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记得初见文音时,看着她走进大田办公室,我心中的忐忑(面对作家从文字里走到现实,我总是忐忑)。长长直直的头发,异国风情的服饰,具有穿透力的眼神。她用低沉嗓音慢慢说话,嘴角有一抹浅浅的笑,耐心地与我讨论着照片与封面的选择……我那时想起多年前读着她的《过去》,那些书里的文字,陪伴我度过一个天空不晴、适合缓慢的假日下午。
　　文音寄来的信,主旨总是很简短。点开信件,看着她言简意赅的交代,我用以时间培养出的默契解读。
　　文音会是编辑喜爱的作家。她往往将稿件、照片,整理得利落后,才交到编辑手上,让编辑在编务工作开始前,就能充分明白新作的逻辑与意旨。这是谨慎,也是体贴。
　　身为编辑的我,自然而然对她的作品产生敬意,不敢轻忽。
　　
　　《艳歌行》是我编文音的第一本书,也是“台湾百年物语”的首部曲,三年多时光过去,来到《短歌行》。
　　这三年来,文音并未松懈写作,出版了《三城三恋》、《少女老样子》、《大文豪与冰淇淋》、《慈悲情人》几部作品。或是旅游散文、或是小说,每本书都是她这些年来一段经历的沉淀。
　　对文音的忠实读者来说,书中这些旅途笔记与思路的转折,都是滋长他们更加热爱文学的养分。作为台湾文学界壮年作家的代表,文音的文体有着高密度的细腻,感性但不矫情,并兼有视野与观点。从编辑的眼中看来,写作对文音来说,是天生就会的,是许多有心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渴望但不可得的才华。
　　这几年来,文音的创作野心是长篇大河小说。她以台湾这块土地为舞台,以台湾人的际遇作为剧本,计划先以三部巨著来书写百年台湾,它们分别是:《艳歌行》、《短歌行》与《伤歌行》。
　　《艳歌行》说的是1989年后,台湾男女的青春艳事。她以30万字的重量,书写台北城里的情色逸乐,如何与欲望拉锯,如何对抗城市这具看似与住民关系紧密、实则疏离的无情机器。
　　有人说,文音将“艳事”写得太长。但文音说:“不写那么多的艳,不足以写出‘艳’后的‘腐朽’,最好是读到‘艳’的极致而产生‘厌’的呕吐感。如此很符合当代人的情色众生相。”
　　当代都会里,每个人都是座孤岛,每一段关系都如紧绷的丝弦、张力过大即告断裂。在《艳歌行》里,人与人之间,没有永恒的风景。城市的地貌也是,旧地标的拆迁,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建物的诞生,刺痛了恋旧者的眼。
　　“我知道这一切终将成废墟,但我并没有要永恒啊。”《艳歌行》里,这段话是个刺点。城市男女,哪个相信真有永恒?只有将青春不断延长,与情爱肉搏。
　　
　　相对于《艳歌行》中当代男女青春之“长”,《短歌行》谈论的,则是青春之“短”。
　　《短歌行》从1920年代书写至2009年,将时空从近代拉至当代,“不截断小说叙述的时间之河”。文音想表现的是历史的“意外”与“荒谬”,以及“人的际遇”瞬息万变。
　　80多年的时间之河,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着几次历史大转折──从日本殖民时期,转入了由蒋中正主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蒋经国宣布解严,政党二次轮替……土地的际遇如此多变,连带也影响了土地上的人民的际遇。
　　文音在《短歌行》里,以“钟”姓与“舒”姓这两个家族中男性成员的人生跌宕,导引出她想谈论的“青春之短”与“际遇多变”。
　　青春为何短?因为难以治愈的疾病;因为无法预知的天灾;因为忠于心中理念去对抗当权,而提早结束了青春;因为爱情,往往短暂。
　　际遇何以多变?人的际遇,与时代息息相关。当时代动荡、当人心恐慌,所有人的际遇,都会更增添不确定。
　　
　　至于即将在2010年秋冬出版的三部曲《伤歌行》,则更将时间坐标拉长。从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书写至2010年,且与《短歌行》的男声区隔,以“女腔”发声。文音将以《短歌行》里钟家四个太祖婆拉开历史序幕,最后以“钟小娜”为终曲。
　　擅长写女性的文音,据悉将《伤歌行》里的一幕幕女腔写得淋漓尽致,且已接近完稿阶段。身为编辑,对于在不久的未来就能尽情读稿这事,十分期待。
　　百年物语三部曲彼此间故事虽未连贯,但文音安排了“钟小娜”这号人物,贯穿其中。除了透过小说中人物的视角铺陈故事,有时也会让钟小娜的视角出场,使小说整体结构更具层次,也让三部曲不致溃散。因此,三部曲可不分出版顺序,任意读之,也可依序阅读。
　　那位“钟小娜”,就是文音吗?文音说:“我总是不吝惜让‘我’介入小说世界里,由于‘我’的‘近距离’发音,以至于很多人觉得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事。”
　　“实”与“虚”交错,构筑成文音的小说魅力。
　　至于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不必猜,也不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