖，在15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
太阳好久不见了，今天破例的露出头脸。
清晨微风吹拂着，我开始在全城印着游踪。县政府旁边的空场，许多人在杂乱的集合，那是公务员的军事训练。
小城市里面人们起床比较大都市早些，八点钟街上买菜提马桶的人已经很拥挤了。凑巧又碰着阴历初一，北大街的商店，都高烧着红烛在供神，穷人也沾神的光，从乡下有大批的乞丐到城里赶节期。他们大都是三三五五的结成伙伴在集团结婚时髦的时代实行集团乞讨。集团毕竟有力量，旁观看去，他们好像在讨债，不像在乞讨，而商店也似破例的慷慨，成串的铜板堆在柜台，一批一批的开发。在店伙不屑的眼光中又似含着无可奈何的神气。
……
在这动摇的时代动摇的社会中，小市民们必然的要怠惰，放纵。街上往来着的人们，女人们散披着发，涂着不均匀的胭粉，走着迟钝的步子，男人们斜着嘴眼，手捧着鸟笼向茶馆里钻，一壶茶泡半天，嘉兴城里只茶馆就有一千多家，操持淫业者有海陆空的分别，旧社会的罪恶表现，嘉兴实是立在尖端。
在这种死寂的空气中从北城转过西城，沿着河岸，几条挂着铜牌的狗驯服的蜷伏着，经常的有些乞丐与他们作伴。巷子的拐角，贴着公安局刊印的“不准小便”的条子，马路阴沟上盖着“建设局制”的铁板。顺着倾脂河，有许多载稻草的板船停在那里，在草堆中留出方洞通进舱底，龌龊的孩子，便从那里爬出爬进。
南城，兵士散在河的两岸，有的肩荷着沉重的铁具，咒骂着向营房走去，有的赤着脚在河旁洗皮革，嘴里哼着小调。旁边有洗衣服和淘米的女人。
……
穿过几个龌龊的巷子，走进河旁小码头，五六个人蹲在地上赌钱。一个小乞丐在解开裤子捉虱，沿岸靠一只船，五色的布都褪了颜色，还挂着一面“世界旅行三民演剧团”的旗子。
嘉兴南湖在江南很有名声的，但南湖的有名是由于船娘。说湖说船，都使人气闷。这里的船在密密的篷子下，只看到内部布置的精致，看不到湖光水色外面的景致。下午为找无篷的舶板几乎走遍半个城，结果还是靠捕鸟的小船，渡我们到烟雨楼。
在岸上，白发苍苍的老婆子感慨的说：“唉，年纪老了不中用，抢不过年轻人的生意。”她怨恨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年青的同道者。为些许的同情，在晚霞辉映中坐她的船划回东门。
晚饭后，漆黑的巷子里同年轻的船娘扳谈，我问她：“南湖有什么好去处？”她说：“有电灯。”我说：“不喜欢电灯。”她说：“有黑暗的地方。”恐伯坠入黑暗的深渊，我终于拐出巷子，再走进大街。旅社门旁两个人在吵架，一群旁观者，警察叱骂着。
夜色渐渐深了，嘉兴城里的市民，又将这样过去了一天。我鼓起最后的勇气顺着西大街长长的石路行着前进，想在这夜游里寻出些奇异。但在黑暗中，高高的槐树挺立着，路旁垣头上爬着些不知名的花不时散出香气。黑暗的尽头还有更大的黑暗处所，那就是第三监狱。门口一个守兵在微弱的灯光下孤立着，他说：“里面有四百多的犯人。”这是在黑暗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一天的游程就此悄悄的结束。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研究中心主任）
邀请茅盾担当主编
1936年春天，高尔基在苏联发起和主编《世界的一日》的消息传到国内，上海生活书店的创办者邹韬奋受到启发，想袭用这个思路编一本《中国的一日》。
4月下旬，邹韬奋找到茅盾，提出这个想法，并请茅盾担任《中国的一日》的主编。茅盾起初推辞说：“你应该请鲁迅来编。”邹韬奋以鲁迅身体不好、不便烦扰为由，面露难色。茅盾便不再推辞，担当下来。
随后，他们开始讨论编辑方案。邹韬奋显然有备而来，茅盾后来回忆，谈到活动的目的时，邹韬奋提出：这是一种很活泼的形式，可以通过它来反映全国各地民众抗日的要求，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作一对照；也可以向读者介绍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全国的黑暗面和光明面。为对付国民党当局，邹韬奋还拿出了一个11人的编委会名单：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邹韬奋。茅盾表示赞同：“各方面的人都有了，只是颜色还是红了一点。”他提出还应请蔡元培写一篇序言。他们商定，文体不拘，小说、散文、书信、日记、短剧、游记、报告以至绘画、摄影都可以，篇幅在1000字以内。
茅盾问：计划编多少字呢？邹韬奋答：从书店的财力考虑，最好50万至70万字。茅盾说：70万字的定稿恐怕要看3倍以上的稿件。邹韬奋说：我知道你看稿子的速度，几百万字是不在乎的。一来一去之间，事情就初步定下来了：《中国的一日》的编辑包给茅盾，人手不够，由茅盾自己去想办法，如超过70万字，编辑费相应增加。
选定5月21日这一天
他们还确定“中国的一日”，选择在一个月以后的5月21日，“因为这一天是极平常的一天（如选在某个节日上，来稿内容就可能千篇一律），距今尚有一个月，估计再偏僻的城镇在5月21日前也能见到征文启事”。
