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说得容易。提到村上春树29岁才写第一篇小说时，谁的语气里不是带着大器晚成的惋惜。在听一套知识付费课程就号称能摸清一个行当、学会一个技能的推崇快速入门而不再强调稳扎稳打的当下，很少有人像导演王圣志一样能够认清并愿意承认自己在干了半辈子的行业里依然业余得很。
　　40岁之前，听到别人叫王导，他心里不安，不敢接话，回答说，还是叫我名字吧，叫我王圣志。现在稍微好一点，人家叫王导，他难为情地“哎呀”一声，算是答应。
　　拍了近二十年，直到近一两年拍出《早餐中国》和《文学的日常》，王圣志才算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出名与否、播放量多寡，倒不是他心中的评判标准，重要的是，“我跟你说，真的要经过好多年，我40岁以后才懂得怎么拍片，怎么样说一点人话，怎么样让拍摄对象放心下来，用真诚的一面对待镜头。”
　　在他的经验总结里，懂得体悟人情世故以及捕捉真情流露，远比专业知识重要。团队里的年轻导演们参加培训，被告知要摒弃以往书面化的采访腔调，学习以老友的心态去拜访，先关心对方的烦恼。王圣志不会指定他们去看哪些纪录片，但每月都会推荐一两本书，有时还给他们上短篇小說课，或是古典音乐课。书单包括舒国治的《台北小吃札记》《水城台北》;在美国的华人刘震慰写的《故乡之食》;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等等，比起专业的美食书，台湾音乐评论家焦元溥的古典音乐入门书《乐之本事》等杂书和短篇小说居多。
　　看书从短期来看，不会直接作用于拍片，但王圣志相信，书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影像。通过《三言二拍》《老残游记》这类世俗小说，实际上是要打开一种眼光，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而不是有眼无珠，熟视无睹。他又一次提到《红楼梦》，“刘姥姥带着板儿第一次进大观园，进贾府之前，两次扯了板儿的衣服，把他身上衣服扯平了。就这么一个细节，我们都觉得无比美好。拍片其实就是拍细节。”
　　“看得见”之后，会发现所谓的生活的美好其实都在身边，所谓的细节都是自己常识里面习焉不察的东西。“都说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是一个概念，你要用细节表现，你要能看得见树下一排打牌打麻将的人，看得见边卖水果边乐呵哼着小曲的阿姨。如果看不见的话，你尽管知道成都是一个休闲城市，可是跟福州、北京有什么差别吗？你每天走过街道无数遍，可是当你从书上获得了街道的历史，你再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强调从文学里面，从书本、小说这些里面去吸收东西。”
　　《早餐中国》火了之后，好些团队找到制片人、同时也是王圣志入行以来的师父洪雷，说也想拍一个类似的片子，洪总你帮忙看一看。洪雷看完后总是不免苦笑，不知道该如何让对方明白，打动人的并不是短视频的形式或是加花字等综艺手段或是五花八门的食物本身，真正能让他们从美食类纪录片中脱颖而出的，正是那些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那些通过一点一滴的微妙镜头传递的人情，是多年经验沉淀下来的、更快找到情感共鸣点以及更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抽炼出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
　　洪雷依然清晰记得好些这样的细节，“比如有一集是爷孙三代，爷爷站在早餐店门口抽烟，他的儿子、就是父亲这一辈，跟他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发现他坐着老爸的凳子，连忙站起来。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平时可能你看素材就放过去了，因为没有情节，但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捡回来。”
　　作为策划人，洪雷回忆，当时原本是想做一个《福建24小时》的纪录片，开拍前大家讨论什么最有特色，有人提到做早餐的人，那个时段最有代表性，“画面感一下出来，我觉得特别好，越想越好，于是就决定单独做早餐。”陈晓卿看完《早餐中国》的样片后，立即决定要联合出品，洪雷半开玩笑说，做《早餐中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陈晓卿逼出来的，“他是大师，他前面那些精致恢弘、纵横四海，连分子料理都说到了，我们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另外找一条路做突围，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一条用短一点、好玩一点、带一点情感的，来做突围的路。我们片子本身体量就不大，有一些人情，有一些温暖的、世俗的东西，其实还挺能打动人。拍多了，它就是一个中国的乡土画卷。”
　　以下为王圣志口述：

