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于希斯罗机场3号航运大楼的乘客们的情绪各异：有的平静淡然，有的勃然大怒。
　　9时的时候，航空公司与机场工作人员的数量超过了那些乐观的乘客的数量，那些乘客乐观地认为，天空很快就会放晴，飞机飞过的痕迹将再次布满湛蓝的天空。
　　27岁的美国士兵安东尼·保埃金现在本该在法兰克福的部队报到。相反，他现在正在3号航运大楼外面抽着雪茄，手捧一本《皮条客文化》。
　　他说：“我从达拉斯飞到这里，我曾以为不过一天的时间，我可以等，因为我身上还有一点儿钱。但是我不名一文了，我希望有人能给我们提供住宿，因为我实在没钱了。”
　　“能不能跟家里联系，让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
　　“不可以。”
　　“联系美国大使馆怎么样?”
　　“不可以。”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滞留作何感想?”
　　“嗯，烦躁，无济于事。”
　　这种平淡的心境与他的老乡朱丽叶·福尔曼一致，她正在航运大楼外面的晨光中读书。
　　她说：“我现在本该在赫特福德大学做一场关于《傲慢与偏见》和《僵尸》的学术报告的。但是当我们飞离希斯罗机场大约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被转运到了巴黎。我们周五在那里待了一天，然后周六又被长途大巴通过隧道送回了希斯罗机场。”
　　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这里，并且已经错过了那场题为《敞开的坟墓，开放的思想：吸血鬼与现代文化中的亡灵》的会议。
　　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号乘客蜷缩在客运大楼附近的临时营地：有的疲惫不堪，有的牢骚满腹，有的则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大家都无聊地等到开午饭，然后排队去享受“一些甜点和饮料，冲个淋浴(毛巾稍后会有人送来)”。
　　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保罗与妻子玛丽·里维斯似乎比周围人更有耐心，也更富有幽默感，他从椅子上滑下来，半倚在椅子上，或者干脆躺在地板上一张薄薄的泡沫毯子上。他们于2010年3月初前来英国探亲，妻子玛丽说道：“我们觉得周五之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亲戚，我们一直跟他们住在索尔兹伯里。之前我们已经订了3次机票了，但是工作人员说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尽管保罗与玛丽已经丢失了9只羊驼，但是“邻居们帮我们照看着，而且狗狗们也都在笼子里”。他们知道，自己要比大多数人幸运得多。保罗说：“即使我们晚上走不了，我们在索尔兹伯里的亲戚就会来接我们回去。”
　　42岁的技术工克姆·麦克因特尔来自美国的巴尔的摩，他坐在65岁的母亲辛迪-伯德身边开始倾倒满腹牢骚。“我们被完全忽视了，遭人冷眼，一直睡在地板上，被告知去拨打永远无人接听的电话。他们说可以使用网络，不过每10分钟1英镑(约人民币10元)。我们每天晚上只睡20分钟，航空公司方面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他的母亲出生于英国克里登，但是已经在美国生活了45年，想想自己所受到的待遇，心里也不免生气：“我们似乎就是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只关心欧洲人。我们感到精疲力尽、痛苦不堪。这里像极了流浪汉收容所。”
　　午饭时间到了，来自美国锡克教徒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给他们送来了免费的午餐，是米饭炖菜豆。“周日我们可以吃到香蕉与苹果。”一名37岁的卢旺达中尉奥博德·卡曼达在饭间说道。他正准备从弗吉尼亚返家。使卡曼达气愤的是，似乎只有志愿者关心这些被困人员，航空公司相关人员的缺席让他感到无比愤怒：“我们是他们的乘客。我们为什么要多掏钱去支付话费?他们至少得在这里露个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