5月21日这天看似平常，实则也值得纪念。1927年的这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中国的一日》的助理编辑孔另境曾透露说：“5月21日，就是‘马日’（以韵目代日），用以纪念震惊世界的‘马日事变’的。”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湖南军阀何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在4月底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北伐前线之机，邀集死党叶琪、周斓、夏斗寅等人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随后，何键委托其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去湖南具体策划。余湘三到长沙后，选定许克祥的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乱主力。5月17日，叛乱干将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等人在小吴门外许克祥团部开会，决定用公开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机关，推定许克祥担任指挥，于5月21日晚上行动。
21日晚11时许，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也均遭叛军疯狂袭击。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百余人，被捕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已无法计算。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史称“马日事变”。
可见，茅盾和邹韬奋把“一日”选择在5月21日，是动了心思的。
一两天后，上面11位编委在一家餐厅聚会，进一步讨论《中国的一日》的编辑体例。据茅盾回忆：“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可按文章内容来编排，也有的主张文体加以分类，最后有人提出：既然是‘中国’的一日，就应该按各省来分编，上海等几个特别市可单独成编。大家认为这个意见最好。”餐会上还决定除征稿外，再通过私人关系去联系和约稿。
不久，《中国的一日》征文启事在全国各大报刊相继登出，上海的一家报纸上登出的征文启事说：“恳请全国各界人士留心自己在5·21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记录下来，作为全中国在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横断面。”
3000篇来稿筛选出490篇
到6月初，应征稿件便源源而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二三百篇。茅盾把内弟孔另境请来当帮手，负责登记、初读、分类，并把他认为不适用的稿件作内容摘要，茅盾则根据摘要进行抽查。7月初，他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来稿达3000多篇，约600万字。远远超过了邹韬奋和茅盾当初的预计。应征者覆盖了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内蒙之外的全国各省；也覆盖了除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和职业；侨居南洋、泰国、日本等地的赞助者也纷纷写来稿件。
接下来，就是茅盾称之为“日以继夜”的紧张的选编过程，他甚至为此累得小病了一场。到7月中旬，他们从3000多篇来稿里选出800多篇，130万字，但仍超过了预定字数的一倍，显然还需要继续压缩、割爱。
茅盾和孔另境制定了这样一个严格选文的标准：“同一地区投稿多的，要严格选取；同一地区来稿中内容相同的也要严格选取；第一看内容，第二看文字的工拙，内容好而文字拙的，要想法选用；内容必须是记的5月21日发生的事，而且须有社会意义或至少能表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或能与另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作一对比；要照顾到地区的差别，边远省份来稿极少者，即使质量再低也要选用；一些特殊的稿件也要采用。”在这个标准下，茅盾又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做了一次从严选取，最后筛出490篇，80万字。生活书店也认可了这个篇幅。
鲁迅帮助挑选木刻画 9月15日，80万字的《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从4月底邹韬奋和茅盾初议此事，到书稿的出版，总共不到5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可谓“神速”了。
期间，除了《中国的一日》的倡导者、主编及十来个编委，还有不少名家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来。黄炎培、陈独秀等提供了稿件，蔡元培及时送来了序言，鲁迅也热心地帮助挑选木刻画，提了许多中肯的建议。《鲁迅日记》1936年9月27日写道，“……午后得生活书店寄赠之《中国的一日》三本”。
书稿的设计者是书籍艺术家叶灵风，他后来回忆说：“此书篇幅很厚，用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装订。书脊用双线连环组成了图案，表示团结，书名写美术字，布面的烫金，纸面的印黑色字；封面图案都轧硬印。”