顽童的背后是寂寞

　　我带的团队里面，至今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我是王导或是别的什么导。一个人要成为导演，绝对不是因为你会拍片。你能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再加上专业知识，这三个东西都到一定的比例，你才可以称为某导。而且前面的人情跟世事比后面的专业知识还重要。
　　那么何为人情？人情就是你要看到（被）采访者的心理状态。他是高兴的，着急的，还是不高兴的。拍片当然有伦理，你不能随便在人家早餐店集体帮忙的时候，把话筒捅过去说，请问你们的早餐有什么特色？表面上他会说我们早上怎么样，但心里面一定骂我们：滚，我现在正忙着。
　　什么叫世事洞明？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要有一个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某件事情对他是否很重要。我始终觉得东亚文化对情感看得很重。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深情比深刻重要，这个深情就意味着你要有同理和同情之心，要完全理解被采访者的苦和乐，才有办法做到所谓的采访跟拜访，否则都是空话。
　　“拜访”是我一直提倡的概念。采访往往有压迫感，有侵略性，话筒递过去，就是用书面语。“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承您父亲的职业？”去拜访的话，显然就不会这么做，首先不会让他坐着采访，而是让他干着活，我们聊聊天。我显然只会问，你儿子几岁了？他今年上初二了。二次方程这一章很难，数学练得怎么样？把采访者和自己都当作普通人，聊天就能够穿越那种正式语言的外壳，他们讲出来的话，好像是跟观众勾肩搭背讲出来的，而不是从媒体上学过来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言语和话语的是吧？这就要求采访者首先心里就不能当一个记者，不是，我是朋友，我去拜访你，看看你最近有什么烦恼。 　　你看《红楼梦》，曹雪芹他不但能够理解大小姐，也能够理解丫鬟的苦处，甚至他能够理解坏人。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共情，理解一个人的能力，才是做导演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这些东西，拍不了纪录片。
　　最后加一点灯光知识、构图知识、色彩知识、声音知识，他才可以称之为导演。我们这个团队拍片绝对拍不过陈晓卿老师，也拍不过大部分专业的美食节目。我到现在也没有认为我是一个专业者，我始终喜欢业余的态度跟业余的角度。我想我一辈子也应该会将自己定位为业余者。

　　《早餐中国》第二季，拍了温州一个做面结面的小店，店里90%以上都是老头老太太，边吃早餐边喝酒，有的喝啤酒，有的喝白酒，有的老人甚至愿意在镜头面前唱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个是好玩吗？显然不好玩。
　　怎么去理解这些老人家呢？人老了之后，好朋友并不会增多，只会一个个地挂掉了。他们或许住在儿子家，晚辈出于爱护，肯定劝说要戒烟戒酒，可是戒不了，又不能拂晚辈之好意，那就需要找个地方，哪怕是早餐店，跟自己的老哥儿们喝酒。对他们的（理解）不能僅仅定位成老顽童，顽童的背后是寂寞啊。你如果能把寂寞做出来，那就很美好了。
　　你想要片子有诗意，不能只讲苦难。苦难里面的一点点希望，希望里面的一点点悲伤，悲伤里面的一点点坚强，只有这种复杂的情感，才会让偏执逃脱单一的情感，而发出那种类似被大雨淋完后湿漉漉的光芒，这种光芒就叫诗意与温情。