茅盾也为《中国的一日》写了一篇代替前言的总结式的文章——《关于编辑的经过》。这篇文章说：
这本书所收的，是向来从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人们的作品为最多。因为他们的稿子最适合于我们的标准，因为是赖有他们，这本书的材料才不单调，而展示了中国一日人生之多种的面目。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大多数向不写稿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等，他们的来稿即在描写技巧方面讲，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
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真的！从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楼和草棚，从小城镇的冷落仄隘的市尘，从农村的断垣破屋，从学校，从失业者的公寓，从军营，从监狱，从公司公署，从工厂，从市场，从小商店，从家法森严的旧家庭……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勤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魂的交响乐！然而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最后的两句话，是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名言，鲁迅也十分赞赏这两句话。
在编辑《中国的一日》的同时，孔另境还编辑了生活书店临时增加的两个选题——《一日间的报纸》和《一日间的娱乐》。时间也是选择在5月21日。生活书店替编者搜集了全国各地近百种报纸，孔另境给每种报纸写一个简单的“提要”，列出社论、重要新闻和副刊文章的标题，摘录某些重要的社论和文章，此为《一日间的报纸》。《一日间的娱乐》是摘抄5月21日这天各省重要城市中娱乐活动的内容，如电影、戏剧、广播节目等。
我们不妨从洋洋80万字的《中国的一日》中，摘录一篇里的几段，作为本文的结尾，也让今天的读者看看70多年前江南小城镇的风情。这是一位署名诸君的作者写的《嘉兴城之一日》，文中的内容和茅盾的总结大体呼应。值得一提的是，征文里写到的南湖，在15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
太阳好久不见了，今天破例的露出头脸。
清晨微风吹拂着，我开始在全城印着游踪。县政府旁边的空场，许多人在杂乱的集合，那是公务员的军事训练。
小城市里面人们起床比较大都市早些，八点钟街上买菜提马桶的人已经很拥挤了。凑巧又碰着阴历初一，北大街的商店，都高烧着红烛在供神，穷人也沾神的光，从乡下有大批的乞丐到城里赶节期。他们大都是三三五五的结成伙伴在集团结婚时髦的时代实行集团乞讨。集团毕竟有力量，旁观看去，他们好像在讨债，不像在乞讨，而商店也似破例的慷慨，成串的铜板堆在柜台，一批一批的开发。在店伙不屑的眼光中又似含着无可奈何的神气。
……
在这动摇的时代动摇的社会中，小市民们必然的要怠惰，放纵。街上往来着的人们，女人们散披着发，涂着不均匀的胭粉，走着迟钝的步子，男人们斜着嘴眼，手捧着鸟笼向茶馆里钻，一壶茶泡半天，嘉兴城里只茶馆就有一千多家，操持淫业者有海陆空的分别，旧社会的罪恶表现，嘉兴实是立在尖端。
在这种死寂的空气中从北城转过西城，沿着河岸，几条挂着铜牌的狗驯服的蜷伏着，经常的有些乞丐与他们作伴。巷子的拐角，贴着公安局刊印的“不准小便”的条子，马路阴沟上盖着“建设局制”的铁板。顺着倾脂河，有许多载稻草的板船停在那里，在草堆中留出方洞通进舱底，龌龊的孩子，便从那里爬出爬进。
南城，兵士散在河的两岸，有的肩荷着沉重的铁具，咒骂着向营房走去，有的赤着脚在河旁洗皮革，嘴里哼着小调。旁边有洗衣服和淘米的女人。
……
穿过几个龌龊的巷子，走进河旁小码头，五六个人蹲在地上赌钱。一个小乞丐在解开裤子捉虱，沿岸靠一只船，五色的布都褪了颜色，还挂着一面“世界旅行三民演剧团”的旗子。
嘉兴南湖在江南很有名声的，但南湖的有名是由于船娘。说湖说船，都使人气闷。这里的船在密密的篷子下，只看到内部布置的精致，看不到湖光水色外面的景致。下午为找无篷的舶板几乎走遍半个城，结果还是靠捕鸟的小船，渡我们到烟雨楼。
在岸上，白发苍苍的老婆子感慨的说：“唉，年纪老了不中用，抢不过年轻人的生意。”她怨恨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年青的同道者。为些许的同情，在晚霞辉映中坐她的船划回东门。
晚饭后，漆黑的巷子里同年轻的船娘扳谈，我问她：“南湖有什么好去处？”她说：“有电灯。”我说：“不喜欢电灯。”她说：“有黑暗的地方。”恐伯坠入黑暗的深渊，我终于拐出巷子，再走进大街。旅社门旁两个人在吵架，一群旁观者，警察叱骂着。
夜色渐渐深了，嘉兴城里的市民，又将这样过去了一天。我鼓起最后的勇气顺着西大街长长的石路行着前进，想在这夜游里寻出些奇异。但在黑暗中，高高的槐树挺立着，路旁垣头上爬着些不知名的花不时散出香气。黑暗的尽头还有更大的黑暗处所，那就是第三监狱。门口一个守兵在微弱的灯光下孤立着，他说：“里面有四百多的犯人。”这是在黑暗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一天的游程就此悄悄的结束。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