“偶像”跟“榜样”也会掉眼泪、打喷嚏、放屁

　　我2005年进海峡卫视，但入这行更早，差不多1998年。那时我从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年轻教师也没什么课上，大量的时间都在踢球、喝酒、打80分。电视传统媒体那会儿势头正好，我说不行，我要离开，我实在没钱了，就跟着师兄洪雷（现任海峡卫视总监）到了电视台。
　　他当时在中国首个新闻频道（福建新闻频道）做制片，我刚入行的时候连全景、中景、近景都没有概念，就视他为师傅，慢慢跟着学。我们做的第一个节目叫《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把摄像机交给普通老百姓，让他们去拍自己的小孩、父母、身边的人。素人拍片，你想想，不懂得关机，不懂得推拉摇移，结果就有海量的素材。我在那个节目做了三年半，每天都要从几百分钟不知所云的素材里面去找有用的东西。对画面的感觉，所有的基础都是在那时候打下来的。
　　还记得有一位妇女拍她上初中的侄女。侄女家里很穷，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两个人关在一个小蚊帐里面讲悄悄话，灯光非常昏暗，画面素材都很差，可是说着说着小孩就哭了，姑姑也哭了，镜头肯定是抖动的，她就一边拍，另一只手直接穿过镜头去给她抹眼泪，说没有关系，我们拍了这个片子以后，搞不好会有人资助你继续去念高中、念大学。这种无意间暴露出来的真诚，是能够直接命中人的。
　　我最初对“真实”跟“真诚”这两个词（的理解），就从这个栏目学来了，至今受用。所以我到现在做《早餐中国》也好，做《文学的日常》也好，依然有自己的标准，我理解的真实感跟真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两个人在聊天，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怎么样我才可以让你感觉到我这个人是真实的，就是我要给你感觉，往往要把自己的另外一面给弄出来，虚弱的那一面，烦躁的那一面，所以我对真实感最初的获得，它是“反英雄”。很多人拍片有意无意地把这个人变成一个“偶像”或者“榜样”，殊不知“偶像”跟“榜样”也会掉眼泪，会打喷嚏，会放屁。生活里“非英雄”的东西给我的震撼是极大的。
　　之后我去做了很长一段的长纪录片。拍过青岛一个关怀未婚先孕、做人工流产的机构，叫《青春风暴》;拍过绍兴的一个专门给聋哑人当手语翻译的聋哑老师;拍过南京大桥上面一个专门阻止自杀的人，叫《南京大桥守望者》。那个时候还老想着把他们当作一个人物拍，现在我只想把他们当人拍，不要把他当作“榜样”拍，只有闪光是不够的，只有把苦难跟闪光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美好的情感。
　　倒也不是说我关注（弱势）群体，我关注的是个体。就像有一次马原老师在《文学的日常》里对着我讲，他说我是我，我不是我们，我跟我们是不同的概念。可能我会关注每一个个体，在每一次具体情境里面的每一次具体的选择，就让他成为那个人，成为我，而不是成为我们。
　　2014年左右开始，全国电视台突然都在做综艺，那么我也被逼着去做综艺，毕竟能够很快要到广告。我就做了三年的综艺节目，做得实在是够差的，实在告诉你，没人看。也没人知道我拍的什么，用了一些二三线的艺人，也开始玩游戏，也开始玩花字，但是我始终没有喜欢过。
　　第一，我不喜欢跟艺人打交道;第二，他们以游戏为主，以编剧为主，我始终觉得他在演，不管多真，我始终有一层隔膜，不管艺人多么用力地做任务，奋不顾身地做游戏，在我的感觉里，他依旧在演戏。这种演戏是物理上的那种演戏，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艺人因此精神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一些感悟。
　　给艺人拍片很简单，设一个规矩他很快就到位了。给素人拍片，可能要累积两三天以后，突然才会爆发，才会有情绪。他熟悉一个设备都能熟悉一两天，他的拘谨，他的不安，他对电视导演的警惕。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真正愿意敞开那一刻，半小时之内不就拍完了吗？
　　假如他看到镜头怕得要死，根本没有办法张口讲自己的故事，那也不可能拍。《早餐中国》我们每集呈现一家早餐店，但会在当地考察八到十家，有两三个因素要综合考虑。第一是不是老店？它新开一两年，怎么可能有固定味道？它是不是老店很重要，能开15年以上，才有这个本事。再一个就是人物，在美食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以人物作为优先的选择标准。

请允许我这种浅入浅出的片子存在

　　早餐深似海，我们越拍越无知，原本打算拍100集，现在看来肯定不止，说不定会有第四季。短视频（5分钟）的形式不会改变，下一季只想拍得更扎实，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情景下，碰到的具体的困难和麻烦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很深很扎实地去做人的工作，去了解人。
　　好吃的是人，不是早餐。每个开早餐店的人，如果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去拍，说他们传承祖上的早餐事业，具备工匠精神、勤劳勇敢、永不放弃，如果用这三个概念去套，那100集不就是一个故事吗？有什么了不起？要把100集做成100个不同的故事，那才了不起。你只有到现场去才能发现他家的孩子脾气好不好，他们夫妻俩碰到什么麻烦了。这就是我说的“扎实”所在。
　　拍完这个系列，往后不会接着一直做短视频，它的这种流量和热烈，我都觉得有点邪门。怎么会单频道、单平台达到五六亿？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创新的地方，依旧是《自己的故事自己拍》那套东西。只是大家是不是忘记太久了，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和世俗的欢乐。另外，新的也不代表是好的，旧的也不代表是坏的。

　　《文学的日常》也很邪门，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看到非影视圈，比如律师或是其他职业的人在看，在反馈，我就觉得超出预料。跟《早餐中国》比，它是有难度的。观看需要难度，制作需要难度。最初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一段小心愿而已，我跟洪雷都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也是一个以阅读生活为主要娱乐方式的人。大概两年前，两个人就说，不如我们拍点作家这样的片子，就这么简单开始拍了。选的都是对我的成长有过影响的作家，没有纯粹用鲁奖或者茅奖来判定。
　　尽管作家在这个时代已经看起来“不太重要”，但作家仍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群体，主要迷人的地方就是消化生活的能力，大部分作家大量地阅读，长期地思考，他的精神资源是非常广大的。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有时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情感，精准地用言语把来龙去脉给你讲出来，这对于正在混混沌沌生活的我们无疑是一种提醒和帮助。
　　另外就是文学这事情，只要是中国人，你的骨子里跟文学一定有紧密联系。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句诗呢？也许你不再看小说，实际上文学依旧是所有人生活里最隐秘的组成部分，在人的身体里面很深沉。不然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一些人总要惆怅呢？不然喝点酒，面对星空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亲友发那么长的微信，虽然第二天酒醒了后悔不迭？因为在某一个时刻，在有月亮的时刻，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有一些柔软的情感出现。这些情感怎么来的？从文学继承过来的。文学不是奢侈品，它真的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
　　所以《文学的日常》里没有去介绍作家哪一部小说达到什么高峰，谈的都是我们该怎么对待微信，该怎么对待子女的青春期，该怎么对待故鄉，面临死亡。当然比如《文学的故乡》《在岛屿写作》，他们更关注作家的个人创作道路本身。我是这么拍的而已，请允许我这种片子的存在。
　　豆瓣上有人评价说，导演显然没有看过一套书叫《巴黎评论》，做得相当浅。我就赶紧去买了这套书，果然人家早在我之前就已经做过这所有的事情，知人论世、童年、成长这些做得都比我深刻，但是看完了以后，我还是觉得做得浅一点比较好。
　　让大家先进来看，如果他不看，我所做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一开篇就被作家的丰功伟绩、英明神武给吓到的话怎么办？我一开始一定告诉他，马原生病了，跟所有人一样都生病了;麦家有个孩子正处于叛逆期，他很苦恼;马家辉最喜欢吃的是哪家的蛋挞。我一开始肯定要这种，才有办法让观众进来看，之后再慢慢去了解。
　　我希望有一类纪录片是浅进浅出的，做不到深入浅出的话，我可以做到浅进浅出。我最害怕的就是面上看起来很高大上，可是你一看进去发现好浅，不值得看。我们经常在电影院有这种感觉，被影评给忽悠得去看一个电影，说好牛逼的片，看完了以后出门破口大骂。
　　目前在拍的《文学的日常》第二季，我希望让它变得更浅，跟观众之间的隔膜更少，“服务精神”更强。不能一整条片子拍下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比如我该怎么看待我在手机上花了太长时间;我为什么跟家人老是相处得不好，跟我的朋友都好好的……把这种问题有意识跟作家们聊，我觉得我第二次要做得更浅。
　　如何让他们谈论这些问题，我可以做适当的引导。其实第一季里，我的介入就挺多。麦家在一棵树下接受采访时，旁边公园里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唱歌，他说受不了，精神一刻也凝重不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出镜了，给他泡茶，让他安静一会儿;拍小白这期片子的时候，在黄浦江上，他突然就对着镜头说，你比如一个导演，他想不想当台长，他挖空心思想当台长，那时候我也出镜了。这些看似根本就不能剪进去的东西，我都特意留下来了，是想让观众不要在一个闭合的圈子里，完全听作家在“催眠”。我留一个口，告诉观众这只是拍片，你可以从破口出去，也想想自己，你不要完全相信。